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5日 星期六
黨員也要慎選黨主席.
2013/04.04
先是施政能力及識人之明遭詬病,繼之是馬團隊的清廉形相破功,一場長久以來構築的馬英九神話終於崩潰,「黨主席讓黨蒙羞」的評語開始流行。但奇怪的是,馬英九仍堅持要選黨主席,挺馬者也仍發動連署要他續任。挺馬者不知有沒有想過,如果人民要慎選國家元首,難道黨員不該慎選黨主席嗎?
台灣人民有必要了解,內閣制國家黨揆兼閣揆是制度需要,非內閣制民主國家元首兼黨揆則不符憲政常軌(以黨領政有破壞體制之嫌),只能說是一黨統治䅪習。所以中華民國總統民選後,李登輝仍兼國民黨主席,算是䅪習一時難改。到扁馬仍兼黨主席,就是不想告別黨政不分,存心「以政制黨」或「以黨擾政」,拖著「黨國」尾巴了。
民主國家拖著黨國尾巴,黨及黨員沒有不被敗壞的。阿扁「以政制黨」,用高官厚祿牽制黨,致民進黨百花齊放的黨內民主中斷,黨變成一言堂,不只有利扁家貪腐,扁家貪腐爆發後民進黨還不容內省之聲,整個黨從此墮落。馬「以黨擾政」,通過黨高層箝制黨籍立委行動及發言,黨權公然侵犯人民主權及民選公職代議權,若非還有媒體第四權供部分黨員發聲,國民黨內部簡直就剩下「馬英九們」一個聲音,馬家軍弊案連連不是偶然的。
總統兼黨主席不但會造成獨裁、貪腐或縱容親信貪贓枉法,還會延續「一身繄天下安危」的慣性及盲從。明明馬英九已證明「搞錢的不要來國民黨,來國民黨就不要想搞錢」這句話是有口無心,如同他的許多改革承諾,但就是有黨員相信他能使「改革清廉列車繼續往前開」。明明國民黨的能量已在馬的「領導」下極度耗弱,國民黨中常會功能只剩聊備一格,但就是沒有人敢公然站出來和他競爭黨主席,大家都害怕他「國民黨沒有分裂本錢」的指控。請想,把民主競爭說成分裂,黨主席非某人莫屬,黨內還要民主嗎?這不是「一身繄天下安危」是什麼?
熊彼得的菁英民主論以看不起人民而著名。他說:「人民從來沒有統治過,只是被說成像是在統治。」他甚至否定人民有參與決策的能力,人民在他眼中與「群眾」無異,「民主不過是指人民有接受或拒絕誰來統治的機會而已。」熊彼得確實說中了一黨統治下的人民情況,也說中了黨國體制及黨國遺習下的黨員情況。
民主從來就是爭來的,不是恩賜的。台灣由於民主得來太速,因此黨國尾巴在民主時代仍脫之不去,國民兩黨選主席都太多意識形態包袱,也太容易被「分裂」、「背叛」這些帽子壓倒。在黨政分離的時代,難道朝野政黨黨員竟沒有人想到,人民要慎選國家元首,黨員也要慎選黨主席嗎?
2013年4月1日 星期一
安全是核四問題關鍵.
2013/03/30
核四爭議繼停建一方攻勢凌厲後,續建一方力道也逐漸釋出,如約見反核四地方指標首長、放話停建將損害台美關係、某立委爆料台電「收買」富邦、揚言停建將造成電價上漲及經濟成長下降,等等,幾乎王牌盡出,軟硬兼施。
問題是,這些訴諸社會或個人利弊得失,試圖「曉以利害」的做法,看似針對人性,其實都沒有觸及要害。核四關鍵要害在「安全」,而不是擁核或反核的「價值」選擇,不是堅決反核或穩健減核的「快慢」差異,也不是電價及經濟數字的「價格」問題。安全無法確保,再多「曉以利害」都沒用,反核四公民運動的壯大說明了民心的焦慮不安;反之,安全如果確保,一切都將迎刄而解,反核四公民運動也將翕然而止。
核四停建為什麼聲音越來越大,支持停建的民意越來越高?日本福島核災固然是誘因,但對安全的焦慮不安才是背後真正推手。沒有比出於人性恐懼更能產生巨大力量了。近代政治學兩大鼻祖霍布斯及馬基維利都訴諸「安全」,前者認為對自然狀態的恐懼催生了國家(以保護大家安全),後者認為人類對失去安全的恐懼有利於君王控制人民、軍隊。洛克則以焦慮取代恐懼,認為焦慮是社會行動背後動力。
反核四公民運動亦是如此。如果核四資訊足夠透明,台電足夠讓民眾放心,政府的續建決議又建立在可靠安全(包括核四工程及周邊環境)上,民眾是不會那麼恐懼焦慮的,反核四運動是不會興起的。換言之,反核四運動與原本的反核運動基本上是兩回事,很多反核四者並不反核一、核二,至少是穩健減核派。
低估民眾對安全的顧慮,造成停建民意的暴升。美國開國<聯邦黨人文集>論消弭黨爭時說:「沒有一個人被允許審理自己的案件,因為他的利益肯定會使他的判斷發生偏差。同理,人的團體不宜同時既做法官又做當事人。」不幸,政府及台電即是在核四續建案扮演球員兼裁判的角色,這加重了民眾的不信不安。而且未來如果不是由真正有國際公信力的專家及團體來檢測核四,這種不信不安恐怕亦難挽回,紛爭將永無止境。「公平」停止紛爭的方法剩下了公投一途。
公投之能公平停止紛爭,因為它符合<聯邦黨人文集>所提醫治黨爭的辦法,也就是「共和」。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大家採民主方式決定,公投是最佳辦法。馬英九在這裡頭腦特別清楚,他說「若不用公投,問題會永遠僵持下去。」公投絕不是走進民進黨人單方擅長的遊戲(陷阱),它是民主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碰觸的面向,既然人民及社會都要長大,公民必須學習成長,用最不具政治性的核四公投教育人民總比用阿扁式防禦性公投好。
同時,對許多人來說,核四關乎身家性命、子孫未來,甚至國家存滅,睡在核四周邊形同抱著核彈睡覺。這種憂慮及恐懼是真實的,是現代風險社會的特色。當黨派或團體的個別智慧已經無法說服或取信大多數人時,有比公投這個集體智慧更高的解決辦法嗎?
風險意識有古代與現代之分。十八世紀的約翰生博士說「冒小風險得大機會」,冒險在當時是令人欽羨的行業,<魯濱孫漂流記>鼓舞西方冒險精神數百年。但隨現代工業過度擴展而來的不測風險(科學及法律的風險計算方式已難估算)及災害全球化,卻使人類喪失了冒工業風險的勇氣,安全的顧慮於是高於歷史上任何時期。核四恐懼症會在台灣蔓延也就理所當然了。
核四公投不能機關算盡.
2013/03/25
馬政府提出核四公投,一度搶得核四議題主導權,綠營措手不及,一度兵慌馬亂。沒想到程咬金三斧頭過後,馬政府居然徘徊瞻顧,不但核四公投可能延期,連公不公投都充滿變數,有意推給核安。而核安的重點在安檢,馬政府有可能再虛晃一招,聲稱經過國內及國際專家檢測,安全無虞,然後推給立院表決,以立院多數暴力通過核四續建,甚至連公投這關也免了。
如果情形真是這樣,馬政府就是「機關算盡太聰明」,以為核能專家及立院表決是萬靈丹,可以兵不血刄解決公投難局,不致影響江之去留及2014、2016兩埸大選。事實可能剛好相反,這種作法會被民眾看穿是「機關算盡怕擔當」。最近不是也傳言軍公教年金改革可能拖到2017實施嗎?拖過馬英九任期,馬就什麼都不必負責了,2014、2016的選舉結果也與他無關了!
馬政府和綠營都有一個心理誤區,以為公民運動和群眾運動相同,可予誤導或收割利用。他們忘了,公民運動主要是為生活,而非政治。政治與政客切身相關,生活卻與人民切身相關。生活問題只能用生活方式解決,政客千萬不要以為靠政治方式,就能解消人民核四焦慮,如同當年扁政府及民進黨以為靠激起統獨對抗,就能解消人民對扁家貪腐義憤一樣。2006以後民進黨的一蹶不振,馬政府務宜引以為戒。
公投確實是為核四難局解套的「善政」。309反核遊行之後,民意既已明白展現,接下去就該靜待公投出爐(鳥䶬公投必然對反方有利,如果不利,那就表示這是民心所向,執政者只能順勢而為)。如果「核四難局」居然變成「公投難局」,難局之上另加難局,那只顯示執政者算太多,核四公技提議不是相信人民智慧,或真心想交公民決定。如此,馬政府很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既不能收割核四公投善政果實,又添增人民憤怒。
國民黨高層強調,「先確保核安,再舉辦公投,是馬江底線。」又說,「國民黨不能主動停建核四,讓民進黨坐收反核果實。」確保核安是對的,但若找一群自家人或國際利益相關者背書安檢,試圖唬哢人民,執政者將為過度低估人民智慧(過度低估公民運動感染力)付出昂貴代價。至於停建核四的果實由誰收割,道理清楚無比,誰能體恤民心、解決人民焦慮,誰就是果實收割者,執政黨在這方面有莫大優勢,未必是在野黨得利。
核四是歷史共業,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科學日新月異,也沒有過去對就必須永遠對的問題。既然核安及核廢料難以處理,舉國皆覺今是而昨非,馬政府就該因民之所惡而惡之,解除人民身邊炸彈,這不但是偉大歷史功業,停建的果實也將由執政者收割。
公民運動成功 預告公民時代來臨
2013/03/13
三0九反核遊行足堪列入歷史記錄。這是沒有政黨動員或政治動員的最大一場逰行,陣容雖不及當年紅衫軍「百萬人圍城」浩大,嘉年華氣氛及參與多元化卻有過之。而這二者正是公民運動特色,紅衫軍及反核四也都是公民運動。
加上名人、藝人紛紛表態反核四續建,公民運動「是生活,不是政治」的主題更為明顯。其結果就是民意支持度一路攀升,連支持核四續建的一方都自動消音,幾乎形成「全民反核」。無論就勒邦<群眾>或賀佛爾<真實信徒>書中的定義而言,反核四公民運動都有別於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的特徵是對決、參與者充滿激情及偏執、只對同一類人具吸引力、要求完全服從及一致行動。對決一定不求公平,只求你的或我的正義(沒有雙方的共同正義),刻意在參與者身上培養挫折感,製造正反雙方零和對立。激情及偏執一定缺乏嘉年華氣氛。只對同一類人具吸引力一定不會出現參與多元化。要求服從一致一定不容忍異己。
以上正是我們多年來從朝野對抗或藍綠對決看到的景象。
對於群眾運動,群眾心理學鼻祖勒邦說,群眾「否定真理只能在討論中成長」,「個人可以接受矛盾、互相討論,群眾卻不如此。在群眾場合,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反駁,立刻會招來怒吼叫罵。如果現場約束力不足,反駁者往往被打死。」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更在其<群眾的反叛>一書說:「何謂群眾?群眾就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他們為所欲為,不曉得責任與義務為何物。」
而公民運動大抵無以上缺陷,它歡迎各行各業及各種各樣人加入,沒有門戶之見;它力求對事不對人,解決事情最重要;它的力量在民意的多寡,而不在悲情或衝突的大小;它代表的是選票,而不是威脅或杯葛。簡而言之,它所表現的是公民素質,而非群眾素質。它之易於說服人心不難想見。
古羅馬西塞羅最早提出「城市文明共同體」與「野蠻(混亂)社會」的區別。「城邦自由民」導出「市民」,市民導出「公民」,同樣的字根又導出「文明」。因此,文明共同體就是公民共同體。公民的本質及舉止應該是文明的。
奧德嘉對公民與群眾也有如下區分:「克制、標準、有禮、正義、誠信、理性。人類為何創造這些?因為這些就是文明---城市賴以建造,市民賴以營生。」與此相反的是,「不與政敵共存,不與反對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不理解仁慈與寬容的德性。」奧德嘉認為前後二者正是公民與群眾的不同寫照。
公民運動是公民社會的產物。什麼國家公民社會成熟,什麼國家就有像樣公民運動;什麼國家公民運動成功,什麼國家才能期待成熟公民社會。就此而言,三0九反核遊行成功是可喜可賀的事,它預兆了台灣擺脫藍綠對決的希望,預告了公民時代的來臨,也預告了選民升格為公民,選民將不再是政黨利用動員的工具,政治不再只有藍綠及統獨之分,超越藍綠及統獨的第三勢力有可能崛起。
畢竟,離開了成熟公民社會土壤,在台灣空談第三勢力制衡藍綠,是不切實際的。
全民公決無關不信任投票.
2013/03/07
馬政府拋出核四公投後,民進黨一陣錯愕,一時會不過意來,把它當做藍綠對決處理。蔡英文說,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一些民進黨人亦稱這是對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以上雙方發言都不恰當,因為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既不屬於信任投票範圍,也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心中多數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此外,把核四公投視為藍綠對決也不恰當。國民黨並非「非核家園」的反對者,包括馬英九在內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核災是全民性議題,核災(核汚染同)的風險人所共知,沒有某一方是反核的死硬派。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曾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有核電廠安全還不夠(何況拼裝車的核四有安全疑慮),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有高地震風險,台北周邊人口又過度稠密,是全國政經中心,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三月九日近廿萬人的反核大遊行就是各行各業人民關心自己及下一代的公民運動。民進黨也終於會過意來了,蘇貞昌及蔡英文都從公民運動角度去參與這場遊行及核四公投,不再執著於藍綠對決及不信任投票了。
2013年3月6日 星期三
沒有人需為核四公投下台.
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處於嚴重「蘇蔡對決」的蔡英文,居然連核四公投也要對決。她日前表示,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兩人以上發言都不恰當。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不屬信任投票範圍,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一般心中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不要忘了,國民黨也是非核家園的擁護者,包括馬英九在內的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那恐怕只有法律人才會如此思考!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事實上,把國民黨一方視為不顧人民死活的死硬派是不必要的,核災的風險人所共知。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是核電廠安全還不夠,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又有高地震風險,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正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四五年前,幾乎很少人想過核災如此可怕,更沒有人看過福島核災,現在突然要一個執政只有四年的政府甚至只有一個月的閣揆為核四公投下台,真的扯太遠了。
處於嚴重「蘇蔡對決」的蔡英文,居然連核四公投也要對決。她日前表示,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兩人以上發言都不恰當。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不屬信任投票範圍,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一般心中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不要忘了,國民黨也是非核家園的擁護者,包括馬英九在內的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那恐怕只有法律人才會如此思考!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事實上,把國民黨一方視為不顧人民死活的死硬派是不必要的,核災的風險人所共知。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是核電廠安全還不夠,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又有高地震風險,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正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四五年前,幾乎很少人想過核災如此可怕,更沒有人看過福島核災,現在突然要一個執政只有四年的政府甚至只有一個月的閣揆為核四公投下台,真的扯太遠了。
期待不一樣的台灣政治.
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江宜樺上任閣揆後,以「政治人思考」做出與扁馬「法律人思考」相當不同的決策。一是注重朝野互動及行政立法溝通拹調;二是拋出核四公投,要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重視過程的公共決策,讓核四續建與否由全民承擔。這兩大思考,若照他的說法,是要「深化台灣民主,讓民主不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一個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問題在於,理論與實際或理想與現實間總有一些距離,正是該差距考驗政策的成敗及誠意的真假。朝野互動不能只是一聲禮貌招呼,它還包括鍥而不捨的追求及恆久的善意,國家利益必須超越黨派利益,「相忍為國」是政治人物最高也最困難的境界。而公投如果只是零和遊戲,尤其是不公平遊戲,它就不能達成公共決策最重要的「興利除㢢」;不公平的遊戲不只不能解決爭議,投票結果反而是更大鬥爭的開始。
以核四公投為例,台灣目前的公投法被視為鳥籠,因當初設計是要防堵「改變國體」,沒有想到憲政公投與一般社會性公投不同:前者必須慎重,門檻要高;後者必須務實,以簡單多數決為原則。若依現在鳥籠標準公投核四,不只過高門檻達不到,未投票者還被自動列為反方。這已嚴重違反民主參與(亦即反民主)。民主參與一定是出席者決定,沒有讓缺席者決定的道理。既然核四公投是要由全民承擔(超越藍綠對決),就該給全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弭平未來更大鬥爭。
最近不少人舉江宜樺2004年反民粹公投的文章,質疑他誠信問題。其實他反對的是政治操作下的公投,只有正反表決,沒有協商辯論餘地,選民被當成政治工具;他並未反對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投,也就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的公投,投票是公民協商辯論的一環,更是主權在民的實踐。他把核四續建與否這個重大爭議交由全民公決,結果並由全民承擔,就是將成熟公民社會的標準施用於台灣,這與他之前的論點並無矛盾。
重要的是,藍綠雙方(特別是官方力量)都不該動員或打壓,將核四公投做為己方政治工具,而該「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注重過程的公共決策」。如果江宜樺不這樣做,他才有誠信問題。
針對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江宜樺早期<政治是什麼>一文,曾借分析亞里斯多值觀點,發抒自己共鳴,認為政治就是「群居共利」,平等互利的共和制最符政治生活型態,權術雖在實際政治具有份量,但政治真義不在鬥爭,而在理性溝通與說服,專搞權術鬥爭的人是政治末流,甚至提倡權術最露骨的馬基維利也是為了拯救義大利。江宜樺既然如此讚佩亞氏觀點,民眾就有必要期待在他閣揆任上有不一樣的政治,而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核四公投。
江宜樺上任閣揆後,以「政治人思考」做出與扁馬「法律人思考」相當不同的決策。一是注重朝野互動及行政立法溝通拹調;二是拋出核四公投,要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重視過程的公共決策,讓核四續建與否由全民承擔。這兩大思考,若照他的說法,是要「深化台灣民主,讓民主不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一個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問題在於,理論與實際或理想與現實間總有一些距離,正是該差距考驗政策的成敗及誠意的真假。朝野互動不能只是一聲禮貌招呼,它還包括鍥而不捨的追求及恆久的善意,國家利益必須超越黨派利益,「相忍為國」是政治人物最高也最困難的境界。而公投如果只是零和遊戲,尤其是不公平遊戲,它就不能達成公共決策最重要的「興利除㢢」;不公平的遊戲不只不能解決爭議,投票結果反而是更大鬥爭的開始。
以核四公投為例,台灣目前的公投法被視為鳥籠,因當初設計是要防堵「改變國體」,沒有想到憲政公投與一般社會性公投不同:前者必須慎重,門檻要高;後者必須務實,以簡單多數決為原則。若依現在鳥籠標準公投核四,不只過高門檻達不到,未投票者還被自動列為反方。這已嚴重違反民主參與(亦即反民主)。民主參與一定是出席者決定,沒有讓缺席者決定的道理。既然核四公投是要由全民承擔(超越藍綠對決),就該給全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弭平未來更大鬥爭。
最近不少人舉江宜樺2004年反民粹公投的文章,質疑他誠信問題。其實他反對的是政治操作下的公投,只有正反表決,沒有協商辯論餘地,選民被當成政治工具;他並未反對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投,也就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的公投,投票是公民協商辯論的一環,更是主權在民的實踐。他把核四續建與否這個重大爭議交由全民公決,結果並由全民承擔,就是將成熟公民社會的標準施用於台灣,這與他之前的論點並無矛盾。
重要的是,藍綠雙方(特別是官方力量)都不該動員或打壓,將核四公投做為己方政治工具,而該「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注重過程的公共決策」。如果江宜樺不這樣做,他才有誠信問題。
針對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江宜樺早期<政治是什麼>一文,曾借分析亞里斯多值觀點,發抒自己共鳴,認為政治就是「群居共利」,平等互利的共和制最符政治生活型態,權術雖在實際政治具有份量,但政治真義不在鬥爭,而在理性溝通與說服,專搞權術鬥爭的人是政治末流,甚至提倡權術最露骨的馬基維利也是為了拯救義大利。江宜樺既然如此讚佩亞氏觀點,民眾就有必要期待在他閣揆任上有不一樣的政治,而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核四公投。
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作者:孫慶餘 2013/02/21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紮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的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蠃。」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費力把事拖」(拖延議事、議案)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一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歩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出了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紮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的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蠃。」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費力把事拖」(拖延議事、議案)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一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歩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出了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城市與鄉村 水泥與泥土.
作者:孫慶餘 2013/02/14
春節期間受邀赴鄕間作客,享受濃郁的人情味,品嚐獨有的雞鴨飯菜香,白天徜徉於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目送飛鳥投向遠方地平線,腦中泛起蘇東坡海南詩句「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夜晚走在闃寂無人的小徑,兒時熟悉的泥土青草味又回來了。那種遼闊、自由、令人積鬱全開的鄉村經驗,城市是體會不到的。城市與鄉村、水泥與泥土的對比,再度呈現於眼前。
農民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鄉村是人類文明的來處。文明在城市發展,但文化的母體永遠在鄉村。那裡有城市遺忘的禮俗與純樸人情味,有住不慣城市水泥叢林的父母,有一個留守家園的兄長,有一棟祖厝或老家,老家是根的象徵,父母或兄長是家族團結的中心,在外奮鬥的子女依例年節回家團聚,完成「鮭魚返鄉」儀式。這就是社會學家杜尼斯所謂的鄉村「共同體」與「禮俗社會」,不同於城市的「法理社會」。城市是拼鬥、賺錢的地方,是「陌生人社會」,鄉村才是費孝通說的「熟人社會」,是遊子心心念念的故土與家園。鄕村的泥土芬芳尤其是都會人永恆的誘惑及嚮往。
涂爾幹以「有機連帶」描述城市的分工分化及工作的相互依賴,而把定型化與低分化的鄕村描述為「機械連帶」。事實上,分工的依賴怎能算是有機?感情的依賴及對家人、故土的依戀才算有機。城市的極度算計及工具理性讓人想到人性的「異化」,雖然進步,但失落了最真實純樸之物,也就是共同體意識。諸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共同體意識的替代物或仿冒品,總是充滿算計利用、引人入歧。
城市與鄉村對比最深刻的詮釋當屬<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認為所有偉大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高級文化必須以「母土」為根,文化春天期的偉大宗教無不深植於泥土,「任何脫離了土地的文化,終必僵化硬化,無復生機」。當高級文化發展由文化階段走向文明階段,亦即物質取代精神時,最終將出現「世界城市」。它帶來的不是文化的繁盛,而是偉大文化的終結:文化人在精神上原是鄉村塑造的,現在卻反過來被他們的創造物大城市掌控、吞噬。
文化生命來自鄉村家園,都會水泥的堆積儘管宏偉壯麗,卻是死亡的象徵,因為家的古老意義已消失,房屋只剩房客及過客,建造房屋是出於功能需要,出於商業因素而非感情因素。在生活違反自然節奏、城市規劃不適人居、「城市病」惡化、生命力衰退、出生率鋭減下,世界城市將走向毀滅。
台北無疑是世界城市,所有的「城市病」台北都有。而明明是盆地,有熱島效應及空氣流動問題,20幾層摩天巨廈卻越蓋越多,除李登輝當市長時搶建6、70座社區公園(他怕這些地被後任市長賣予建商,台北居住環境更差)、黃大洲闢建大安森林公園外,歷任市長都拼命砍樹賣地,「台北之肺」越砍越小,「水泥長城」越堆越高。史賓格勒預言的毀滅看來是要成真了。
春節期間受邀赴鄕間作客,享受濃郁的人情味,品嚐獨有的雞鴨飯菜香,白天徜徉於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目送飛鳥投向遠方地平線,腦中泛起蘇東坡海南詩句「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夜晚走在闃寂無人的小徑,兒時熟悉的泥土青草味又回來了。那種遼闊、自由、令人積鬱全開的鄉村經驗,城市是體會不到的。城市與鄉村、水泥與泥土的對比,再度呈現於眼前。
農民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鄉村是人類文明的來處。文明在城市發展,但文化的母體永遠在鄉村。那裡有城市遺忘的禮俗與純樸人情味,有住不慣城市水泥叢林的父母,有一個留守家園的兄長,有一棟祖厝或老家,老家是根的象徵,父母或兄長是家族團結的中心,在外奮鬥的子女依例年節回家團聚,完成「鮭魚返鄉」儀式。這就是社會學家杜尼斯所謂的鄉村「共同體」與「禮俗社會」,不同於城市的「法理社會」。城市是拼鬥、賺錢的地方,是「陌生人社會」,鄉村才是費孝通說的「熟人社會」,是遊子心心念念的故土與家園。鄕村的泥土芬芳尤其是都會人永恆的誘惑及嚮往。
涂爾幹以「有機連帶」描述城市的分工分化及工作的相互依賴,而把定型化與低分化的鄕村描述為「機械連帶」。事實上,分工的依賴怎能算是有機?感情的依賴及對家人、故土的依戀才算有機。城市的極度算計及工具理性讓人想到人性的「異化」,雖然進步,但失落了最真實純樸之物,也就是共同體意識。諸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共同體意識的替代物或仿冒品,總是充滿算計利用、引人入歧。
城市與鄉村對比最深刻的詮釋當屬<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認為所有偉大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高級文化必須以「母土」為根,文化春天期的偉大宗教無不深植於泥土,「任何脫離了土地的文化,終必僵化硬化,無復生機」。當高級文化發展由文化階段走向文明階段,亦即物質取代精神時,最終將出現「世界城市」。它帶來的不是文化的繁盛,而是偉大文化的終結:文化人在精神上原是鄉村塑造的,現在卻反過來被他們的創造物大城市掌控、吞噬。
文化生命來自鄉村家園,都會水泥的堆積儘管宏偉壯麗,卻是死亡的象徵,因為家的古老意義已消失,房屋只剩房客及過客,建造房屋是出於功能需要,出於商業因素而非感情因素。在生活違反自然節奏、城市規劃不適人居、「城市病」惡化、生命力衰退、出生率鋭減下,世界城市將走向毀滅。
台北無疑是世界城市,所有的「城市病」台北都有。而明明是盆地,有熱島效應及空氣流動問題,20幾層摩天巨廈卻越蓋越多,除李登輝當市長時搶建6、70座社區公園(他怕這些地被後任市長賣予建商,台北居住環境更差)、黃大洲闢建大安森林公園外,歷任市長都拼命砍樹賣地,「台北之肺」越砍越小,「水泥長城」越堆越高。史賓格勒預言的毀滅看來是要成真了。
「罷馬」讓民進黨灰頭土臉.
作者:孫慶餘 2013/02/07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以來,諸事不順,不只他大力推動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有雷聲無雨點」,他上月提出的「罷馬」、「罷藍委」更讓民進黨灰頭土臉。1月26日台中立委補選及2月2日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連吃敗仗。在馬英九支持度只剩13%,國民黨聲勢空前低迷之際,民進黨去年4次(花壇、鹿港、礁溪、三星)參與補選,毎次大勝,堪稱勢如破竹。沒想到「罷馬」竟使形勢急轉直下,台中補選該贏未贏,竹南鎮長補選則得票僅一成五,跌破所有人眼鏡。
竹南鎮長補選號稱有「康世儒現象」,民進黨敗選不是意外,意外的是得票遠低於該黨四成左右支持度。而台中立委補選更是民調一路領先,黨內普遍看好,最後居然在蘇貞昌的「罷馬第一戰」訴求下,不勝反敗。由於台中補選是藍綠形勢逆轉的「第一戰」,其消長特別值得分析。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其實,不如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還更恰當。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成為雙方成敗關鍵。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一旦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頭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對立。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的失敗教訓。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這次台中立委補選又像去年幾次補選一樣,是民進黨獲勝了,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也不會得票奇慘了。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以來,諸事不順,不只他大力推動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有雷聲無雨點」,他上月提出的「罷馬」、「罷藍委」更讓民進黨灰頭土臉。1月26日台中立委補選及2月2日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連吃敗仗。在馬英九支持度只剩13%,國民黨聲勢空前低迷之際,民進黨去年4次(花壇、鹿港、礁溪、三星)參與補選,毎次大勝,堪稱勢如破竹。沒想到「罷馬」竟使形勢急轉直下,台中補選該贏未贏,竹南鎮長補選則得票僅一成五,跌破所有人眼鏡。
竹南鎮長補選號稱有「康世儒現象」,民進黨敗選不是意外,意外的是得票遠低於該黨四成左右支持度。而台中立委補選更是民調一路領先,黨內普遍看好,最後居然在蘇貞昌的「罷馬第一戰」訴求下,不勝反敗。由於台中補選是藍綠形勢逆轉的「第一戰」,其消長特別值得分析。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其實,不如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還更恰當。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成為雙方成敗關鍵。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一旦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頭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對立。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的失敗教訓。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這次台中立委補選又像去年幾次補選一樣,是民進黨獲勝了,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也不會得票奇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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