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歷史共業要將心比心.

作者：孫慶餘    2013/01/31



馬總統由立法、行政、考試三長共同背書推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堪稱大醇小疵，整體原則、方向正確，軍公教勞通通有砍也有痛，不是無感改革。同時這確是在年金制度瀕臨破產，有如行駛中火車掉下懸崖前，及時「搭建跨越懸崖的大橋」。改革如果成功，不只這代受益，下代也受益，解決了棘手的「世代正義」問題；被批「吃乾抹盡」的嬰兒潮世代，總算為子孫未來做了份內該做的事。

誠然，改革不可能完美無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例如據稱仍有一萬多名退休高官及將領坐享高額18%，光是馬英九、關中少數人宣示不領並不夠，18%本是用於照顧弱勢，強勢者不宜貪得無饜。又如軍公教與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應縮短，高所得者向下遞減，低所得者向上提升，以追求職業類別正義。而軍公教所得替代率降到上限80%，雖屬難能可貴，未來仍宜與世界各國比率拉近，才能再領百年，而非僅30年。

此外，各國年金設計是基於「老有所依」原則，提供「最低生活費」，退休者的價值應被一視同仁，現在我國勞工卻將越領越少，國民年金更只月領三千多，完全不符「公共年金」精神。

改革總有遺珠或疏漏之處，有待大家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對社會各界如此，對朝野政黨也如此。只要改革原則及方向正確，未來進一步檢討就有所本、就更好改。遺憾的是，不只部分國民黨立委無理取鬧，說軍公教砍太多，純依個人本位主義或選票來源說話，不顧社會正義及國家財政死活。連與國民黨有歷史共業的民進黨主席及重量級人物也發言欠妥，如蘇貞昌說馬「放棄18%，就是馬政府根本不想改18%」，柯建銘說馬是「空話、騙局，要防止520被罷免」等等。

18%逐年降為9%政策已定，與馬英九放不放棄18%無關。馬也主要是為回應中低階公務員呼籲「以身作則」，才提放棄18%，不是空話。至於防止被罷免更是扯太遠，別說罷免門檻太高，贊成罷免的更是少數，馬需要防什麼？曾經執政過，還貴為行政院長及立院黨團總召的反對黨重量級人物說這種話，徒然顯示高度與氣度不足，缺乏與人為善胸襟，讓民眾看到黨同伐異及見不得人好。

馬英九不是說年金改革不涉藍綠統獨，是我們這代、也是子孫的年金嗎？馬政府不是在解決包括扁政府八年都未解決的歷史共業嗎？民進黨不是稱讚並贊同關中的改革之議嗎？民進黨自己的版本不是也所差不多，而且年金改革本應循序漸進，所得替代率一次降到6、70%或18%直接併入年金衝擊太大嗎？既然如此，民進黨就該與人為善，樂見馬政府任內解決年金懸崖，總比拖到下一任政府好。

解決歷史共業一定要不分黨派，將心比心，以國家人民重大利益為依歸。否則選民選一些只懂黨同伐異的政黨，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是什麼？

台中立委補選與「罷馬第一戰」.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卻很少人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事實上，在綠營朋友一片興沖沖，以為勝券在握之際，我就認為顏家會勝，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應是雙方成敗關鍵因素。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合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當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利用人民不幸，製造社會對立」的老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那麼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動蕩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是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失敗教訓。

台中立委補選教訓了誰？民進黨一定說是選民教訓了國民黨及馬政府，並認兩黨得票差距由六四比拉到五五比，民進黨雖敗猶榮，對民進黨提罷免案尤其大有可為。但從另一角度看，顏寬恆的過關未始不可解釋為選民教訓了民進黨，讓「罷馬第一戰」出師不力，警告民進黨不要製造無謂對立、增加社會不安。從民進黨此次實際得票並未超越該黨基本盤來看，罷免案絕非大有可為，反而可能是朝野兩黨聲勢消長的轉捩點。蘇貞昌很有可能成為馬政府大貴人，如同當年阿扁成為馬的大貴人。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今天台中立委補選的勝利者已像過去一年幾次補選一樣，又是民進黨了。

民進黨「罷馬戰」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隊伍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戰」，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該贏的仗不羸（如被拉高為「罷馬第一戰」的台中立委補選），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火大遊行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否則仍有五成多民意反對罷馬，就會成為民進黨邁向「政黨再輪替」的阻力。上周六台中立委補選，民進黨主訴求如果是「表現民眾憤怒，教訓無能政府」，而不是「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或許就會造成藍營倒戈、中間選民大舉投綠結果，一舉突破傳統藍綠對決格局。畢竟，「罷馬第一戰」只會強化藍綠對決，「教訓馬政府」卻能蔚為全民風潮。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罷馬，民進黨當然不能以罷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民進黨想要獲勝，在目前情況下也只能寄望「馬英九打敗國民黨」，而不是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剩下國民黨打敗自己一途。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貿然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獲得民心，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獲勝門檻太高（如台灣的罷免案就是）、自己又力量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打罷免戰，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民進黨提罷免案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1.21.13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於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案，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有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原告變被告，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當晚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蘇貞昌訴求「換政策，換政權」，意思也該是民進黨要推出更佳政策，證明比馬政府更得民心，以此贏得政權，而不是民進黨要強力奪取政權。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來，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民進黨當然不能以反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如果民進黨僥倖獲勝，也只能說是「馬英九打敗國民黨」，不能說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只能靠國民黨自己打敗自己。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保護和平，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沒把握、自己力量又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提罷免案，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公僕要懂珍惜「民脂民膏」.

作者：孫慶餘 2013.1.11


為了立院刪去國營事業一點多月績效獎金，各工會群情激憤，廿多家企業已準備一月底上街抗議，連馬英九也表示他反對這種「齊頭式平等」。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亦屬之）是國家公僕，代表國家服務人民並對人民負責，其薪資及退休皆有保障，與民營企業不同，其年終自亦無法比照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虧損就無年終）。齊頭式平等是國營事業年終特有模式，這次立院未刪前，各國營事業年終普遍四點六個月，同樣是齊頭式平等。

其次，他們被刪的不是薪水，只是小部分年終，刪減後還有三個多月，尚不包括各種巧立名目的獎金，其公開及隱藏福利比其他各業近半數無年終好太多了。身為公僕，在國家財政短絀、債台高築、各類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破產下，難道不該共體時艱、苦民所苦嗎？中國傳統衙門極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告誡公僕珍惜人民血汗納稅錢，難道公僕不知道現在物價高漲、人民收入銳減嗎？當全國有半數勞工整年收入比不上公務員一次年終，失業者更比比皆是，公務員還能領三個多月年終，能不對他們的幸運、對「奉養」他們的人民心存感激嗎？

一般人好談正義，台灣公僕們朗朗上口的「政府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皆是。但近代正義最重視的卻是公共制度及政治權利的公平，尤其是分配正義。啓蒙思想家強調的都是這類正義，如休姆訴諸同情，亞當斯密訴諸同理心，皆在補救分配的不公。亞當斯密甚至警告：「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正義才是。社會或可在不太愉快中存在，但不義的盛行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果不其然，正因分配的極度不公，逼出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啓蒙思想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國更早有分配正義的呼聲，就是孔子著名的談話：「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段話被後代各朝奉為最高統治哲學，亦被當代學者誤認成平均主義。其實孔子是封建及正名擁護者，豈會有平均主義思想？他不過是主張更公正的分配而已：當百姓大多所得無幾，公僕們卻福利優渥，這是典型的制度性分配不公，百姓當然不平，不平就易引發動亂、傾覆！

儒家是非常反對公僕富有、不恤百姓的。季氏已夠富有，冉有還替他聚斂錢財，孔子說冉有不配當他徒弟了，「小子鳴鼔而攻之可也」。孟子也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公僕）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立院在勞工及一般納稅人普遍窮困之際，通過刪減國營事業部分年終，堪稱是順天應人，既合乎儒家優秀面哲學，又合乎分配正義，又不傷及公僕元氣的作法，一大批公僕們究竟不平什麼？

這些公僕們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政府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政府是屬於全民的，對公僕誠信也需對其他國民及國家財政誠信，否則就無法避免希臘「公務員吃垮國家」的慘狀。同時，當公僕們過多的福利及年金是來自恩給而非提撥，也就是慷人民納稅錢之慨（即他們的福利是其他人的損失）時，這已經超出信賴保護原則。

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弗格森的劃時代著作＜道德哲學原理＞，針對契約行為闡析：「若條件缺乏或不適當或不可能達到，所有條件的契約便屬無效。」「在交互契約中，若一方未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沒有權利要求他方履行承諾。」公僕們認為政府與他們有契約行為，但問題是：當國家負債累累時，國家讓公僕富有的條件還存在嗎？同時他們要求政府履行承諾，那他們履行了什麼承諾？全世界有只是一方承諾另方受益的契約嗎？歸根結柢一句話：「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公僕們不是民營企業員工，沒有條件跳脫其他納稅百姓，只想自己利益。

「不義而富且貴」的公僕們.

作者：孫慶餘2013•1•09


當考試院為拯救國家財政而大聲疾呼公務員福利暨退休制度改革時，行政院卻繼續維護黑官漂白及國營事業不當福利。無獨有偶，立院刪除部分國營事業績效奬金（約佔全部獎金4分之1），被刪者也憤憤不平，揚言罷工、上街，彷彿刪的是養家餬口的活命錢，而不是不當福利。行政院高官及這些在職、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反應，讓人想到「與虎謀皮」這句成語，想到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

國民黨是標榜儒家思想立國的黨，同時又是軍公教人員的黨。做為軍公教黨，國民黨為自家人通過優渥無比的在職及退休福利，國民黨也以「鈔票換選票」，擁有超大基本盤。但國民黨忘了，它的鈔票是人民納稅錢，不是黨產。當非公務體系的就業人口有3百多萬人月領2、3萬，而全國今年有48%人沒有年終獎金時，全無績效及談不上績效（公營事業沒有競爭，談績效無異指「剝削人民有功」）的公僕們仍得年領3、40萬元年終，這等於政府「率獸食人」，儒家思想立國到哪裡去了？

軍公（包括公營事業）教的不當福利，不只涉及退撫基金及國家財政破產，更涉及制度性製造所得不公。孔子說：「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國家貧窮還不是大患，制度性分配不公才是大患，分配若公平，得少的就不會嫌少，分配不公平，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傾覆。兩千多年來，這個思想主宰中國歷朝興滅，屢試不爽。設若軍公教薪水是一般勞工好幾倍，年終獎金比半數勞工一年所得還多，退休後其他福利更是肥滋滋，社會不平之聲沸反盈天，國家能免於動亂傾覆嗎？

同樣是儒家社會，日本及新加坡公務員「共體時艱」，減薪10餘%到4、50%不等，沒有聽到造反之聲，以浪費公帑（最會貴買賤賣、追加預算、蓋蚊子館）著稱的台灣公僕卻氣勢洶洶。儒家主張的「百姓足，君（公僕）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公僕）孰與足？」在台灣居然倒過來了，人民可以飢欲死，公僕就是要「飽欲死」。

羅爾斯＜正義論＞的正義標準是「所有制度安排必須最有利於少數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如此社會才能確保全體公民公平實現基本權利。而馬政府的油電雙漲卻是將虧損轉嫁弱勢的一般民眾，二代健保補充費也對兼差而無正職（只靠微薄利息、獎金及不定收入）的弱勢者衝擊最大，二者皆未考慮社會正義問題。

如今當吃到飽餐廳充斥軍公教退休座上客，歐美及中國大陸一省一省分次旅遊也儘多這些人，台灣聞名風景區更有所謂「18%道路」，這些錢多到花不完的人，難道不該想想即將破產的國家財政及每人上百萬的國債負擔、想想他們與非公職階層收入的巨大落差嗎？亞里斯多德提倡「矯正的正義」，對不公正的分配結果進行矯正。如果台灣連「矯正的正義」也沒有，那就只能剩下「不義而富且貴」當道了。

台灣準備面對「中國因素」.

 作者：孫慶餘 12.21.12



從年初的總統大選到年尾的媒體購買事件，都看到台資企業紛紛擾擾，有人因此稱2012年是中國因素元年。其實一個國家崛起富強，向周邊乃至全世界輻射影響力，本是有機生命常態，無論保羅甘迺迪＜強權的興衰＞或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都點出大國向外擴張發展的同一命運，兩種論調差別只在「擴張過度必然盛極而衰」及「如何長保強盛不衰」而已。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必將持續加劇，台灣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正面或負面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緩步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台灣人必須歡迎的正面因素。因為台灣無法自外於中國發展，中國好的或壞的發展，台灣都首當其衝。特別在兩岸民間往來已出現虹吸效應下，台灣更不能期待中國因素不及於台灣政治或其他。

舉例說，十幾年前，中共尚須以導彈介入台灣選舉，現在武力威嚇落伍了，大陸台商台企發揮的作用更大，百萬以上經濟選民更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勝因素。也就是這個中國因素，讓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總統一役上敗北；即使馬英九做得再差，未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仍比民進黨贏面大。

同時，也正是這個中國因素，使中國最新護照納入台灣景點，並使海協會宣稱台灣陸委會及海基會的抗議「不成立」。因為根據一中各表原則，台方既可把大陸列入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台方之表），中方自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納入台灣地圖及台灣景點（中方之表），治權分立並無礙於主權共有。

關鍵正在這裡，主權之爭是無效也無意義的，台灣更該擔心的是負面的中國因素。既然中華民國從1949年後在台灣繼續存在，且已實施民主（主權在民），法治雖遭詬病，卻非中國的人治及黨治可比。如果中國只想在杭廷頓所說的「市場共產主義」下統一台灣，不承認西方的民主普世主義（堅持東西方文化發展及國情不同），利用「以民逼官」「以商逼政」方式，逐次深入影響台灣，包括改變台灣的言論自由生態，那將是「自由」生死交關的時刻，對已經成為自由民的台灣人是一場大災難。

福山在蘇東波巨變後提出「歷史終結論」，引用康德的話，重申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人類自由，一部普遍世界史就是說服全人類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但中共專家學者卻不斷否定該一說法，還提出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的另一說法，有意將古代中國的封貢制度重新施行於東亞。

所謂封貢制度，就是你朝貢我、我冊封你（某一特定人士）的宗主國與被保護國關係，由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也是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充滿封建專制色彩，獨缺民主普世主義及聯合國式平等。如果這個負面中國因素會施加於香港，它也可能會如法炮製於台灣，台灣人要注意了。

悲觀主義與世界末日預言

 作者：孫慶餘 2012.12.21


媒體與網路炒作出來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人類又安渡了另一次「末日危機」。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閙劇。瑪雅曆法連自己㓕亡於西班牙帝國都不能預測，怎會有能力預言世界末日？即使有能力，當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只及於中美洲一隅，類似中國古代＜山海經＞的世界觀。

在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沒有打破地球中心說前，人類都活在有限的小世界中，世界末日不過是小世界的末日而已。小世界末日的預言會擴大為全球事件，讓全球各地受到驚擾，全部拜資訊全球化之賜。與以往傳播世界末日的主角多為宗教人士不同，這次瑪雅預言的傳播者主要是網路及媒體，網路謠言的影響及驚悚度也更大，以致連美國NASA都不得不公開闢謠，台灣天文學者也集體加以駁斥。

世界末日說由來久矣。巴斯卡說「人像脆弱的蘆葦，卻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做為一種對宇宙力量既恐懼又無助的生命，毀滅及末日無時不在腦海中。樂觀的人看到進步、永生，悲觀的人看到衰敗、毀滅。宗教是末日說最有力的提倡者，預言末日的不可避免，但也提供救贖的途徑：「天國近了，你要悔改」，地上的天國將誕生於大毀滅大審判之後。把最悲慘的人類末日轉化為最幸福的千禧年，這是宗教空前偉大的辯証發明。

有趣的是，宗教末日說似乎都來自同一源頭，基督教、回教上溯到猶太教，猶太教又上溯到波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即尼采推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神魔二元、善惡兩種力量最終對決、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天堂與地獄等思想，皆為各種宗教承襲。

非宗教末日說同樣預言末日來到前，出現各種異象、亂象（天災、地變、人禍），繼之是可怕的毀滅，但救贖不在宗教，而在人類自己，如上天會降生聖人、超人，拯救將毀滅的世界、重建已毀滅的世界。這種非宗教末日說大都把人類最美好的黃金時代設定在上古，如中國三皇五帝的大同世界，如古希臘的金銀銅鐵時代分期，人類是處境越來越差，最後趨於衰敗毀滅。

而面臨毀滅的人類，最佳境況是「由剝而復」，展開世界另一波循環。循環論也是非宗教界的偉大辯證發明，仿效四時日夜的循環。例如中國鄒衍的五德（行）終始說，金木水火土依序生尅；希臘柏拉圖的城邦周期演進說，政體按君主、僭主、貴族、寡頭、民主、暴民、君主而循環，周而復始。

與末日說或循環說截然不同的是十七世紀的文明進步說，强調科學、理性、樂觀。到十六世紀為止，所有末日說的救贖必須在大毀滅後開始，暴力是舊終點及新起點的命定手段。十七世紀起卻相信科學及理性可以扭轉這種毀滅及循環，人類可以進入另一種向上（演化）途徑。可惜從馬克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必亡論到尼采、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沒落論，又重新喚醒了人類對宇宙力量或歷史力量的恐懼與無助。悲觀主義再度蔓延，而且是廿世紀到廿一世紀大合奏中的主旋律。

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壞事是壞事，好事也是壞事，全球暖化、生態災難、氣候失常、民主失衡、經濟失調、人心不古，都是末日徵象，一切顯示現代社會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連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瀕危的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都預言文明毀滅，更別說整個廿世紀後半期，以「危機」為名的著作無不大賣特賣了。

世界末日預言隨悲觀主義而盛行，雖然讓人害怕沮喪，但包括這次瑪雅曆法鬧劇，都可以視同＜聖經＞中先知的預言，或風暴來臨前風雨燕的鳴叫，其效用在促成人類永恆的警醒，有如卡繆＜瘟疫＞一書在全城倖脫末日刼難後的警語：威脅人類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不死㓕。

馬英九與國家領導力衰敗.

 2012/12/19 作者：孫慶餘


馬總統接受電台專訪，把油電雙漲的失敗責任推給兩大公營事業；又說夫人周美青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談到漸進式終結18%，他刻意模稜兩可，說「在大方向上一定要處理，但具體方式上還有討論空間」。馬的軟弱及卸責，再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對正確的、具歷史高度的事憂讒畏議、躊躇不前；對錯誤的、必然禍延全民的事軽動躁進，出事後又諉過於人。這種領導風格對領導力的傷害莫此為甚。

彼得杜拉克定義領導是一種責任、領導者是擁有追隨者的人、有效領導者是擁有能正確做事團隊的人。馬英九把所有決策及用人錯誤諉過國際因素、前政府因素，無法諉過外界時則諉過陳冲、政府團隊、劉憶如、吳伯雄等，如今又諉過層級更低的公營事業，他如何會有追隨者？同時他不斷諉過他人，逃避杜魯門的「責任止於此處」，效法老子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他如何可能有領導？

既無領導又無追隨者，剩下的將是一批同質性極高的「大小馬英九」，整天挖空心思要讓人民日子更難過。如此無效領導，國家領導力如何會不迅速衰敗？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領導人整天在做微觀管理，跳過行政院、經濟部，歸咎公營事業；跳過教育部，指示學校要蓋多少游泳池。這些都是杜拉克認為國家領導人不該做的事，該做的是「只有總統必須對政府行為負起全責。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在抗拒微觀管理誘惑時，必須確保政府所有事務受到妥善處理。因此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團隊，承擔各領域責任。」結果馬英九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即使是微觀管理，馬都不能勝任。馬被獨派嗆聲、丟鞋子，當天成為全國熱點新聞，馬竟說他是看到晚報報導才知此事。這是非常不恰當的答覆，若非言不由衷，就是後知後覺。他每天有國安日報巨細靡遺呈閱大小事件，他竟說夫人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他是在譏笑國安人員的不盡責？還是譏笑自己的不用功？難怪他脫離民意及常識越來越遠。

他對18%的模稜兩可，更使民眾懷疑，他無意終結這個國家財政的沈重包袱，對逃無可逃的軍公教勞退保破產危機無動於衷，準備推卸給下一任總統。

尼克森的＜領導者＞一書提供我們成功與失敗領袖的活生生例子。「領袖既要有說服力，又要有感動力，能說服人民，也能感動人民。人民會愛戴也會憎恨偉大的領袖，但很少會對他無感。」「偉大的事變造就偉大的領袖。動蕩的年代既造就最優秀人物，也產生最低劣人物。」年金改革及政府改造對台灣都是偉大事變、偉大轉型，台灣卻看不到偉大領袖，看不到愛戴或憎恨，只看到人民對政治領袖冷到極點的無感及國家領導力無可奈何的衰敗。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2012.12.7




清大學生陳為廷怒責教育部長說謊、不知悔改，要求對方道歉，引起保守派言論大反撲，試圖壓制這波「野草莓運動」。從「野百合」到「野草莓」，社會期待學生運動已等了20年。這20年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政治變化，學生卻沒有跟上腳步。遲來的野草莓總萛沒有辜負青春、辜負「大學是社會良心」這塊招牌。保守派加諸他們的罵名如「最沒禮貌」、「公民教育失敗」，不過是「作之君，作之師」的威權主義遺習而已。不要忘了，從古代中國到軍閥民國，政府的貪腐、無能、嚴重失職，照樣激起學生運動，學生的不禮貌比現在猶有過之。

要求禮貌是禮治社會的特徵。這種社會嚴等級關係及名分規定，以建立「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因此被罵不禮貌及被要求道歉的都是下屬、孩子、小民，罵人的統治者及家父長則高高在上。陳為廷把大人的話反其道說出，保守派馬上不習慣，在心中產生「反了」、「年輕人該教訓」怒氣，正是威權主義「吃人夠夠」的典型反應。至於陳為廷的內容對不對及誰是誰非，保守派是不必理會也不屑理會的。台灣法治社會會建立的那麼辛苦、那麼牛步化，看這些「大人」的心態就清楚了。

事實上，禮治社會遠比法治社會落伍。不先談法、談是非，而拿禮治大帽壓人，哀嘆公民教育失敗，正是禮治社會反進步、過不了工業社會尤其是訊息社會門檻之因。西方為什麼進步？法治優於禮治，先問是非，再談上下長幼。如果不是法大於禮、道大於師（「從道不從師」），湯瑪斯‧庫恩所謂的「典範轉移」怎麼發生？科學怎麼進步？門戶之見怎麼破除？亞里斯多德怎麼創立與老師柏拉圖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學說？

柏拉圖的理念論及理想國成為極權主義的鼻祖，被卡爾‧波普指為「開放社會的敵人」；亞里斯多德的實體論及政治學則是近代民主主義的先驅。究竟是法大還是禮大、道大還是師大，已經不辯自明。清大學生對教育部長的小小失禮，從維護民主及學生人權的角度來看，幾乎稱不上失禮或教育失敗，因為國民黨的特務統治餘悸猶存，「關切」是準備對人不利的隱語，「提供名冊」則是約談或抓人的先聲。保守派與其責備學生反應過敏，不如先去責備自己滿手血腥、惡跡昭彰的先輩。

美國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製造了保守反動的一代人，60年代底學生的大反叛正是針對精神被閹割的父兄一輩。台灣學生運動如70年代保釣後崛起的一代、90年代的野百合及現在的野草莓，都有突破前代局限、衝決網羅之心，值得鼓勵。「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亞里斯多德身體力行的名言。韓愈＜師說＞也表示，生在他後面的人比他懂道理，他會「吾從而師之」。老師與學生不是等級用語，而是辦證用語，老師不必然比學生尊道或知法（活在特務統治時代，到處是惡劣校長、惡劣老師），所以連孔子都說「當仁，不讓於師」。不談是非正義而光談尊師重道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