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運動促進公民社會成長.

2013/08/16 白衫軍成功的網路動員，使公民運動大受鼔舞，為弱勢爭取權益及為普遍正義立法的聯盟有可能一波波成立，仿效「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有人甚至已預言「台灣茉莉花革命」。其實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並非台灣良好借鏡，台灣由多年前民主運動奠定民主，發展到現在新公民運動，公民文化早已超越阿拉伯世界太多，與其說茉莉花革命是台灣公民運動目的，不如說促進公民社會成長才是目的。 民主法治必須建立在公民社會上。公民文化不成熟地區，臣民意識大於公民意識，民主法治難上軌道，享受特權的舊勢力及換湯不換藥的新勢力不會自動讓渡權力，憑藉特權及過時法律壓迫的狀況永遠存在（因為居社會多數的臣民不知反對這種狀況）。必須到公民意識覺醒，人民從臣民的依附角色解脫出來，認識到自己是國家主人、國家治理是全體公民的共同事業、「公民」意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公民社會才會開始成長，並透過一次次民主運動及公民運動繼續成長。 台灣的民主運動帶來言論、結社、辦報自由及政黨政治，政治參與面的公平基本獲得解決。但民主運動未解決的問題仍多，二00六年紅衫軍就是為解決扁家貪腐問題而興起。雖然紅衫軍具備群眾運動色彩（如克里斯瑪領導人及倒扁訴求），但公民運動特質已出現，參與者的自覺、自主、自制意識鮮明，並有極多人超越藍綠，主要關心政府領導人的犯罪問題，如同尼克森水門事件。 等到這一、二年來反烏龍司法辦案、反核四、苗栗大埔案、洪仲丘事件等，公民運動更是如火如筡，連克里斯瑪領導人及倒誰反誰訴求都不見了，素未謀面的人在網路上都可以動員，政治及政黨也被邊緣化了，參與者關心的都是人民身家性命及普遍正義問題。新公民運動時代於焉來到。 公民社會是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公民、市民的字義都源自古代城邦一詞。亞里斯多德就把城邦視為「公民的組合」，意即公民遵守共同法律、參與共同公共事務、分享共同權利義務的「公民自治共同體」。這種公民意識曾在中世紀被切斷，並在近代飽嚐盧梭、黑格爾式的「強國家弱社會」之苦（包括極權、法西斯及幾次歐洲大戰、世界大戰），之後開始復興 ，洛克、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式的「強社會弱國家」觀念席捲全球，成為維護民主及法治的必備條件：公民必須對政府及政黨牢牢監控，才能避免少數人假借國家、政黨、軍法、「依法行政」之名濫權，侵害公眾利益、人權、人命，甚至造成無可挽回的社會大災難。 「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的成功絕非倖致，他們是一步步恪守公民社會規則、把握普遍正義原則（即自然法或良心法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才贏得廣大社會信賴的。該聯盟發起者之一接受媒體訪問，就強調洪仲丘事件是悲劇，因此不能有英雄、不能收割，發起者若有必要對外說明，不可露全名；他們並強調希望喚起公民精神，不分顏色、族群，每個人都可以、也必須出來扮演角色，而不是把希望放在「公民一九八五」身上，否則就表示公民社會還不夠成熟。 同時因發起人中藍綠傾向都有，他們最後以「公民」這二字形成核心價值，也超越了藍綠；「為什麼我們要叫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最重要的就是公民二字。」「我們最不希望的是，公民參與後，從此回家看電視，又再度冷漠了。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而出捍衞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工作的人。這不是很帥嗎？」 的確很帥。正是要這種淡泊、良心、熱心追求公益的精神，公民運動才能促進公民社會健康成長。

台灣新公民運動時代的來臨.

2013/08/08 幾乎所有參與或觀看＜公民1985行動聯盟＞連續兩次抗議行動的人都同意，台灣新公民運動時代正在來臨。這種透過網路號召，發起者出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社會有力人士、有力團體（如政黨）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 公民與群眾的最大分別就是自覺性、自主性、自制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普遍正義」；他們已經不是運動的追隨者，而是運動共同的發起者及普遍正義的立法者。可以說，公民立法者第一次站上了台灣歷史舞台！ 為什麼要公民立法？因為公民對必須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完全失去信賴，「真相」及「人權」構成這次洪仲丘事件的核心目標，他們以公民集體行動要求政府實現這兩項目標，視之為自己在履行公民責任，也是道德責任。一般運動追隨者只有你的、我的真理，公民立法者卻專注共同的真理，有些事適合單槍匹馬進行（如毒物專家林杰梁的行俠仗義），有些事則必須以普遍正義進行，就像＜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訴求：「還洪仲丘公道，找回失落的公平正義」。 阿拉伯茉莉花革命與台灣版茉莉花革命層次其實不同。前者主要關注政治改革，鮮少公民社會特質；後者關注社會正義（因政治改革已大半完成），公民社會開始成熟。後者更像漢娜•鄂蘭說的，要從「公共領域衰落」（即代議制取代了公共協商、經濟取代了政治、政黨只關心選票、個人陷入無能為力而對公共事務冷漠麻痹）中，通過「革命行動」來復興公共領域，承繼古希臘伯里克里斯的民主社會理想：「雅典公民不會因為忙於家事而忽略國事。對於公共事務無興趣者，我們不認為他們是由於懶惰，而是由於無用。即使我們之中少有創見者，我們卻都是政策的可靠評判者。」 洪仲丘事件會激起空前浩大「公民之怒」，顯然由於人人都是可靠的評判者。盲從及非理性的群眾運動正在退位，具有台灣中產階級特色的新公民運動正在興起。超越藍綠、更關注普遍正義及制度㢢病，近年原已蔚為公民思想主流，伴隨對政黨、藍綠惡鬥的厭惡，可惜政治舊勢力仍然迷信衝突對抗，在他們的蓄意操作下，「第三勢力」始終無法出頭，發揮「第三方平衡」力量，台灣也一直無法擺脫內耗命運。 如今＜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成功，不只讓大家看到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長，也看到第三勢力的一綫曙光，甚至情勢的發展有可能非常快，新公民運動思維很快即將改變舊群眾運動思維，維持舊思維的政黨很快即將沒落，如同湯瑪斯•庫恩指出的：「典範的轉移」不是逐漸發生的，是突然出現的！ 葛蘭西曾先知性的預言，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西方則因有了獨立的市民社會，政治的強制性開始弱化，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開始凸顯，革命的重心也從暴力奪權轉向競爭社會的同意和擁護，哪一方能確立「文化革命觀」，掌握文化領導權，哪一方就能掌握社會。從「反核四大遊行」到「萬人送仲丘」活動，大家看到的正是這種文化領導權橫掃一切、所向批靡的現象。

改變軍中人權惡習時機到了.

2013/07/23 洪仲丘事件經洪家、媒體、退伍士官兵及公民運動鍥而不捨的追究、反駁、爆料、包圍國防部，一個眼看又將被輕易掩蓋的軍中命案，迅速成為社會焦點，引發全民憤慨，連馬總統都不得不出面探視洪家人，並再三保證這件事他「管定了」。改變軍中人權惡習時機終於到了！ 對於每年上百件枉死、虐死卻大多以自殺或意外結案的軍中命案，洪仲丘之死不過是另一段微小插曲而已。國防部萬萬沒料到，小事居然演為驚天動地大事，而且許多當過兵役男都勾起被凌虐及𣎴公不義往事，一剎時全民都成了「感同身受的洪仲丘」。 這種變化奇怪嗎？一點也不。 一個埃及小市民之死激起「阿拉伯之春」運動。一個黑人在公車上拒絕讓坐白人被捕，激起美國空前浩大民權運動。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是歷史及心理累積到一定程度的全面爆發。威廉•詹姆士說這是共同的「時代感受性」。康德說「這種突發性歷史事件永遠不能忽略，因為它表露了人性中有求取改變和掙脫現狀的需求。」針對當時法國大革命，他還讚嘆道：「我要說，這個革命在所有目擊者心中都產生一種近似熱情的同情（因為這是在為爭取被踐踏的人權而奮鬥）。」孫中山談辛亥革命也說：「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 為什麼有這種「久蟄之人心」？因為軍中人權問題太嚴重了，民怨太深了。士兵是要訓練來打仗的，要打仗一定要愛護士兵，這是所有兵法如中國＜武經七書＞的基本要求。但中華民國部隊卻流行虐兵、整兵，以踐踏人性尊嚴為樂（違反立憲主義必須建立在「人之尊嚴」上），封閉的軍法系統更往往淪為看長官顏色行事的權力附庸。洪仲丘該旅上下長官會沆瀣一氣，不惜違法亂紀，連只剩幾天退伍也不放過，堅持把握最後權限私設刑堂，出了人命還集體掩飾及湮滅罪證，如果不是認定軍法系統宛如獨立王國，他們敢這樣有恃無恐嗎？ 軍法系統絶對不是、也不能是獨立王國，民主時代不容有正常司法制度的死角，軍法系統照樣受憲法規範，尤其涉及人命及湮滅罪證時，軍法系統沒有脫離正常司法要求的特權，亦即必須受最高司法權管轄，並不得違背憲法第八0條要求的公正及獨立辦案。當軍法系統無法符合上述要求，為民間及受害家屬廣泛質疑時，正常司法系統就必須介入，否則軍中人權將無望改善，軍法系統將永遠是軍中人權沈痾的幫兇及黑暗勢力護身符。台灣已經實行民主廿年了，軍中還像戒嚴時代，這說得通嗎？ 老一輩將領都讀過唐代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該文末段說：「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句句血淚，字字含悲。你們軍中長官對兵士的生養長大有何功勞？被長官害死的兵士又有何過錯？你們想過父母兄弟妻子喪失親人的巨慟及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嗎？ 義務役男不是職業軍人，他們更該受寬容對待，而不是相反，被職業軍人視為異類，強加折磨。什麼樣的國軍不懂愛護士兵，什麼樣的國軍就沒有戰力。＜黃石公兵法＞說：「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在洪仲丘，江國慶案頻頻發生的國家，能指望有民心、戰力嗎？

「成為男人」：洪仲丘跨不過的門檻

2013•7•15 中華民國幾乎每一位體檢合格的役男都服過兵役。當兵不只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還被視為「成為男人」的門檻，當完兵回來就是「男人」了。因為軍中的諸多考驗，容易使未經世事的年輕人迅速長大，體會人情冷暖、世道艱辛，以肉體及精神的磨練（或熬練）作為成熟的代價。只是「成為男人」若要痛苦到像洪仲丘、江國慶那樣，被不當懲罰致死或蒙寃被殺，代價也未免太大了。 軍中比起家庭、學校，是大社會，比起真正外面社會，又是封閉的小社會。預備役（即義務役）入伍的年輕人，大多把這裡當暫時過渡，以「數饅頭」稱呼在軍中的日子。他們和職業軍人形同兩個世界的人，留營的士官長對天之驕子的高等學府畢業生，尤其難免有羨嫉心理。而不幸在封閉體系中，「不怕官，只怕管」，後者對前者的權力無比巨大，一個入伍的年輕人，除了體能、技術、耐性等考驗，還要適應封建專制的級別關係及垂直單向的服從要求，一旦被鎖定為「磨練」對象，往往「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洪仲丘就是碰上了這種狀況。 很多人喜歡從人權角度談軍中問題，其實人權是普世價值，軍中法規未必不隨人權而進步。問題是軍中奉服從為軍人天職，「服從，服從，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像羅蘭夫人對法國大革命濫用自由的評語一樣，服從使一切懲罰合理化，甚至將人權完全踐踏腳下，把「不當懲罰」（如報復）做為不服從或違犯規定的合理管教，上級長官不只絕少干涉或過問，還處處予以配合、維護。於是，在極度封閉的軍中，規定因人而異、法令會轉彎、事情可大可小等「人治潛規則」就出現了。 我個人也當過下士充員兵，入新兵訓練中心時正逢九至十一月，中華民國重大節日都在此時；出操了兩週，我就被派去做壁報、繪畫，都是全中心性質比賽，結果教師節、國慶、光復節、蔣公華誕等都拿了冠軍，為連、營贏得多面榮譽獎牌，而全連打靶全中心第一，也不過一面獎牌。所以連長高興的對我說，他從沒看過這麼多獎牌。營長、營輔導長也驚動了，多次來看我工作。但勞苦功高的代價卻是被「補磨練」。 教育班長們說我是「死老百姓」、「要好好磨練」，除單獨出操外，結訓前最後一整週還安排我站中午十二到二點、晚上十二到二點的衞兵，而且是站訓練中心正門，走路既遠，又必須從頭到尾站直，又錯過大家午休及夜晚好夢方甜時光，站完衛兵各哨逐一整隊回營，幾乎就不能睡覺了。這就是「人治潛規則」之一。 印象更深的是工兵學校每一梯次卒業成績前二名，照例保送國防部，我畢業時符合條件，但大隊長臨時宣布金門缺兵，我們必須全員調往金門（而且分散編入步兵），我的保送就沒了。但一位我熟識的學員（家世似乎極好，母親常來學校），成績遠遠在後，居然告訴我，他不必去金門，將直接去憲兵連報到，毎天上下班。這也是「人治潛規則」之一。 「成為男人」的代價就是忍耐、適應各種年輕人認為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包括某類人在軍中較易被整、好學校學生較易遭忌、國民黨黨員待遇較優、質疑長官或對他們禮貌不周必定惹禍、不可看不慣長官行事為人。這當然痛苦，但成長本來就是痛苦的，沒有痛苦就沒有成長，「成為男人」意味著必須行過死蔭的幽谷而不遭害。像洪仲丘、江國慶那樣遭害，跨不過男人門檻，不只是忍耐問題，主要還是長官權力過大並濫用（如私設刑堂，釀出人命還阻撓司法介入）的問題。

民進黨何不試試贏得對岸友誼.

2013.7.7 民進黨舉辦第一場華山會議後，接連發生幾則感人新聞，一是兩岸謝、彭合作贏得溫布頓雙打冠軍，二是上海姑娘李婭莎榮獲金曲獎台語歌后，三是台北動物園貓熊圓圓產子。這些新聞宛如茫茫大海航行中遇見陸地，不由令人想到：政黨與其千方百計防範「一中陷阱」，搞到舉國舉黨不寧，何不試試去贏得對岸友誼？ 謝淑薇與彭帥分屬兩岸，但同年同月生，同時轉入職業，交情好默契好，球技又高度互補，堪稱絕配。當兩岸正為「一邊一國」劍拔弩張之際，她們的友誼早已突破國界，達到「增進相互了解，增強友誼團結」的奧運精神，兩人為兩岸合作共創雙贏開創了新頁。而李婭莎用羅馬拼音學台語，以其努力贏得評審肯定，得獎雖出乎太多人意外，卻證明台灣藝術界的包容及大氣，並令人反思藝術界能如此，政界是否也該如此？至於圓圓產子，其友誼的象徵意義更不待言了。 民進黨華山會議，是為尋求兩岸政策新共識，與會者都強調主權沒有妥協餘地，大家的立場就像蘇貞昌說的「面對中國，沒有人是正方、反方，因為我們同在台灣，都是同一方」。既然是同一方，那為何還要區分中華民國的主權（主體意識）與台灣的主權（主體意識）？中華民國的為什麼不能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統轄台澎金馬，為什麼中華民國一中不能是台灣的一中？可以「一中各表」、「憲法各表」的「中華民國一中」，何來「一中陷阱」？ 民進黨或許忘了，他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通過時，兩岸還沒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說，國際上的「一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防範「一中陷阱」是對的。但當對岸已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甚至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若不存在，哪來可以各表的一中）時，民進黨還要指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中華民國一中也當陷阱看，就太膠柱鼔瑟且明知故犯了。如果國民黨可以用中華民國一中贏得對岸友誼，自認比國民黨更不會出賣台灣主權及主體性的在野黨，為何不敢用中華民國一中（一中各表、憲法各表等）也去贏得對岸友誼？ 誠然，國家不是個人，兩岸政黨的友誼不可能用謝淑薇、彭帥的友誼去比喻。但對群體道德太悲觀了（如同華盛頓總統的名言：「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時，民族才是可以信賴的」）也不必要，全球化時代不同於民族國家時代，現在兩岸互動的國際氛圍也遠遠優於一、二十年前。更重要的，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乃至物種與物種間的互助共生，不只在全球化時代被高度期許，而且地球的「生存鏈」、「生物鏈」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自然淘汰說，被史賓塞誤導成殘酷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達爾文更注重也更強調生物間、物種間、人類社群間廣泛的互助合作。不只達爾文，所有無政府主義者、重農（放任）主義者，理論背後都相信人類的合作、自治、和諧及平衡本能。若沒有這種「自然秩序」信仰，倡導道德情操的亞當•斯密是不會也不敢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規律的 ！ 政黨組織的目的就是執政，民眾期待的政黨政治也是輪替執政。而要輪替執政，政黨必須有足夠國際眼光、足夠進步勇氣，也就是吸引選民支持的魄力及視野。「一中陷阱」既已證明是落後指標，是民進黨信心不足、集體恐懼的幻影，民進黨就該效法謝淑薇、金曲獎評審，以包容及大氣去贏得對岸友誼。

就欠「中華民國一中」這個藥方.

2013/07/05 民進黨為期三個月的華山會議，目標如主席蘇貞昌所說，要「提出更符合台灣未來利益的中國政策」。但他又說＜台灣前途決議文＞仍是民進黨核心價值，黨的對中政策必須和國民黨有所區隔，不必和國民黨競爭北京支持。對此，沈富雄直言，要人民能接受、對岸能忍受，又要與國民黨有區隔，這樣的新中國政策根本不存在。 問題正在這裡，民進黨如果不像謝長廷那樣走出艱難的第一步，只想面面俱到，新中國政策絕不可能誕生。首場討論中，原則派與權宜派的發言不是太僵化，就是太權謀；什麼目前的論述就很好，大同電鍋再老還是最好用，或什麼發展出一套論述去週旋，讓對方願意坐下來談，對民進黨重返執政不失為權宜措施。這些說法才真是把人民及對岸當白痴。民進黨既要重擬中國政策、尋求突破，就應誠懇務實，切忌「不誠無物」。 事實上，不必改變太大又最務實的方式，無過從＜台灣前途決議文＞的解釋下手。決議文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就用這個「中華民國」面對人民及對岸，台獨的疑慮不是解開了嗎？「憲法各表」、「一中各表」不就有了相同立足點了嗎？決議文又說應揚棄「一個中國」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認知混淆；那採用「憲法各表」、「一中各表」應沒有混淆問題了，因為國際會混淆，是因一中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一中也有中華民國版本，而且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有效管轄台澎金馬時，一中又何必揚棄？ 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制憲正名）在阿扁喊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並經歷多次選舉挫敗（選舉挫敗代表多數選民反對或害怕）後，已經面臨窮變變通關口，更符合台灣或民進黨未來利益的應是中華民國的台灣主體意識而非台獨的台灣主體意識。台獨與台灣雖只一字之差，意義卻大不相同，前者意指民進黨已替人民做了前途選擇，後者則尊重兩千三百萬人選擇，前者不必要的區隔台灣與中國，後者則融二者於一爐。「中華民國台灣」原已於九0年代代表台灣藍綠和解及國家最大公約數，不幸卻在阿扁執政後期被越來越偏激的「一邊一國」論調破壞了！ 解鈴還需繫鈴人，民進黨回歸「中華民國台灣」，緊緊守護好中華民國的台灣主體意識，是人民對該黨最大的期待。民進黨要重返榮耀，要重新執政，要民共交流，一定不能缺乏「中華民國一中」這個葯方。中華民國一中看似矛盾，但政治上矛盾的東西太多了，矛盾不是重點，有沒有誠意才是重點。沈富雄建議民進黨對中政策不妨「向國民黨靠攏」，這絕不是玩笑話，朝野在對外政策上不是本來就該力求一致嗎？

民主機制失靈 極獨召喚極統.

2013/07/01 被通緝的白狼張安樂高調返台，臨行前表示此行除了投案，就是宣揚他的政治理念。返國前席開數十桌的送行盛況，抵台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浩大接機，現場千名警力鄭重其事的部署，以及白狼一路上手捧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冊子，在在說明了這是一趟不同尋常的旅程。很顯然，白狼此行是成功的，而隨著他的英雄式入境，統一勢力的再度崛起已可預卜。 事實上，用常識想都知道，中國崛起，統一勢力必然跟著崛起。問題僅在於，哪種方案最能為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市場認同度低，偏偏這是中共官方的政策。「一中兩府」是最佳方案，偏偏民進黨不接受一中。民進黨喜愛最多民眾支持的「民主獨立現狀」，偏偏這現狀是指中華民國，不是民進黨口中的台灣。 正因民進黨不接受一中（對他們而言，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幾乎不是該黨選項，中華民國的正當性遂被極度削弱，台灣也在開國鎖國的議論未定中持續內耗，不只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以來良好的和平發展機遇錯失（國共二00五年才正式交流，民共交流則尚在摸索），最能對統獨僵局起調節作用的民主機制也跟著失靈，「中華民國」（台灣民主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失去了緩衝器及安全瓣功能。到最後，僵局長期無解，極獨就會召喚極統，類似白狼這種角色就會應運而生。 台灣的「一國兩制」相對於「一邊一國」，堪稱旗鼓相當，位列光譜兩極，說前者是被後者激出來的亦不為過。因為第一，獨派割裂了中國（中華民國）認同，失落的心靈必須重新尋求安頓，越是「愛國人士」越是如此。第二，民主機制原被期待最能包容異質、超越對立，政黨尤其被賦予輪替執政及整合社會兩種權責（有執政權利就有整合社會義務），當政黨政治無法提供上述安定保障，反而因意識形態對抗而成為最大亂源時，失望或受挫者即有可能接受「一國兩制」，以期「結束亂源」。 成功的民主透過和解，能轉化對抗、分裂，讓國家力量向上提升。失敗的民主則相反，原本和諧的變成分裂、對抗，全國向下沉淪。台灣目前的情況接近後者，以致大陸人以一句順口溜「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形容台灣政治。而民主機制失靈，「中華民國」失去緩衝器及安全瓣功能，結果將是統獨各逞其能，只剩此消彼長的「非此即彼」一途。 阿扁執政後期是極獨衝到最高峰並急轉直下的統獨消長分水嶺。中國的＜反分裂法＞出爐，美國由小布希總統脫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到國務卿鮑爾鄭重宣示「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標示了極獨的榮景不再 。等到紅衫軍興起，民心轉移，0八年馬英九大勝，統獨雙方的消長更已確定。馬英九做得再差，一個九二共識就能使蔡英文二0一二年功敗垂成，兩岸關係甚且成為民進黨重返執政的最大罩門，獨派還有多少光環已不待言。 在民主機制失靈下，獨派之消自然意味統派之長，白狼這次英雄式的入境在過去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反觀民進黨，至今僵化態度依舊，謝長廷「民共交流」的努力儘管獲得社會普遍認同，黨內仍不予以祝福，民進黨各天王為了追逐二0一六門票，已經「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這樣的領導 民眾怎麼辦

2013/06/20 馬英九執政五年多，國內外一致的共識是笨、無能。此等資質如果安分守己，不擾民、不妄為，也許還不致造成大害。不幸，馬是一肚子改革又即興而為、漫無章法的人。同時他又極度好面子且自我感覺良好，即使政策錯誤窒礙難行，也要留個尾巴貽害後人，每項改革都成為後任及全民的負擔。而他仍振振有詞以公平正義自居，還要連任黨主席、要領導全民三年。面對這樣的領導人，現在已不是馬要怎麼辦，而是民眾要怎麼辦的問題了！ 回顧馬的政策，幾乎都在和民眾作對。馬主動替富人減稅，搞到國家稅收不足，許多政策無錢推動，馬竟把脳筋動到一般民眾頭上，如油電雙漲、證所稅、健保附加費、十月電價再漲等。這都是「富狗偷食，窮狗當災」，加重民眾負擔、降低資本市場流通、刺激物價飛滁、打擊民間消費力，與08年以來世界性的擴張財政、刺激消費趨勢背道而馳。如此和全民作對的結果，當然是景氣恢復無期，經濟數字不斷下修，在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表現亮眼之際，只有台灣「斯人獨憔悴」。 12年國教入學方案及排富條款最近亦弄得全國家長及學生莫知所從。改革最怕不確定，偏偏馬政府經常翻來覆去、極度折騰人民。12年國教改革、募兵制及軍公教勞年金改革等無不如此。試問，沒有財源為何急著推議論未定的12年國教上路？馬政府究竟視全國家長及學生為何物？而國教本是國民權利及義務，理應一律平等，有幾個國家是排富的？募兵制一樣，美國已警告會造成預算排擠，嚴重弱化台灣國防，馬卻一意孤行。更別提年金改革的虎頭蛇尾、為德不卒、只知剝削勞工了！ 更荒唐的是，標榜清廉的馬，身邊親信一一貪污，貪污又不判貪污罪，並且變本加厲下令＜會計法＞偷渡修法，要為貪污的民代們除罪，馬的虛偽及毀壞法治暴露無遺。此外，倡議東海和平的馬，竟為廣大興事件輕動干戈，前往菲國門口軍演，搞得台灣和平形象大壞；聲稱贊同非核家園的馬，也「瘋狂」推銷核四，與絕大多數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作對，違反國家元首職責。以上等等，已不只是笨及無能，而涉及國家元首最需要的穩健及「了解民間疾苦」。讓這種人再領導三年，政策錯誤不知要伊於胡底！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可怕，馬團隊卻兩者都是累犯。一個沒有核心價值、沒有方向感、沒有領導力，執行又一蹋糊塗的國家元首，絕對是人民及國家的沈重負擔。許信良新著＜台灣現在怎麼辦＞指出，如果總統、國會、政黨都不能回應這階段台灣的迫切需求，就只能寄希望於人民，因為「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活在不安中嗎？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活在無助中嗎？」現在真是民眾自問要怎麼辦的時候了。

要注重的是中華民國的存在

2013/06/16 兩岸一埸吳習會，吳伯雄宣稱雙方達成很多共識、消除很多誤解、他的很多意見都得到善意回應。民進黨蘇蔡兩位前後任主席則或大呼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請中國「不要逼人到絕地」；或指控馬政府向中國提出一中框架，卻未公開表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等於變相接受北京一中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沒有各表，「中華民國究竟還剩下什麼？」很顯然，兩岸問題是朝野各表依然，分歧依然。 吳伯雄自認成就的事，當然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及國家現狀，他的三段論式「馬是中華民國總統，忠於中華民國憲法，根據該憲法，兩岸非國與國關係」，就論述而言無懈可擊。何況他還附了注腳：大陸方面也了解，有些事一定要得到台灣內部共識、民意支持。綠營「賣台」之說不能成立。 那綠謍錯了嗎？也未必，很多在論述上無懈可擊的東西，實質上未必行得通，要看雙方良心。這是綠營振振有詞的根源，他們甚至在某程度上扮演了兩岸關係的守門人角色。只是這角色若逾越適當界限，成為「去中華民國」的台獨，它就對守門職責無益，並對自己執政之路有損。台灣需要的民進黨絕不是拿台獨來弱化、消耗中華民國存在合法性的敵對性政黨，而是讓台灣與中華民國相輔相成的競爭性政黨。 綠營常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不只實質上行不通，論述上也行不通，比中華民國不如。以蘇蔡這次對吳習會的批評看，蘇是批中國，蔡是批馬政府，二者都只看到台灣主權，沒有看到中華民國主權。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及＜國統綱領＞，台灣確是中國一部分，台方的一中是指中華民國，而馬政府不必當面表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中華民國早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道理相同。 一國政府若必須每天說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它的信心或認知一定是有問題的。而吊詭的是，不斷要求政府表態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人，往往是否認或懷疑中華民國存在的人。 國家先於主權而存在，主權依附國家而非國家依附主權。國家不只不等於主權，還高於主權；主權的內涵及主權者可以因時代及政體變化而不同、分割、分享，國家卻只有一個。例如有議會主權、人民主權、三權分立等並存，卻不會有台灣與中華民國兩個國家並存。因此所有注重主權而不斷強調主權被出賣的人，最好記住，只要國家及民主健在，主權既不會因幾次連胡會、吳習會而被出賣，也不怕被出賣。 要注重的是中華民國的存在。沒有了中華民國，什麼人民、領土、主權都沒有了。換言之，只知保護台灣而不知保護中華民國，或只注重台灣主權而不注重中華民國的人，是弄錯兩岸問題方向的人。

忘掉「界限」，只會帶來自毀.

2013/06/06

工業原料長期混充正常食品添加物，造成台灣黑心起雲劑、黑心粘著劑、黑心醬油、黑心香料泛濫，假的美食竟比真的美食鮮美可口，台灣也因此浪得美食王國虛名。然而清水變雞湯的奇蹟畢竟像青蛙變王子，童話真相一旦揭穿，台灣的美食地位立告動搖，留下大批信用破產、載浮載沉的食品相關業者，以及食不安心、「吃這也癢，吃那也癢」的廣大消費者。問題出在哪裡？出在我們急功近利，政府不把關，商人不自律，忘掉了沒有「界限」的進步只會帶來自毀。

人類飲食的進步何等緩慢！14世紀初西方家庭烘烤麵包才得免稅，16世紀中期准許民間使用牛油，1570年宫廷開始使用餐具，17世紀中期法國第一次出現咖啡及簡單食譜，1691年首次有文獻提到餐廳，1746年現代第一本烹調食譜問世，1818年首次出現蔬菜牛肉濃湯食譜，1823年發明沙丁魚罐頭，1925年乳酪搬上餐桌，1929年發明冷凍食品。而台灣牛肉麵也經歷50年以上才成為美食，台灣夜市（如圓環）美食更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和近年聲名鵲起的珍珠奶茶、鳯梨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更別說迅速竄紅夜市的炸雞排、滷味了！

迅速竄紅的代價自然是犧牲品質和安全，只講究口感口味。而沒有比化學調味更能欺騙人類味覺了。於是，在政府不盡責把關，源頭廠商紀律隨之廢弛下，台灣製造出大批假名廚、假美食，民眾的健康及食品業的誠信也跟著賠掉。做為報應，台灣成為世界洗腎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台灣黑心食品大國的惡名最近更是不脛而走。當然，在整個事件中，人民是無辜的，食品供應鏈末端的大多數小店攤販也是無辜的，可惡的是政府及極少數源頭廠商。政府如此放任黑心商品毒害人民，按啓蒙時代標準，就該被推翻治罪！

想要進步速成，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為了達成夢想，人們甚至不惜破壞自然、超出人類（生物和道德）極限。有了車船，就要飛機；有了火砲，就要飛彈導彈核彈；有了科技，就要人定勝天。同理，烹調、烘焙無法成為阿基師、吳寶春，就用化學手段讓人人是阿基師、吳寶春。這裡面包含著一種現代性的傲慢及美德的踐踏，也就是對「界限」敬畏（或稱尊祟）的消失。

「敬天畏民」是中國傳統的「界限」，深信逾越了這道界限就有報應。古代西方也把這種敬畏尊祟當成美德，感恩意指感謝比人類更高外力的祝福，忘恩意指拒絕承認人類能力的極限，後者也成了美德的對立面及原罪的來源。除了亞當和夏娃這個眾所周知的故事外，阿波羅𠒇子駕著父親太陽車，脫出日夜循行軌道，而遭宙斯天雷擊毀，是另一個故事（文學家卡繆說得好：「太陽神阿坡羅逾了矩，也難逃正義婢女的制裁」）。兩個故事無寧都是先民智慧的寓言化，在告訴我們：沒有界限，一味追求不擇手段的前進，只會帶來自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