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03月21日
＊日本遭逢百年未有的震災、海嘯、核災浩劫，官方應變過慢，被媒體形容為「無對策的六天」，民眾冷靜自律及媒體負責盡職則廣獲舉世好評，譽為「這才是文明國家」。這種國民奇蹟，各方咸認奧祕藏在武士道傳統裡，融入國民教育中，形成獨有的日本式公民社會，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臨危不亂。
＊臨危必亂是現代群眾社會特質，民主制度如果缺乏有公德心及法治精神的政客及國民，民主政治與暴民政治只有一線之隔。臨危不亂正是公德心及紀律的內化，日本的武士道傳統對此貢獻良多。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將此傳統歸功於佛教信仰：「心平氣和接受命運安排，對不可避免之事默默服從，面對危險或災禍時堅忍鎮定、不貪生怕死。」以及神道信仰：「對主君的忠，對先祖的敬，對父母的孝，沒有任何宗教教導能如神道深刻，它讓武士的傲慢性格賦予忍從性。」
中國人說：「千古艱難唯一死」、「除死無大難」。能從容面對死亡，就進入了武士道堂奧，其他一些修為亦迎刃而解。
＊新渡戶舉出日本戰國二大兵法家上杉謙信及武田信玄交戰例子，說明這種修為。謙信聽說武田軍食鹽補給被北條軍切斷，士氣耗弱，立即派人送去食鹽，並稱：「我與你是以刀劍爭鋒，不是用鹽米這種卑鄙手段。」顯然謙信違反了《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教言。然而有比生死更大的事，如榮譽、義理。與其說這些來自佛教，不如說來自孔孟，來自宋明理學，特別是王陽明學說。
＊孔子說生死：「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獻出生命）。」孟子說捨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些才是武士道精神最早最重要來源。賴世和《日本人》一書說得好：「在整個歷史上，日本人對中國的興趣遠大於中國人對日本。漢代以後日本從中國大量吸收文明。直到19世紀初，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仍認為自己是中國文明的子孫。」
＊那中國為何沒有武士道傳統？因為中國「士」的傳統遺失了，而且中國是「法之不行，自上亂之」。日本卻執著而頑強的將儒釋道（日本神道其實亦是儒道）教義承襲下來，與本土文明矛盾結合。
＊班乃迪的《菊花與劍》就是暗指愛美又嗜血、服從又不馴、求新又戀舊的矛盾結合。賴世和也說日人重派系、團社，到了集體先於個體、集體定義個體的程度；源出於中國的「面子」甚至在日本成為「團體面子」及「在團體成員面前保持面子」的集體主義道德。
日本戰敗後，麥克阿瑟能輕車簡從安穩統治不久前還是軍國主義的日本，亦因日人「認敗服輸」的集體負債感，對「不殺之恩」報以服從。
＊新渡戶稻造描述的武士道傳統確是日人遭逢浩劫中臨危不亂的精神支柱。然而它主要歸功儒家及王陽明理學，其次才是新渡戶所謂的佛教及神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