「不義而富且貴」的公僕們.

作者：孫慶餘2013•1•09


當考試院為拯救國家財政而大聲疾呼公務員福利暨退休制度改革時，行政院卻繼續維護黑官漂白及國營事業不當福利。無獨有偶，立院刪除部分國營事業績效奬金（約佔全部獎金4分之1），被刪者也憤憤不平，揚言罷工、上街，彷彿刪的是養家餬口的活命錢，而不是不當福利。行政院高官及這些在職、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反應，讓人想到「與虎謀皮」這句成語，想到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

國民黨是標榜儒家思想立國的黨，同時又是軍公教人員的黨。做為軍公教黨，國民黨為自家人通過優渥無比的在職及退休福利，國民黨也以「鈔票換選票」，擁有超大基本盤。但國民黨忘了，它的鈔票是人民納稅錢，不是黨產。當非公務體系的就業人口有3百多萬人月領2、3萬，而全國今年有48%人沒有年終獎金時，全無績效及談不上績效（公營事業沒有競爭，談績效無異指「剝削人民有功」）的公僕們仍得年領3、40萬元年終，這等於政府「率獸食人」，儒家思想立國到哪裡去了？

軍公（包括公營事業）教的不當福利，不只涉及退撫基金及國家財政破產，更涉及制度性製造所得不公。孔子說：「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國家貧窮還不是大患，制度性分配不公才是大患，分配若公平，得少的就不會嫌少，分配不公平，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傾覆。兩千多年來，這個思想主宰中國歷朝興滅，屢試不爽。設若軍公教薪水是一般勞工好幾倍，年終獎金比半數勞工一年所得還多，退休後其他福利更是肥滋滋，社會不平之聲沸反盈天，國家能免於動亂傾覆嗎？

同樣是儒家社會，日本及新加坡公務員「共體時艱」，減薪10餘%到4、50%不等，沒有聽到造反之聲，以浪費公帑（最會貴買賤賣、追加預算、蓋蚊子館）著稱的台灣公僕卻氣勢洶洶。儒家主張的「百姓足，君（公僕）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公僕）孰與足？」在台灣居然倒過來了，人民可以飢欲死，公僕就是要「飽欲死」。

羅爾斯＜正義論＞的正義標準是「所有制度安排必須最有利於少數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如此社會才能確保全體公民公平實現基本權利。而馬政府的油電雙漲卻是將虧損轉嫁弱勢的一般民眾，二代健保補充費也對兼差而無正職（只靠微薄利息、獎金及不定收入）的弱勢者衝擊最大，二者皆未考慮社會正義問題。

如今當吃到飽餐廳充斥軍公教退休座上客，歐美及中國大陸一省一省分次旅遊也儘多這些人，台灣聞名風景區更有所謂「18%道路」，這些錢多到花不完的人，難道不該想想即將破產的國家財政及每人上百萬的國債負擔、想想他們與非公職階層收入的巨大落差嗎？亞里斯多德提倡「矯正的正義」，對不公正的分配結果進行矯正。如果台灣連「矯正的正義」也沒有，那就只能剩下「不義而富且貴」當道了。

台灣準備面對「中國因素」.

 作者：孫慶餘 12.21.12



從年初的總統大選到年尾的媒體購買事件，都看到台資企業紛紛擾擾，有人因此稱2012年是中國因素元年。其實一個國家崛起富強，向周邊乃至全世界輻射影響力，本是有機生命常態，無論保羅甘迺迪＜強權的興衰＞或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都點出大國向外擴張發展的同一命運，兩種論調差別只在「擴張過度必然盛極而衰」及「如何長保強盛不衰」而已。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必將持續加劇，台灣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正面或負面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緩步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台灣人必須歡迎的正面因素。因為台灣無法自外於中國發展，中國好的或壞的發展，台灣都首當其衝。特別在兩岸民間往來已出現虹吸效應下，台灣更不能期待中國因素不及於台灣政治或其他。

舉例說，十幾年前，中共尚須以導彈介入台灣選舉，現在武力威嚇落伍了，大陸台商台企發揮的作用更大，百萬以上經濟選民更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勝因素。也就是這個中國因素，讓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總統一役上敗北；即使馬英九做得再差，未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仍比民進黨贏面大。

同時，也正是這個中國因素，使中國最新護照納入台灣景點，並使海協會宣稱台灣陸委會及海基會的抗議「不成立」。因為根據一中各表原則，台方既可把大陸列入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台方之表），中方自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納入台灣地圖及台灣景點（中方之表），治權分立並無礙於主權共有。

關鍵正在這裡，主權之爭是無效也無意義的，台灣更該擔心的是負面的中國因素。既然中華民國從1949年後在台灣繼續存在，且已實施民主（主權在民），法治雖遭詬病，卻非中國的人治及黨治可比。如果中國只想在杭廷頓所說的「市場共產主義」下統一台灣，不承認西方的民主普世主義（堅持東西方文化發展及國情不同），利用「以民逼官」「以商逼政」方式，逐次深入影響台灣，包括改變台灣的言論自由生態，那將是「自由」生死交關的時刻，對已經成為自由民的台灣人是一場大災難。

福山在蘇東波巨變後提出「歷史終結論」，引用康德的話，重申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人類自由，一部普遍世界史就是說服全人類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但中共專家學者卻不斷否定該一說法，還提出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的另一說法，有意將古代中國的封貢制度重新施行於東亞。

所謂封貢制度，就是你朝貢我、我冊封你（某一特定人士）的宗主國與被保護國關係，由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也是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充滿封建專制色彩，獨缺民主普世主義及聯合國式平等。如果這個負面中國因素會施加於香港，它也可能會如法炮製於台灣，台灣人要注意了。

悲觀主義與世界末日預言

 作者：孫慶餘 2012.12.21


媒體與網路炒作出來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人類又安渡了另一次「末日危機」。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閙劇。瑪雅曆法連自己㓕亡於西班牙帝國都不能預測，怎會有能力預言世界末日？即使有能力，當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只及於中美洲一隅，類似中國古代＜山海經＞的世界觀。

在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沒有打破地球中心說前，人類都活在有限的小世界中，世界末日不過是小世界的末日而已。小世界末日的預言會擴大為全球事件，讓全球各地受到驚擾，全部拜資訊全球化之賜。與以往傳播世界末日的主角多為宗教人士不同，這次瑪雅預言的傳播者主要是網路及媒體，網路謠言的影響及驚悚度也更大，以致連美國NASA都不得不公開闢謠，台灣天文學者也集體加以駁斥。

世界末日說由來久矣。巴斯卡說「人像脆弱的蘆葦，卻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做為一種對宇宙力量既恐懼又無助的生命，毀滅及末日無時不在腦海中。樂觀的人看到進步、永生，悲觀的人看到衰敗、毀滅。宗教是末日說最有力的提倡者，預言末日的不可避免，但也提供救贖的途徑：「天國近了，你要悔改」，地上的天國將誕生於大毀滅大審判之後。把最悲慘的人類末日轉化為最幸福的千禧年，這是宗教空前偉大的辯証發明。

有趣的是，宗教末日說似乎都來自同一源頭，基督教、回教上溯到猶太教，猶太教又上溯到波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即尼采推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神魔二元、善惡兩種力量最終對決、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天堂與地獄等思想，皆為各種宗教承襲。

非宗教末日說同樣預言末日來到前，出現各種異象、亂象（天災、地變、人禍），繼之是可怕的毀滅，但救贖不在宗教，而在人類自己，如上天會降生聖人、超人，拯救將毀滅的世界、重建已毀滅的世界。這種非宗教末日說大都把人類最美好的黃金時代設定在上古，如中國三皇五帝的大同世界，如古希臘的金銀銅鐵時代分期，人類是處境越來越差，最後趨於衰敗毀滅。

而面臨毀滅的人類，最佳境況是「由剝而復」，展開世界另一波循環。循環論也是非宗教界的偉大辯證發明，仿效四時日夜的循環。例如中國鄒衍的五德（行）終始說，金木水火土依序生尅；希臘柏拉圖的城邦周期演進說，政體按君主、僭主、貴族、寡頭、民主、暴民、君主而循環，周而復始。

與末日說或循環說截然不同的是十七世紀的文明進步說，强調科學、理性、樂觀。到十六世紀為止，所有末日說的救贖必須在大毀滅後開始，暴力是舊終點及新起點的命定手段。十七世紀起卻相信科學及理性可以扭轉這種毀滅及循環，人類可以進入另一種向上（演化）途徑。可惜從馬克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必亡論到尼采、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沒落論，又重新喚醒了人類對宇宙力量或歷史力量的恐懼與無助。悲觀主義再度蔓延，而且是廿世紀到廿一世紀大合奏中的主旋律。

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壞事是壞事，好事也是壞事，全球暖化、生態災難、氣候失常、民主失衡、經濟失調、人心不古，都是末日徵象，一切顯示現代社會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連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瀕危的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都預言文明毀滅，更別說整個廿世紀後半期，以「危機」為名的著作無不大賣特賣了。

世界末日預言隨悲觀主義而盛行，雖然讓人害怕沮喪，但包括這次瑪雅曆法鬧劇，都可以視同＜聖經＞中先知的預言，或風暴來臨前風雨燕的鳴叫，其效用在促成人類永恆的警醒，有如卡繆＜瘟疫＞一書在全城倖脫末日刼難後的警語：威脅人類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不死㓕。

馬英九與國家領導力衰敗.

 2012/12/19 作者：孫慶餘


馬總統接受電台專訪，把油電雙漲的失敗責任推給兩大公營事業；又說夫人周美青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談到漸進式終結18%，他刻意模稜兩可，說「在大方向上一定要處理，但具體方式上還有討論空間」。馬的軟弱及卸責，再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對正確的、具歷史高度的事憂讒畏議、躊躇不前；對錯誤的、必然禍延全民的事軽動躁進，出事後又諉過於人。這種領導風格對領導力的傷害莫此為甚。

彼得杜拉克定義領導是一種責任、領導者是擁有追隨者的人、有效領導者是擁有能正確做事團隊的人。馬英九把所有決策及用人錯誤諉過國際因素、前政府因素，無法諉過外界時則諉過陳冲、政府團隊、劉憶如、吳伯雄等，如今又諉過層級更低的公營事業，他如何會有追隨者？同時他不斷諉過他人，逃避杜魯門的「責任止於此處」，效法老子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他如何可能有領導？

既無領導又無追隨者，剩下的將是一批同質性極高的「大小馬英九」，整天挖空心思要讓人民日子更難過。如此無效領導，國家領導力如何會不迅速衰敗？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領導人整天在做微觀管理，跳過行政院、經濟部，歸咎公營事業；跳過教育部，指示學校要蓋多少游泳池。這些都是杜拉克認為國家領導人不該做的事，該做的是「只有總統必須對政府行為負起全責。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在抗拒微觀管理誘惑時，必須確保政府所有事務受到妥善處理。因此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團隊，承擔各領域責任。」結果馬英九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即使是微觀管理，馬都不能勝任。馬被獨派嗆聲、丟鞋子，當天成為全國熱點新聞，馬竟說他是看到晚報報導才知此事。這是非常不恰當的答覆，若非言不由衷，就是後知後覺。他每天有國安日報巨細靡遺呈閱大小事件，他竟說夫人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他是在譏笑國安人員的不盡責？還是譏笑自己的不用功？難怪他脫離民意及常識越來越遠。

他對18%的模稜兩可，更使民眾懷疑，他無意終結這個國家財政的沈重包袱，對逃無可逃的軍公教勞退保破產危機無動於衷，準備推卸給下一任總統。

尼克森的＜領導者＞一書提供我們成功與失敗領袖的活生生例子。「領袖既要有說服力，又要有感動力，能說服人民，也能感動人民。人民會愛戴也會憎恨偉大的領袖，但很少會對他無感。」「偉大的事變造就偉大的領袖。動蕩的年代既造就最優秀人物，也產生最低劣人物。」年金改革及政府改造對台灣都是偉大事變、偉大轉型，台灣卻看不到偉大領袖，看不到愛戴或憎恨，只看到人民對政治領袖冷到極點的無感及國家領導力無可奈何的衰敗。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2012.12.7




清大學生陳為廷怒責教育部長說謊、不知悔改，要求對方道歉，引起保守派言論大反撲，試圖壓制這波「野草莓運動」。從「野百合」到「野草莓」，社會期待學生運動已等了20年。這20年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政治變化，學生卻沒有跟上腳步。遲來的野草莓總萛沒有辜負青春、辜負「大學是社會良心」這塊招牌。保守派加諸他們的罵名如「最沒禮貌」、「公民教育失敗」，不過是「作之君，作之師」的威權主義遺習而已。不要忘了，從古代中國到軍閥民國，政府的貪腐、無能、嚴重失職，照樣激起學生運動，學生的不禮貌比現在猶有過之。

要求禮貌是禮治社會的特徵。這種社會嚴等級關係及名分規定，以建立「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因此被罵不禮貌及被要求道歉的都是下屬、孩子、小民，罵人的統治者及家父長則高高在上。陳為廷把大人的話反其道說出，保守派馬上不習慣，在心中產生「反了」、「年輕人該教訓」怒氣，正是威權主義「吃人夠夠」的典型反應。至於陳為廷的內容對不對及誰是誰非，保守派是不必理會也不屑理會的。台灣法治社會會建立的那麼辛苦、那麼牛步化，看這些「大人」的心態就清楚了。

事實上，禮治社會遠比法治社會落伍。不先談法、談是非，而拿禮治大帽壓人，哀嘆公民教育失敗，正是禮治社會反進步、過不了工業社會尤其是訊息社會門檻之因。西方為什麼進步？法治優於禮治，先問是非，再談上下長幼。如果不是法大於禮、道大於師（「從道不從師」），湯瑪斯‧庫恩所謂的「典範轉移」怎麼發生？科學怎麼進步？門戶之見怎麼破除？亞里斯多德怎麼創立與老師柏拉圖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學說？

柏拉圖的理念論及理想國成為極權主義的鼻祖，被卡爾‧波普指為「開放社會的敵人」；亞里斯多德的實體論及政治學則是近代民主主義的先驅。究竟是法大還是禮大、道大還是師大，已經不辯自明。清大學生對教育部長的小小失禮，從維護民主及學生人權的角度來看，幾乎稱不上失禮或教育失敗，因為國民黨的特務統治餘悸猶存，「關切」是準備對人不利的隱語，「提供名冊」則是約談或抓人的先聲。保守派與其責備學生反應過敏，不如先去責備自己滿手血腥、惡跡昭彰的先輩。

美國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製造了保守反動的一代人，60年代底學生的大反叛正是針對精神被閹割的父兄一輩。台灣學生運動如70年代保釣後崛起的一代、90年代的野百合及現在的野草莓，都有突破前代局限、衝決網羅之心，值得鼓勵。「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亞里斯多德身體力行的名言。韓愈＜師說＞也表示，生在他後面的人比他懂道理，他會「吾從而師之」。老師與學生不是等級用語，而是辦證用語，老師不必然比學生尊道或知法（活在特務統治時代，到處是惡劣校長、惡劣老師），所以連孔子都說「當仁，不讓於師」。不談是非正義而光談尊師重道就不必了。

阿扁組黨等於救民進黨.

2012/12/06




「一邊一國」連線準備組黨的消息，雖然止於傳聞，但以獨派穩定的選民比例（五到十%）及極獨人士的躍躍欲試，成為事實的可能性不小。許多人會以為這將分散綠營票源，對民進黨不利。其實這對徘徊在極獨與務實之間的民進黨，更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極獨被「一邊一國」黨帶走後，從此「利空出盡」，民進黨不必再與這些人虛與委蛇，可以吸引中間票源，專心扮演有政黨輪替希望的政黨。阿扁組黨不只是天大的好消息，還等於救了民進黨。

民進黨的激進與務實矛盾或說意識形態與非意識形態矛盾，自建黨以來始終存在。代表務實的美麗島系與代表激進的新潮流系一直纏鬥不休，差點閙到分道揚鑣。幸好棋高一著的新系總知如何「矛盾共存」。他們並在阿扁執政期間，搖身一變為「唱白臉」的務實派系，與阿扁「聯合共治」，成為黨內各派系的最大贏家。

照理說，民進黨解決了極獨問題，從此該風平浪靜才是。但二00四年大選及0六年扁家弊案，卻使阿扁歩上公投及「一邊一國」的鋌而走險道路。美中二方對「當家鬧事」的扁無可奈何（美國不給扁過境優待，扁就搞「迷航」，讓美國難堪：小布希嗆扁，扁就立刻回嗆），更助長了扁的有恃無恐及其他人的起而效法。新的更激進的獨派自此誕生，什麼北社、南社，甚至更機會主義的一邊一國連線及蕃薯黨，都因支持、模仿扁而更激進或順勢而起。他們又反過來成為箝制民進黨的新力量。

這些新獨派既是阿扁執政的遺產，也是「扁式台獨」（有什麼領導人就有什麼追隨者）。而扁式台獨與過去台獨的最大不同，就在其嬉鬧性、隨機性及情緒性，有如近年美國共和黨中的茶黨。民進黨被扁式台獨裏脅，不但讓民進黨早期的理想喪失殆盡，也讓民進黨被中間選民唾棄。如果說民進黨過去選票的逐年成長，是在擴大中間票源，縮小國民黨的支持圈，「扁式台獨」興起後，民進黨的中間票源就開始流出。對扁式台獨「胡鬧」的反感及害怕，讓已歸民進黨的中間票源游離而出。

蔡蘇二位主席任內不但無力處理「扁式台獨」，還不得不刻意討好他們，包括「敷衍」早已不是民進黨員的阿扁，以及在兩岸政策上躑躅不前。蔡英文為此輸去二0一二總統大選，蘇貞昌則在「中國事務委員會」上荒腔走板、進退失據。「扁式台獨」對民進黨的傷害，自二00五年來可說「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如同中美二國對阿扁的胡鬧無可奈何，民進黨也對扁式台獨的箝制無可奈何。

如今阿扁願意帶走「扁式台獨」，正是解決民進黨的燙手山芋。有這些「稻草人」（嚇鳥人）在，民進黨的中間選民都被嚇走了，縱然該黨能贏得二0一四年選舉，也必過不了二0一六這關。這些人被阿扁帶走，正如中世紀歐洲瘟疫被吹笛人帶走，無異救了民進黨。至於獨派大老說，阿扁組黨是為給民進黨施加壓力，讓對方更加賣力「救扁」（及照顧扁家），民進黨不妨成全他們，讓「一邊一國黨」接手扮演「救扁黨」。

少數派心態在台灣

. 2012/11/29




本屆金馬獎，台灣成為輸家。一些民進黨立委大鳴不平，不是說金馬獎「替大陸辦的」，就是呼籲「停辦」。這種洩憤式話語，立即引來專業電影人紛紛抗議。政治人物談電影，本就難免外行，外行還「語不驚人死不休」，除政治目的外，恐係少數派心態作祟。2004年319槍擊案發生，一大堆社會名流包括侯孝賢出面譴責阿扁，同樣是外行談政治，同樣是少數派心態。

侯孝賢說得對，金馬獎由幼稚到成熟，在華人圈有其公信力，其威望非香港金像獎及大陸金雞百花獎可比，民進黨立委們不該胡說八道。但少數派行為的特徵就是激進、反主流、故意唱反調。當年阿扁連任成功，那些社會名流也是站在少數派立場，否定專業辦案（連李昌鈺的鑑識他們都不信）。與成功及幸運的主流派相比，少數派充滿挫敗感。婦女、年輕人及少數團體相對較具少數派心態，從統治階級或特權階級突然「主奴易位」的人也較具少數派心態。

多數派是社會主流，不管是長期的多數派如國民黨，或阿扁連任成功後暫居多數派的民進黨，都是社會主流。社會主流的特徵和少數派不同，以溫和、穩健為主。2004、05年民進黨的表現正像社會主流，不甘心總統落選的國民黨及其支持者則像反主流。反主流凡事杯葛，如攸關台灣自衛的對美軍購，仍居立院多數派的國民黨在阿扁任內不斷杯葛，不管台灣死活，因為國民黨此刻已是少數派心態。

少數派心態不利於政治競爭。如果不是06年扁家貪瀆㢢案，民進黨「護扁心切」一起沈淪，被民眾唾棄，很難相信自暴自棄的國民黨有再起機會。國民黨確實表現太差了。馬英九是做為國民黨的「異類」，以形象清新而崛起。如同蔡英文也是做為民進黨的「非典型」，脫穎而出。國民黨的異類及民進黨的非典型，在兩黨沈溺於少數派心態時，特別為社會激賞。畢竟主流代表常態，社會大多數人就「社會共同體」而言，傾向溫和、穩健的主流，反主流永遠不易贏得選票。

在一般國人印象中，民進黨一直是做為反派角色而存在，台獨尤其是對現狀最大的反派。其實黨外時期，民主人士看似國民黨的反派，卻是進步民眾心目中的正派英雄，因為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訴求符合社會心聲，民進黨的崛起及壯大得力於黨外遺產。當民進黨離棄民主議題，改打台獨牌後，正派英雄形象退色了。等到該黨為𥘵護扁家貪瀆而發動「本土政權保衛戰」，反派角色更是從此確立。

反派角色耍寶、為反對而反對、語不驚人死不休。呼籲停辦金馬獎和反對中華民國版「九二共識」、「憲法一中」，都是少數派心態作祟。明知這些對政黨再輪替有害，他們卻像自虐狂般無法自拔。看到今天民進黨的沈溺「獨癮」，很難想像當年他們曾為執政而通過目光遠大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及氣度恢宏的＜族群多元國家決議文＞。

＜台灣前途決議文＞哪裡去了？

2012.11.27




吊足外界胃口的蘇貞昌民共交流佈局，拖拖拉拉，最後出爐，竟然定位為黨內意見整合平台，名稱維持台獨老套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而非最中性、最受社會期待的「兩岸事務委員會」。蘇貞昌稱此符合黨的立場，也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內容。其實說它符合＜正常國家決議文＞還更恰當，＜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形同作廢，今年總統選後眾所矚目的民進黨兩岸政策新思維，等於白忙一場。

為什麼＜台灣前途決議文＞形同作廢？因為其中的氣度及包容已不見了。該決議文曾指台灣「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經過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及九六年總統直選，台灣已成民主國家」、「朝野在國家認同上水火冰炭的尖銳衝突漸趨緩和，開啓了一致對外的契機」、「朝野差異已從國家認同的價值層面，縮小到確保國家安全與主權獨立的政策層面」。在一九九九年，這是何等氣魄、何等前瞻的思維。民進黨能開創政黨輪替先例，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寧惟是，二00四阿扁連任成功，民進黨緊接又通過了＜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指建立台灣主體性主張「既非狹隘的地方主義，更非偏激的排外主義」、國民黨過去的壓迫「並非外省新住民的原罪」、國家認同「應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應互相尊重、理解和接納」。如果說＜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強調民主優越性及確保國家安全下的一致對外，＜一體決議文＞就是強調對內和諧，消弭認同對立。台灣的民主轉型及「轉型正義」眼看即將成熟到位。

但二00六年扁家㢢案爆發，民進黨由阿扁及游錫堃領軍，府黨並進，展開了所謂「本土政權保衞戰」：凡是不利於阿扁的紅衫軍運動、司法起訴、罷免案，全是要推翻本土政權的陰謀。於是，民進黨前面兩個決議文都不算數了，0七年游錫堃主持通過了＜正常國家決議文＞，以現任總統、現任執政黨主席之身，否定族群與朝野和諧，質疑中華民國國號，要求台灣正名、制憲、舉行公民投票，建立新國家。

民進黨因貪腐而訴諸極獨冒進主義，完全逃不過多數民眾法眼。這已不是建黨初期的台獨，而是沒有理想、沒有是非的台獨。做為台獨新教父的阿扁更是貪污嫌犯，像杜魯門當年對蔣家的評語「他們一家都是賊」。而且阿扁0五年就已昭告天下，正名制憲是「自欺欺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明知自欺欺人還要欺、做不到還要做，恰恰說明了這些帶頭者在認真作假、假戲真做。其結果，不只民進黨遭到選民嚴厲教訓，甚至馬英九聲望及治績再差，都能連選連任。

而民進黨如果以為馬會搞垮國民黨，蘇蔡等人下屆選舉穩坐釣魚台，那將是嚴重誤會。首先，馬是馬，其他人是其他人，對馬英九失望未必對其他人失望。其次，國民黨無論如何「弱化」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都會存在，這是國人及舉世共識。反而在民進黨不承認中華民國及憲法一中下，中華民國不是弱化，而是可能搞砸，這也是舉世共識。

自0七年以來，民進黨謹守＜正常國家決議文＞不放。阿扁、游錫堃都已下台了，蔡蘇兩任主席仍忠實執行扁、游路線。「九二共識」都已寫入兩岸官方文書及中共十八大正式文件了，民進黨還堅持沒有九二共識。「憲法一中」明明是李登輝時代國統會的決議，蘇貞昌卻稱比「憲法一中」含蓄的謝長廷「憲法各表」不代表民進黨立場。

我方的「九二共識」及「憲法一中」提法，全部源自中華民國憲法。不承認二者，即是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不承認憲法所導出的憲政體制，也表示在我國憲法體制下從事政黨政治，卻要推翻憲法。蘇貞昌振振有詞的「民進黨立場」，既蹧蹋了＜台灣前途決議文＞，虛擲了藍綠和解及民共交流的契機，也辜負了黨外及創黨元老的氣魄與前瞻。蔡英文與蘇貞昌真的把民進黨愈做愈小了。

密室改革無法取信於民.

 2012/11/22


馬總統召集行政、立法、考試三長談年金改革，一副鄭重其事之狀，結果什麼也沒談成，還是馬個人唱獨角戲，會後做出「儘快改革，不能把責任推給後人」的宣示，而民怨所在的年終慰問金及軍公教18%竟然不碰。年金改革在全世界都是浩大工程，涉及人口半數以上，台灣尤其號稱「軍公教吃垮國家」，改革迫切無比。沒想到馬又是虛晃一招，不但密室決策依然，漠視民怨也依然。

馬如果作風不改，他只會更加證實＜經濟學人＞的評語：荒腔走板、老是搞砸事情的人。

馬好談改革，常說「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但改革關鍵不在做，而在做什麼及如何做。馬從美牛、油電雙漲、證所稅到現在年金改革等，問題都出在他密室決策、脫離（漠視）民意、一意孤行的做法。

例如政府吸收油電虧損，原有照顧弱勢及穩定物價之意，馬卻義正辭嚴指責虧損不能轉嫁全民，把這稱為改革；結果物價一飛沖天、消費力打趴、景氣打趴。證所稅也一樣，明明承認課不到稅，卻堅持上路，為馬個人面子不惜打趴股市，造成股民及證券業哀鴻遍野。

一而再再而三下來，民眾現在聽到馬講改革，已本能認定馬又在找窮人麻煩，又是一場經濟災難開始了。

為什麼民眾普遍不信賴馬的改革？因為馬從來不給富人加稅，以根本解決稅收不足問題，而是情願找升斗小民及一般股民開刀，油電健保勞保證所稅無不如此。至於年金改革，國民黨本來就是軍公教政黨，馬如何可能「自我改革」，顧及社會正義、職業類別正義，甚至更重要的世代正義？

軍公教福利優渥，外加年終慰問金及18%，同樣也是轉嫁全民，慷全國納稅人之慨，但馬不敢「義正辭嚴」。馬既不敢碰，就不能杜悠悠之口，不能獲社會共識。沒有社會共識，年金改革豈能不被馬搞砸？

民眾不信賴馬密室決策、「越改革越糟」的作風，召開國是會議不失為解決年金改革困境的更佳辦法。由朝野共同承擔責任及風險，社會共識將足以克服各種反改革阻力，榮耀及歷史地位則歸在位總統。當年若非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即不可能成功解決萬年國會、中止動員勘亂、回復憲政等棘手問題。

特別台灣不是正常民主及憲政國家，社會分裂及政黨敵對異常嚴重，國是會議正可做為整合社會各界的最佳平台。既然年金改革已是全國共識，為何不讓整個社會來共同背書？

遺憾的是，本身瑣碎不堪的馬竟指當年國是會議是疊床架屋，沒有通過任何有約束力的決議，一切還要回到體制內解決。官僚馬英九居然把凝聚社會共識的國是會議視為體制外，把有社會公信力的決議稱為沒有約束力。

馬是如何漠視民眾及民意，迷信官方權威（官方當然就是他本人及他的小圈圈），由此可見了。馬自我感覺良好的一連串「改革」，會帶來普遍社會驚恐、反感、無感，也理所當然了。

黨國幽靈還在徘徊.

1012/11/11

馬英九最近接受＜亞洲週刊＞專訪，好不容易承認油電雙漲時機不對，以後推動政策要多聽各界聲音，避免引發爭議，造成民怨。這對「永不認錯」、「永遠都是別人錯」的馬，堪稱一次難得的自省。然而，取消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如此廣獲民意支持的政策，居然只因為一小群退休軍公教人員抗議、軍系立委基於鐵票攸關連署提案保留慰問金，政府高層又突然變得支吾其詞、模稜兩可起來。這只說明一件事：黨國幽靈還在徘徊。

這群退休軍公教的抗議口號「罷免馬英九」、「不投國民黨」、「要造反」，無非是再簡單不過的洩憤語，是到口肥肉不甘失去的悻悻反應。但聽在心虛氣弱的國民黨政府及軍系相關立委耳中，儼然成了魯迅說的「於無聲處聽驚雷」。何謂驚雷？鐵票鬆動！為什麼鐵票鬆動那麼嚴重？因為國民黨倚軍公教為基本盤（事實上基本盤有諸多慣性，哪有那麼容易鬆動）。國民黨之不敢得罪軍公教，猶如民進黨之不敢得罪極獨選民，兩種懼怕都是黨國幽靈作祟。

民主國家的政黨大都趨近中間，討好最大多數選民，即沈默的螺旋那一塊。台灣的國民兩黨卻不同，討好的都是少數選民及特定族群。國民黨對軍公教的優渥簡直形同買票，台灣退休軍公教的待遇（過高所得替代率加年終獎金、一年三節慰問金）全世界絕無僅有。民進黨則拼命巴結獨派、提高老農津貼、反對本外勞薪資脫勾。兩黨不是不怕吃垮國家，就是不顧國家整體發展。

「黨國」的㢢病正在黨與國不分，視國家為黨之所有，不只國庫通黨庫，國家人才如國軍、公務員也視同黨「豢養」的人才，由此形成黨國體制的信賴保護原則。這種「我支持你、投票給你以交換你保護我」的信賴保護原則，就是至今朝野仍徘徊不去的黨國幽靈。其結果，鐵票部隊使選舉不公正，民主永遠上不了正軌；少數特權一起吃國家、吃其他人民；在同一國家內，其他人民淪為二等公民，他們才是一等公民，有如歐威爾＜動物農莊＞的名言：「所有動物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平等。」

執政黨「率獸食人」，把該用於建立健全社會的全民納稅錢賞給少數特權，當然是錯誤政策，取消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純然為了還給社會公道。無論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都必須記住，民選總統不是黨國繼承人，沒有人有權慷國家（人民）之慨，把人民納稅錢私相授受，用於照顧某黨忠貞黨員或討好特定族群，也沒有任何國會議員可以不顧普遍正義，只代表特定利益集團，形成什麼軍系立委、警系立委。軍人及警察屬於國家，根本不需特定國會代表，否則這又和黨國體制有何分別？

此外，信賴保護原則是指正當合理的信賴，退休軍公教的獎金慰問金正當合理嗎？黨國統治時期的私相授受可以在民主時代繼續適用嗎？特權階級吃定人民、吃垮國家，非要到引發大革命大暴亂，才肯相忍為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