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就是反不測風險

2011年 03月28日
核災後的日本瞬間由工業社會寵兒及超優生，變成《聖經》中頭上有印記的該隱，外人爭相撤離，日本食品遭拒，旅客不敢入境，儼然地球瘟神。連老成持重的張榮發都公開反核，說日本如此注重核能安全國家都無法應變，何況台灣。反核將重新成為顯學，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反核就是反不測風險，全球沒有比核外洩及核污染更大的風險。二是核災是最民主的災難，富貴貧賤地位高低無一倖免。
在核災之前，人類談論風險，都是可測量、有區域性、有職業性、有階級性，甚至有時間性的風險，例如肺癆、流感、殺蟲劑、化肥等。這些風險並非不能躲開或予以防治，富貴人家更是特權，可以不涉足危險公共場所，避免疾病傳染，可以吃有機食品，避免殺蟲劑及化肥。但核污染不同，它是不能保險，沒有邊界及區域的，由一國擴散到一國，而且不分種族、階級、有錢、無錢一起受害。不只是人，包括土地及土地上的物產（公共或私有）都一體受害，財產頃刻化為烏有。它甚至是沒有時間性的，污染的地區幾個世代可能都無法居住。

過去的風險局限於少數人，還經常有冒險獲益的機會（如股市名言：愈大的風險，愈大的獲利）。而後工業的核化風險卻沒有獲益者，人人都是輸家及受害者，它冒著地球上所有生命都自我毀滅或遭受毀滅的風險。而且由於後工業的風險大都是「不測」的，人沒法用傳統方式及時制止，等到察覺時大多禍已鑄成，甚至無法挽回（如蘇聯車諾比及這次日本核災）。因此後工業的風險更可怕。它的可怕正在於它的「不測」、「不可經驗」，全憑專家及政府一張嘴保證。這種保證比起災難的活生生例證，簡直一文不值。張榮發會反核，就是比較日本與台灣處理核能安全及應變措施後的良心建言。

如果日本不能避免核災，台灣有能力避免嗎？答案是沒有。別說九級地震及海嘯一起來，就是八級台灣也承受不了。而切莫忘記，台灣與日本都同處活躍的斷層帶，都被並列於核事故高危險名單中。何況近年地殼活動頻繁，地震、火山爆發、海嘯，一波大似一波。日本核災發生後，卻沒有聽到台灣官員主張核廠分批停機檢驗，強固耐震係數，反而是不斷談核廠除役會影響多少工業產值，會損失多少就業機會。馬英九「防災重於救災」的呼籲，聽起來於是備覺諷刺。人們不禁要問：台灣防了什麼？以台灣官僚體系的敷衍習性又能防什麼？

日本這次核災如德國總理莫克說的「完全不像真實的真實」。沒有人相信世界防範核災最好的日本會發生核災。但上帝的仁慈也許就在這裡，祂讓地球村模範生的日本受到殘酷重創，以此警示防災及應變能力遠遠不及的其他國家，特別是台灣，要繼續核能發電，就要承受比日本更嚴重的毀滅及「不測風險」，如不知記取日本教訓，下一個災區可能就在台灣。

日本如何走出災難創傷症候群？

2011/3/25
日本遭逢千百年未有的地震，海嘯、核災三合一大災難後，舉世對日人的守法、理性、低調及傳媒的節制同聲讚美。台灣媒體甚至以社論指摘日本民間社會太消極，說「温馴的日本人民易讓執政者沉睡」，政府及官方機構會變得不負責。然而，這只是災難反應的第一階段，接著創傷壓力症候群即將出現，災民及一般民眾絕不是想像中那般温馴或如表面般温馴。
在災難剛發生時，人被震昏，「驚魂未定」，本能的反應是平時的紀律及國民教育，倖存者必須先逃難，找尋安頓，未安頓下來前仍為災難狀況所左右。但一旦安頓下來，特別是回到家居而不是群居，人馬上回味及尋思災難中的細節，創傷正式侵襲，不是為災難中喪失的親人或財物心碎，就是為前途茫茫而落入絕望，並開始找尋讉責對象，不是政府、官方，就是自己，有時甚至是其他替罪羊。像日人最近就是駡首相、駡官方應變太慢、駡東電副社長災難期間喝花酒、駡官方隱匿輻射災情，東電社長要去災區道歉也被拒絕。
但最嚴重的是自己成為悔恨及折磨焦點。如把親人的死亡歸咎自己的疏忽，或悔恨自己沒有對死者更好、自己未履行對死者的約定等。納粹德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精神病學家尼德蘭多年診斷倖存者，歸結出「倖存者症候群」這一術語，泛指慢性焦慮症、懼怕再受害、抑鬱、失眠、惡夢、不能體驗快樂（快感）、自責、幻覺、易怒、離群、對世界充滿敵意及不信任、人格分裂、無法再適應正常生活，自殺經常成為心中抹不去的陰影，並且陷入封閉，認為自己的傷痛不是其他人所能瞭解等。簡而言之，大多數人如果走不出創傷症候群，此後生活就如同「行屍走肉」。
對創傷壓力症候群的研究始於十九世紀的集體歇斯底里，再來是一次大戰的「士兵戰場精神官能症」，最終完善於美國越戰退伍軍人，現在則擴及地震、海嘯及家庭暴力（兩性暴力）的集體創傷。研究的目的在於讓倖存者及受害者走出創傷，重新「回到社會」。
走出創傷，受害者及倖存者才能不再停在「創傷壓力症候群」或「倖存者症候群」中，封閉自我。日本的方法接近社會集體治療，如宣揚為救大家脫險而被海嘯吞噬的女播音員及男護士，提醒大家「犠牲應有價值」，大家要好好活著，以感謝他們的英勇犠牲；如以小學生集體唱歌及學校畢業場景供災民分享，提振災民重生喜悅。所有昇華悲傷、面對未來、立碑造像及訂定紀念日的温暖畫面，無不為了幫助倖存者及受害者走出創傷。
美國華盛頓建造越戰紀念碑後，不少越戰老兵前往巡禮並得到救贖。一位老兵敍述這種徑驗：「我像是走進教堂，獲得某種宣洩。我彷彿是紀念碑的一部分。由於我能從它得到平靜，我也才能再度得到做事力量。」得到救贖才能走出創傷，這是治療創傷壓力症候群的關鍵一步。

臨危不亂與武士道

2011年 03月21日
＊日本遭逢百年未有的震災、海嘯、核災浩劫，官方應變過慢，被媒體形容為「無對策的六天」，民眾冷靜自律及媒體負責盡職則廣獲舉世好評，譽為「這才是文明國家」。這種國民奇蹟，各方咸認奧祕藏在武士道傳統裡，融入國民教育中，形成獨有的日本式公民社會，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臨危不亂。
＊臨危必亂是現代群眾社會特質，民主制度如果缺乏有公德心及法治精神的政客及國民，民主政治與暴民政治只有一線之隔。臨危不亂正是公德心及紀律的內化，日本的武士道傳統對此貢獻良多。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將此傳統歸功於佛教信仰：「心平氣和接受命運安排，對不可避免之事默默服從，面對危險或災禍時堅忍鎮定、不貪生怕死。」以及神道信仰：「對主君的忠，對先祖的敬，對父母的孝，沒有任何宗教教導能如神道深刻，它讓武士的傲慢性格賦予忍從性。」
中國人說：「千古艱難唯一死」、「除死無大難」。能從容面對死亡，就進入了武士道堂奧，其他一些修為亦迎刃而解。
＊新渡戶舉出日本戰國二大兵法家上杉謙信及武田信玄交戰例子，說明這種修為。謙信聽說武田軍食鹽補給被北條軍切斷，士氣耗弱，立即派人送去食鹽，並稱：「我與你是以刀劍爭鋒，不是用鹽米這種卑鄙手段。」顯然謙信違反了《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教言。然而有比生死更大的事，如榮譽、義理。與其說這些來自佛教，不如說來自孔孟，來自宋明理學，特別是王陽明學說。
＊孔子說生死：「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獻出生命）。」孟子說捨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些才是武士道精神最早最重要來源。賴世和《日本人》一書說得好：「在整個歷史上，日本人對中國的興趣遠大於中國人對日本。漢代以後日本從中國大量吸收文明。直到19世紀初，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仍認為自己是中國文明的子孫。」
＊那中國為何沒有武士道傳統？因為中國「士」的傳統遺失了，而且中國是「法之不行，自上亂之」。日本卻執著而頑強的將儒釋道（日本神道其實亦是儒道）教義承襲下來，與本土文明矛盾結合。
＊班乃迪的《菊花與劍》就是暗指愛美又嗜血、服從又不馴、求新又戀舊的矛盾結合。賴世和也說日人重派系、團社，到了集體先於個體、集體定義個體的程度；源出於中國的「面子」甚至在日本成為「團體面子」及「在團體成員面前保持面子」的集體主義道德。
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能輕車簡從安穩統治不久前還是軍國主義的日本，亦因日人「認敗服輸」的集體負債感，對「不殺之恩」報以服從。
＊新渡戶稻造描述的武士道傳統確是日人遭逢浩劫中臨危不亂的精神支柱。然而它主要歸功儒家及王陽明理學，其次才是新渡戶所謂的佛教及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