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治水就是治不好

2010/09/27
台灣每逢暴雨必淹。對於颱風肆虐，必須「治水為先」的國家來說，這似乎不可思議。但台灣人卻相安無事，民眾每年抱怨，政客每年保證治水，水患也年年如期發生，治之不去。這恐怕有更深的道理值得研究。
為什麼像岡山、左營這些日治時期曾為治水防洪典範的地區，現在同遭水患波及？為什麼都市開發不注重地形地貌及風向水向？為什麼無限制的城市開發（如北市竟容許二十、三十層高樓林立）可以被容許，大都會必須蓋成密不透風、不見天日的水泥叢林？人口密度不該透過高樓密度來限制嗎？各縣市可以把滯洪地、行水區任意填塞，與水爭地，不顧自然生態嗎？為什麼有些城市下水道排水有餘，其他城市卻嚴重不足？
這些問題就像治水工程分交中央地方各自負責一樣，都是中央不負責任，沒有完善國土規劃的顯現。國土規劃不能只從經濟發展、為科技業主覓地及土地開發商利益角度思考，「人」及「子孫未來」才是思考重點。但從國民黨到民進黨政權，從政黨輪替到再輪替，我們看到中華民國政府有任何「人」（人性）及「子孫」（永續）的思考嗎？
我曾問過一位大企業家兼開發商，他為何能在中國大陸規劃如此完善社區，在台灣卻不能？他說這要問我們政府。答案正在這裡。台灣雖然像荷蘭、日本，需要治水、防洪，或更重要的「與水共存」，但台灣卻有一個思考仍與清末沒有太大差別的政府體系，中華民國官吏的許多作為也與《官場現形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描寫的官場醜態若合符節。
台北花博及新生高貴得離譜嗎？不要忘了捷運木柵線當年在郝柏村人馬齊某興建下，也是貴得離譜；在馬英九、郝龍斌相繼擴建及整合文湖線下，同樣貴得離譜。只是不幸花博及新生高有足夠資料可以揭發而已。
《官場現形記》裡到處是撈錢的手法示範，連慈禧都不得不說：「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來的清官！」而以清廉自命的慈禧正是天下貪官的總後台。
《兒女英雄傳》談到治水更是荒唐。水是永遠治不好的，因為分段治理，後段治好，前段潰堤，潰堤處沖垮治好處。於是永遠都在治水，永遠都是中央不必負責，一出了事，就找個地方治水官員卸責。亦即好處由中央及地方所有前任官員撈，壞處由恰巧在任而被選做替死鬼的人扛。
台灣治水為何治不好？因為由中央到地方有太多《官場現形記》人物，東邊扶了西邊倒，橋樑堤防修了又壞，壞了又修，把納稅人的錢不當錢用，同時比清朝更糟的是，所有大小官員一概不必究責。

政治口水不敵人民憤怒

2010/09/24
　台灣位處颱風地帶，又是個水災地區，「每颱必淹」已成台灣常態。奇怪的是，治水年年喊，災情却不見減少，「與災共存」也成為台灣常態。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政治人物的卸責口水越來越被看輕，人民的憤怒越來越受重視。
　為什麼人民越來越受重視？因為有手上一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爆發的憤怒能讓穩坐釣魚台的政治人物陰溝裡翻船。二０００年的八掌溪事件只是突發事件，扁政府並無責任。但電視觀眾眼睜睜目睹二、三小時內，惡水沖走四條人命，官方却無做為，一時全國群情激憤，延燒到新上任的扁政府，導致行政院長唐飛請辭，副院長游錫堃「替死」，消防、警政等高官記過。這次震撼教育前所未有，人命在台灣從未如此值錢過，因為大家從未看過四個活生生的同胞如此無助的一分一秒走向死亡。人性的悲憫及震撼在這次事件中達到最高潮。
　去年八八水災是另一次導致閣揆去職、總統馬英九民意支持度自此一蹶不振的重大事件。電視機前觀眾看到馬政府竟然麻木不仁、傲慢、敷衍、卸責，連現場「表演」也顯得僵硬做作、不情不願。對照死亡數百人的小林村活埋，人民的憤怒於是一發不可收拾。馬的被迫道歉却不認錯。劉兆玄的強硬與堅稱八八水災救災比九二一震災救災快，是激怒人民的最重要因素。
　而這次凡那比颱風，馬政府學乖了，反應快半拍。反而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一句「中央要負較大責任」，及陳菊市長一句「治水責任八成在中央」，加上綠營市議員說「上游（高雄縣）不當開發阻礙洩洪」，激起民怨沸騰。民怨當然沸騰，治水是從中央到地方都有責任，下水道工程更是地方的責任，下水道工程不力及洩洪池不夠，必然影響洩洪，這怎能推給中央及其他縣市？
　政客口水一般自稱無責，或把責任推給他人，這正是人民的最恨。像二０００年唐飛內閣迅速負起責任，游錫堃下台，民怨馬上平息。去年八八風災，馬政府堅稱無責，反應慢數拍仍不認錯，至今劉內閣雖下台了，馬英九民調還翻不了身。郝龍斌對花博風暴同樣堅不認錯，處置方式類似去年馬英九，郝的民調也注定不易起色。倒是陳菊失言後馬上認錯，願意承担淹水責任，民怨也逐漸減弱。
　台灣「每颱必淹」及「與災共存」，不應成為常態。治水是中央與地方的共同責任，中央尤其有統籌及監督之責。如果水災年年發生，明知大自然天候異常，強降兩愈趨普遍，中央到地方仍束手無策，那人民的憤恕絶非受重視就能平息，恐怕會變成改朝換代（中央與地方）的推動力量。

市長選不好 別妄想總統

2010/09/20
國民黨為轉移「花風暴」焦點，炮製出兩個議題，一是拿蘇貞昌妻話大做文章，說蘇市長選輸將選總統，二是拿美麗島電子報挑撥蘇蔡，說蘇貞昌二○一二確定出局，蔡英文則已準備參選二○一二（意思是新北市長選假的）。兩件事是屬個人意見，小事一樁，但被國民黨及藍媒放大炒作，同樣餘波蕩漾。
蘇貞昌是不是市長選輸要選總統？答案是肯定的。但從民主遊戲規則及個人行為後果而言，蘇無論如何都不能選總統，至少二○一二不能。
因為一個民進黨A咖明星選輸一個國民黨B咖郝龍斌，不只丟臉，而且枉費民進黨市議員（主要是謝系）賣力揭發花博及新生高弊案，還原郝市府真相。經過弊案檢驗後，郝的能力及清廉都已大受國人質疑，如果蘇還不能勝選，他的光環將迅速萎縮。別說選總統，連是否能再叱咤風雲（以老大自居），都已成問題。此時他想再選總統，徒然自取其辱。即使他只輸郝一點點，也算出局。這是民主遊戲規則。
至於行為後果，蘇原是黨內規劃的新北市候選人，他突然發難，執意選北市，讓都會型女性蔡跑去新北市，非都會型的他反而來北市。結果蔡有水土不服問題，都會型步調不符遼闊鄉土需要，他則有無從著力問題，玩的還是定點定人固樁戲碼。蘇蔡任何一人如果選不上，需負責任的都是蘇。蘇絕對無法規避各方問責。
而即使蘇蔡二人全當選，蘇也不能再選二○一二。因為「與民有約」不容許落跑。蘇蔡原本都是二○一二備胎，但二人既經選擇二○一○，而且保證做滿，就必須忠於選擇，沒有模糊空間。換言之，二○一二對當選市長的蘇蔡二人是結束了。
那蔡英文如果選輸呢？這還得看如何輸。如果選舉過程激不起一點旋風，女性選民支持度又落後於朱立倫，則蔡顯然更不適於選總統。
總統選舉是魅力比賽，李登輝、阿扁、馬英九都發揮過魅力。民進黨要打敗馬英九，當然需要魅力型候選人。蔡若在新北市一役爆發不了魅力，她也不必選總統了。
蘇蔡都不行，那民進黨二○一二還有人嗎？怎麼會沒有！一九九六年不是借將彭明敏嗎？二○○○年阿扁不是自己冒出頭嗎？二○一二為什麼不能借將黨外名人，如李遠哲等？有人屬意林義雄，但林太過潔癖，水清則無魚，而且林有核四舊案，碳污染及毒污染風險已蓋過核污染，林的反核堅持與蔡英文的反ECFA堅持都是更上層樓包袱。包袱越少，總統之路就越順。
蘇蔡認真選市長是對的，市長選不好更別妄想總統。「吃碗內，看碗外」的惡習是會被選民厭棄的。

花博問題還沒交代清楚

2010/09/17
　花博問題由黨中央出面丄血，要郝市長做出「四人幫」下台決定，又組成「五人顧問小組」（花博體檢團隊），矢言把花博辦好，郝龍斌本人擔任該團隊總督導，同時在藍營各媒體上，發動名嘴，全力反擊綠營市議員質疑，進行所謂的「搶救郝龍斌」行動。以上危機處理不能談不好，反擊的威力也較前凌厲。問題是花博問題交代清楚了嗎？
　花博問題從新生高開始。該案不只是問題，還是弊案。與花博關聯的新生工程，竟然只有一個科長敢簽字，其他人避之惟恐不及。而一個科長簽字的採購案居然還可以過關，這就是大疑點。其次，被議員質疑後，該科長上叩應回應，竟稱這是「簡單疏失」，，郝團隊從郝龍斌以下也眾口一辭，堅稱這是「行政疏失」，這是另一個大疑點。等到新工處小官員送法辦，其中一名遭拘押，郝龍斌竟然不是向北市市民道歉，而是專程跑去發生弊案的新工處向員工道歉，這是第三個大疑點。
　三個大疑點呈現的就是北市府從上到下企圖遮掩（與花博場館拒絶議員及記者進入查訪如出一轍）。為什麼要遮掩？又為什麼上上下下齊心遮掩？因為這涉及軍事化管理，是郝龍斌在貫徹意志。為什麼是郝龍斌？因為花博的總設計師兼執行者就是他，「四人幫」只是其耳目手腳。藍營媒體在花博及新生高弊案爆發後，替郝諉過，說「四人幫」獨斷獨行，他們「連郝龍斌都愛理不理」，又說沒有人忍心讓廉能自持的老實人，受挫於並非他拍板定案的花博」。這些話根本把郝龍斌當成晋惠帝。而實情絶非如此。
　如果「四人幫」真的能一手遮天，甚至對郝市長都愛理不理，他們下台後如何還能繼續擔任義工？顯然他們與郝是親信關係，就如當年李登輝與蘇志誠、阿扁與馬永成。至於說郝是廉能自持的老實人，未免言之過早，因為花博問題尚未釐清。而指花博不是郝拍板定案，更非事實。馬市府時代簽辦的花博是地方級，郝市府卻把它改成國際級（花費超過十倍），準備「大搞」。
　郝市府任內，「大搞」堪稱是常態，花費都是大手筆。「路平專案」對沒有路不平的路面及人行道，照樣大肆挖除。文湖線捷運車廂車況良好，同樣廢掉重做。因此新生高及花博消化民脂民膏，一點也不希奇。市府說花博是「藝術品」，那藝術設計費就該付給沒計者，而非他人，亦即不該抬高花、菜單價數十倍。所有「藝術品無價」、「總價重要，單價不重要」、「此株非彼株」的說法，徒然自相矛盾罷了。
　花博問題看似從人事上止血了，郝龍斌選情也有望回穏了。但花博問題仍然沒有交代清楚，名嘴的硬拗只是表示他們在助選而已。

政客與非政客之別

2010/09/13
北市府置身新生高及花博弊案，郝龍斌選情告急。國民黨竟然飢不擇食、慌不擇路，想靠「蘇打小組」來救郝，還要馬英九及諸立委全面輔選，「當做自己在選」。郝龍斌及其團隊則面無愧色，堅持市府高層全部清白，是因選舉才遭誣衊，至於道歉，郝也專程向發生弊案的新工處員工道歉，而非向台北市民道歉。以上態度，與林火旺、沈富雄的勸退相比，正是政客與非政客之別。
林火旺及沈富雄是站在弊案的角度看問題，認為郝解決不了問題，情況只會愈弄愈糟。林火旺身為藍營，尤其需要道德勇氣，打破藍綠陣營普遍存在的鄉愿心態（藍營對郝，正如綠營對扁），直指問題核心。試想郝連用人都分不清好壞，連處理弊案都不乾不脆，說話像一個少不更事的生手，市民如何仰仗這種人領導市政？林、沈二人的勸退，不只為郝好，而且為市民好，乃非政客才有的思考。
而正如羅曼羅蘭說的：「知識份子蔑視政客，政客蔑視知識份子。」政客的思考點完全與公共知識份子不同，只著眼於我方選情的得失，汲汲於一席一位的保全，什麼是非對錯都不顧。新生高及花博的弊情不重嗎？當然重，但政客卻傾集體之力將之硬拗成蘇郝一樣差，說蘇拿了中藥商公會十萬，也是貪腐；或更拙劣的，說民進黨為反而反，過去反ECFA，現在反花博，動機都相同。
蘇郝一樣差就證明郝適合當北市長嗎？反ECFA和反花博弊案真正動機相同嗎？美國評論界大師李普曼說：「成功的政客總是充滿不安全感，杯弓蛇影。為了在政壇上力爭上游，政客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趙少康警告北市丟了，馬英九連任之路也沒了，屆時不是「鐘擺效應」，而是「骨牌效應」。趙是標準的縱橫家口脗，為救援新黨同志，不惜「　馬救郝」。但國民黨高層竟一片鳥亂，慌成一團。
事實上，以台灣選民的智慧及對國、民兩黨的不放心，選民會坐視「一黨全拿」嗎？馬英九時代，總統及國會全拿，接下來立委補選及地方選舉（包括五都），民進黨即扳回數城。阿扁時代，民進黨躍居國會第一大黨，阿扁又連任成功，接下來四年，民進黨即連選連敗，最後國會剩四分之一席次，總統也大輸。李登輝時代，李在四組人馬中超高票當選，接下來民進黨即囊括全國各大縣市，國民黨空前慘敗。由此可見，「鐘擺效應」不只在成熟民主國家常態存在，在台灣也穩定存在，其擺動就像東西方外交史上著名的均勢平衡。
政客與非政客最大之別在哪裡？在前者只有一黨一姓，沒有國家人民，後者以國家人民為重。法國總統龐畢度詮釋得極好：「政治家是為國家服務的，政客是讓國家替他服務的。」

體檢郝巿府不是唱衰

2010/09/06
＊鑒於「花風暴」愈滾愈大，國民黨發動全黨力挺郝龍斌，金溥聰且說可成為台灣驕傲的花博從利多被打成利空，民進黨窮追猛打，一定會適得其反（自食惡果），而郝團隊如果能扮演啄木鳥，一次除弊，選情未嘗不能利空出盡。
言下之意，民進黨是在唱衰花博，而郝團隊則是啄木鳥，別人才是「花蟲」。
＊國民黨為了求勝，似乎已經不問是非。從新生高架橋到花博，設施報價浮濫，花草動輒買貴十倍五倍，這不像簡單疏失，而像弊案，不像「分層負責」的小弊小案，而像一以貫之的大弊大案。
試問花博總設計師兼執行者的郝龍斌本人及其團隊不必負直接責任嗎？怎麼他們竟升格成啄木鳥，奉命行事的承包商、小科員反而落難成花蟲了？這是什麼思考模式？郝龍斌要卸責，難道國民黨中央也要鼓勵他卸責嗎？
＊至於指民進黨把花博打成利空，民進黨有介入嗎？民進黨是善於打群架，但市議員揭發市府弊案乃屬天經地義，是議會權對行政權的監督，這與政黨有何關聯？如何能說成民進黨打壓花博？
民進黨議員揭發市府被說成民進黨唱衰花博，議員為人民看守荷包又被說成窮追猛打、民進黨將自食惡果，這是什麼邏輯？
郝團隊施政粗糙拙劣有目共睹，花博及新生高架橋弊端只是冰山一角，郝團隊不把自己弄衰，別人能唱衰它嗎？不把花博搞成利空，花博會成為利空嗎？
＊郝團隊平日我行我素，不大管市民感受，目空一切又自我感覺良好，不出事才怪。
以花博為例，中山北路北美館公園及捷運圓山站旁全遭劫難，草坪及樹木慘不忍睹，附近又大規模封地，捷運旅客下車要繞遠路，開車者也極不便，區區一個工程都如此擾民，遑論其他。
其次再問市民，各大公園的蚊蚤橫行，有沒有比幾年前嚴重？各十字路口的小人讀秒裝置有沒有越壞越多？台北市馬路垃圾桶有沒有越放越少？路面不必要的翻修有沒有越搞越多？這些行人及一般市民的不便感受，官大爺們是不以為意的。
＊最可笑的是內湖捷運。電路系統頻頻出事還可歸罪馬英九，但由黃大洲到馬英九時代空間設計得宜的車廂，為什麼被郝市府改成座位變少（每個座位之間高高隆起，可坐三人的空間減為兩人）、空間變小（車廂內窄到兩排座位間走道很難站人，會碰觸前後坐者膝腳）。這種虐民設計唯一令人想到的就是錯誤決策比貪腐可怕。
＊議員體檢郝市府絕對不是唱衰，而是為民喉舌。市議員不揭弊，冰山一角永遠無望露出。
為了花博，郝市府甚至已進行驅趕萬華遊民的「整頓市容」行動，中山足球場也準備食言收回，改建精品展示館。
郝市府無論做錯什麼，都理直氣壯，若非議員仗義執言，小民又能奈他何？

否定政治

2010/08/30
台南市長許添財痛批民進黨「政黨幫派化」，說全世界有哪一個民主國家，是政黨天天在電視台罵自己同志的？國民黨祕書長金溥聰日前也抨擊綠媒搞「仇恨政治」，說不管執政黨做什麼，永遠是錯的，政績都被全盤否定，沒有任何客觀分析。以上二事，不論稱為「政黨幫派化」或「仇恨政治」，其實都是「否定政治」的表現。
否定政治就是極化的黨同伐異，其中的「黨」字甚至不是指政黨，而是指族類。否定政治亦是褊狹的族類政治，如同阿拉伯人名言：「我對付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對付堂兄弟。我和我兄弟及堂兄弟一起對付外人。」這是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的圖像，也是近代台灣分類械鬥社會的景象。關鍵就在對付。因為要對付，所以否定。因為是否定政治，所以對對手一定全盤否定，對己方一定曲意維護。全有全無是零和社會的特徵，否定政治是零和社會的政治。
美國經濟學家余羅在其《零和社會》中指出：「阿德瑞《領地法則》一書描繪──入侵者若要擊敗一隻在自己領地覓食的同類動物，必須具有雙倍於對方的實力。」我們的政黨政治沒有這種實力，因此只好相互否決對方提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否決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也否決國民黨，即使民進黨在國會不及三分之一席次。
為什麼否決？過度否決不是會遭到選民懲罰嗎？未必。黛博拉‧史東的《政策悖論》一書告訴我們，除了找麻煩，悖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能實現，但現實政治卻充滿悖論。如1995年共和黨參院多數黨領袖杜爾堅持要否決柯林頓總統預算，明知沒有勝算，仍然孤注一擲。事後杜爾說：「如果我們勝了，我們就是真正勝了，如果我們敗了，我們也是勝了。」勝什麼？勝在對選民有交代，勝在堅持否決有甜美代價。同理，國、民兩黨對執政一方的否決也是在對己方死硬派表態。
問題是，民主政治的否決是一種表演，否決有一定限度。台灣的否定政治卻經常意指焦土抗戰，尤其民進黨對付黨內異己，如初選時殺到刀刀見骨（本屆大台南、大高雄皆如此，幾年前的「11寇」事件更是出名，連蕭美琴都被打為「中國琴」），如脫黨參選者被口誅筆伐（楊秋興馬上被戴帽子，朋友一夕成了仇敵，他的競選助手情願去幫人品較差的陳致中競選），都超出民主政治限度，成了幫派仇殺及私設刑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同一個人，一夕之間待遇竟有天壤之別，只能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矣」，是愛恨者自己有問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鼓勵監護官階級要「對同志溫情，對異己殘暴，以免敵人毀滅我們」，口吻像幫會。羅馬喬凡諾留下一句名言：「但誰來監護那些監護官？」同理，台灣政黨及支持者以否定政治對付執政者及黨內異己，但誰來懲罰乃至扭轉這種否定政治？誰來救救台灣？

中間路線是一條難走的路

2010/08/23
脫黨參選，標榜將選擇人群最多那條路，帶領民眾走出不一樣道路，把大高雄打造成第二個新加坡的楊秋興，上路不過半個月，就演出走樣，越來越像國民黨打手。他當然不是國民黨打手，但選戰策略錯誤，打在野的民進黨而沒有打執政的國民黨，中間路線便難以為繼。失去了中間路線，楊秋興也失去了存在價值，剩下的只是變相黨爭或個人意氣之爭而已。
中間路線確是一條難走的路，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變成非驢非馬。例如楊秋興評民進黨反ECFA，評民進黨意識形態可怕，這些都還能為淺綠淺藍民眾接受。但他責備蘇治芬帶頭抗爭，要「趕走產業，逼企業自殺」，以及說高市「譴責鴻海佔盡政府便宜」是反商行為，這些就太倒果為因，入民進黨於罪，比國民黨還國民黨了。
雲林六輕是李登輝時代，國民黨政府不讓王永慶投資廈門海滄，退而求其次，全力促成六輕。今天如果六輕有問題，追源溯始，該被責問的是國民黨，當地民眾及台塑都是非必要的受害者。楊秋興把抗爭事件無限上綱到「趕走產業」，誇大了民進黨責任，卻不提國民黨責任，這是明顯的不公平。至於借鴻海事件責備高市反商，更是離譜，鴻海「商人重利輕別離」，出走是算盤太精，高市政府已經仁至義盡，怎麼「招商」的反而被打成「反商」了？
凡事一涉及偏私、挾怨，便沒有中間。中間路線原是台灣政界最該走的一條路，如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即是平衡統獨的中間路線，「藍綠放兩邊、民眾（生）擺中間」也是中間路線。既然民眾、民生擺中間，ECFA就是必須接受的選擇，只是需要訂立配套，以防衝擊。但民進黨卻選擇了為反中共而反ECFA，置台灣經濟民生及中國崛起、兩岸分工、既分又合的事實及需要不顧。民進黨反ECFA，其實就是阿扁極獨路線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最具中間路線優勢及本錢的李登輝，反而莫名其妙變成反ECFA的台獨急先鋒，台灣失去了一個統獨兩種路線之間重要的槓桿。
90年代的李登輝是標準的中間路線─中華民國台灣路線。1999年大選阿扁採取的也是中間路線，當選後將美國要求的「三不」主動加碼為「四不一沒有」，則是過猶不及，伏下獨派大反彈及阿扁路線大反轉因子。馬英九「不統不獨」卻又次次逼中共讓利，同樣是一種過猶不及，必然衍生後遺症。由此可見，中間路線是一條看似好走，實際難走的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以人民之心為心」，話說得好聽，但又有幾人真正心存人民，而不是以自私之心為心、以翻雲覆雨為能事的？難怪極端派乾脆說，沒有中間（選民），只有兩邊。

就從今年回歸政黨政治正軌

2010/08/20
　長期糾結於統獨意識形態消耗的台灣藍綠陣營，總算從ECFA在立院和平通過後，開始出現希望曙光。藍營在今年五都選戰進入倒數一百天時宣示，「城市競爭力」將是五都選戰主軸，支持ECFA的國民黨才能繁榮台灣，反對ECFA的民進黨政見自相矛盾。綠營則由蔡英文定調，五都選戰主軸將定位於治理能力，凸顯馬政府執政無能。如果藍綠都能針對上述公共政策，一較短長，台灣就將從此進入政黨政治正軌。
　政治學家蘭尼「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的定義，提高了政黨的使命及民眾對政黨的期許。現代民主政治既然採代議制，又由贏得選舉勝利的一方出面主政，這種制度設計自然有利政黨競爭。政黨政治之鞏固是歷史的必然。但政黨政治最大困境却是淪於黨派鬥爭或派系傾軋，成為現代政黨創始國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麥迪遜最大的夢魘，兩人都一再警告黨派意識對國家的危害。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若干年不正常的政黨惡鬥後，美國政黨政治進入了正軌，由意識形態消耗轉向實質公共政策辯論。十九世紀三０年代托克維爾前往美國考察，寫下著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內中即說：「就政治而言，彼此的嫌惡幾乎總是（政黨間）友誼的基礎。」
　美國與中共最近既鬥爭又聯合的雙邊政策，又稱為「鬥而不破」。政黨政治也該如此。政黨雖然是志趣及志願的結合，但它不同於一般團體，它是必須向國家及人民負責的團體，無論勝選上台執政或落選在野監督，二者皆負有「民命」，也以「民命」自居。「民命」使政黨具有公共光環，也使政黨不能脫離公共領域。像台灣藍綠陣營用台獨、傾中、賣台、害台帽子互扣，根本不是政黨政治常態，那和幫會火併或台灣早期的分類械鬥幾乎沒有兩樣。而雙方有如寇仇的對待方式，更是「極端主義」及「反民主」的，其結果往往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有如共產及法西斯行徑，或巴爾幹半島的民族主義（族群）內戰。
　台灣實行兩黨政治已超過廿年，與民進黨的黨齡相仿，國民黨也解嚴了同樣年限，兩黨都該是成年的民主政黨。但過去若干年，從國家定位，國家認同乃至ECFA之類經濟議題，沒有一項不無限上綱到「賣台」「誤國」層次，認真討論公共政策的少之又少。難得藍綠陣營終於想通了，願意針對雙方的缺失做政策面辯論，如那一黨的地方執政更好、馬政府如何無能、民進黨的ECFA主張對民生有何影響，這些都是有實質對錯可言，並且可驗證的。但願就從這場五都大選，台灣開始回歸政黨政治黨政治正軌，不再為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耗散社會成本及國家元氣，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建設時期。

棄馬保台與打楊護菊

2010/08/16
綠營為反中共而反ECFA，李登輝巧妙地把目標轉向「棄馬保台」，民進黨朋友們一時如獲至寶，認為薑果然是老的辣，李登輝真有鬥爭智慧。同理，綠營為保五都大選成果，現在又把目標轉向「打楊護菊」，什麼惡毒新聞及電視談話都出現了，以致楊秋興慨嘆許多朋友一夕成了仇敵，許多客觀平實想法都被扣上親中、賣台帽子，他過去扣人帽子，現在被扣，才體會意識形態的可怕。
意識形態是製造仇恨、偏執的工具，越多人陷入意識形態偏執，社會越可怕，人與人間不是透過良知與常識互動，而是隔著一層意識形態互相檢驗，不合乎己方意識形態的就被指為異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極權之爭是意識形態對立最有名的例子，整個20世紀人類或多或少都被捲入這場戰爭。90年代以後，共產集團「蘇東波」總崩潰，意識形態對立轉向各國內部族群、宗教，台灣則以統獨（省籍）面目出現。在台灣沒有體會統獨意識形態可怕的人幾乎很少，除非他本人就在意識形態偏執中。
可是意識形態偏執是一回事，政客利用意識形態對立牟取集團或個人私利又是一回事。台灣統獨意識形態的嚴重及變本加厲，政客的推波助瀾及奇貨可居難脫干係。只要有選舉，只要涉及權位，意識形態就成為挑撥對立、仇恨，獵取選票的最便捷途徑，「棄馬保台」、「打楊護菊」無不如此。
為什麼棄馬才能保台？那是指民進黨上台執政才能保台。但過去八年阿扁執政，台灣是更安全、和平了，還是更危險、對立？答案顯然不辯自明。同理，「打楊護菊」也無非因為陳菊代表民進黨勝負，用意識形態扣楊帽子可以保護陳菊當選。親中、賣台帽子只是手段，奪取權位才是目的。只要有接連不斷的選舉，就會有接連不斷的帽子。一切都是權宜，親中、賣台的指控是權宜，台獨的嘶喊及集結也是權宜，其背後誘因是權位及經濟利益，而不是什麼偉大理想。
當理想淪為騙選票、騙人民的工具，再偉大的理想也會消亡。馬克斯的無階級理想國早已在共產殘酷貪婪統治中消亡。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理想及民進黨的台獨理想也同樣不堪執政及一次次選舉檢驗而消亡。通常民主革命一旦結束或民主運動一旦成功，接著就該展開民主建設（安邦定國，找出國家可行方向），但台灣卻把政黨競爭繼續當革命打，把紅帽白帽當選舉武器用，不顧國家及人民死活。棄馬真的可以保台嗎？楊秋興真的親中賣台嗎？說這些話的人是出自良知，還是基於政治鬥爭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