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權做行政權榜樣.

2012/11/2

王金平召集立院朝野協商，刪除無法源且不合理的立委補助，平均每人每年86萬，為國庫省下近億元。該一決議雖迫於民意，卻仍可圏可點。反觀馬總統薪水及國務機要費，竟比阿扁任內多；扁政府部分刪除的軍公教18%禮遇，又被馬總統恢復；政府再造計劃，員額不減反增；總統府自稱節能減碳，耗電量卻為歷屆之冠。連軍公教慰問金刪除，行政院也只試辦一年。立法權揮刀自宮，正可做行政權榜樣，啓動政府這部「吃錢機器」真正瘦身。

為什麼馬英九甘冒「公孫布被」之譏，也要讓他本人及軍公教福利優渥？因為軍公教是統治機器，從法國確立絕對君主制以來，軍公教就為所有威權政府刻意籠絡，軍隊用以壓制異己，官僚用以控制貴族、商人，教師用以洗腦國民。越是中央集權的政府，越需軍公教做為統治工具；軍公教越受照顧的國家，中央集權越得心應手。特別當政治體制已進入民主型態，國家還保留「一人意志」「一人決策」（李登輝及扁馬都是）時，軍公教更是捍衛政權的「鐵票部隊」。

「一人決策」違反民主正軌，十多年來台灣人民之飽受扁馬施政之苦，正由於他們決策一人說了算。再加上他們執拗而錯誤的「一人意志」，國家及全民的災難遂無法避免。必須到統治者的「鐵票部隊」成為「全民公僕」，不再是統治工具，民主才能步入正軌，「一人決策」才能受到制衡。因此立委將自己補助款（福利）刪除過半，改革意義無比重大，它讓政府機器瘦身及軍公教比照「共體時艱」，更無推拖藉口。

中華民國能不能脫出朝野競慷國家（人民）之慨的泥淖，讓即將破產的勞軍公教保重獲生機，讓「人事費用吃垮國家」的畸形預算就此打住，讓歲出歲入短差600多億、債務還本又600多億元的「寅吃卯糧」窘况有所改善，立院開啓的這波「無法源福利制度」大改革，無疑是關鍵因素。

歷史上的統治者及特權階級從來不會改革自己。立院這次拿自己開刀，證明立法權果然更接近人民，更像民主時代機構，更感受民意及輿論壓力，與馬政府一批不知民間疾苦也對民意無感的「黨國之子」大不相同。通常，內閣制國家的政治賽局在朝野兩黨間進行，總統制國家的政治賽局在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進行。這次立院各黨顯然已聽到民意呼聲，朝野一致做出反應。馬政府可以不顧國民黨死活，不聽民意，立委卻不能不自救，不能與六成以上要求改革軍公教（也包括總統及立委）福利的民意違抗，因為這些民意代表選票。

第二任總統由於不必再選，沒有選票壓力，可以我行我素，甚至與民意為敵。立委沒有這種幸運，必須時時回應民意聲音。因此，過去朝野兩黨的政治賽局即將改寫，逐漸轉向行政權與立法權的賽局。而現在，立法權既已在改革上做了行政權榜樣，立法院就該再接再厲，扮演改革火車頭，直到中華民國預算及福利回歸正道為止。

打橄欖球的變打躲避球.

2012/11/9

謝長廷登陸，踏出民共交流重要一步後，計劃明春再次登陸，以「捐贈導盲犬」開展兩岸人文關懷。謝的步伐沒有停止，但黨中央卻維持淡定，蘇貞昌似乎有意冷卻該議題，最大派系新潮更反對「憲法各表」。這種包括兩岸及國內迫切議題原地踏步的不作為，引起各界不解。許多人甚至意有所指的說「打橄欖球的變成打躲避球了」。

蘇貞昌是在打躲避球嗎？黨主席身負全黨團結要務，當然必須對有爭議事項力求兩邊平衡。但黨主席也身負領導重任，必須對開創性事業勇於承擔。如果黨主席像批評者講的，「只是乖乖站在民眾後面當跟屁蟲」，這不僅違反民進黨領導議題、「理念先行，群眾隨行」的優良傳統，而且有虧黨主席職守。

畢竟以台灣今日多事之秋，諸症並發，加上中共十八大完成換屆，兩岸問題胡習交棒，民眾對內政、經濟、財政、兩岸前景俱感焦慮，有輪替希望的反對黨若出現一個「太平天子」，不思作為，只等國民黨出醜，撿拾不勞而獲之果，民眾是斷然無法接受的。

為什麼？民眾務虛（意識形態）而不務實（國家治理）的時代過去了。以勞軍公教保危機及軍公教退休慰問金為例，兩黨都執政過，都大慷國家之慨，都對虧空國家財政負有責任，絕不是幾個立委開開記者會，「有嘴說別人，無嘴說自己」，就可交差了事。民眾會問，執政黨的通盤解決之策是什麼？曾經也是執政黨的在野黨的對案及對策是什麼？在野黨準備解決危機的影子政府又何在？

當在野黨只想避重就輕，什麼對策也提不出，這就是該打橄欖球的變成打躲避球，就是「責任怠惰」。民進黨只相信兩岸政策是自己罩門，其他沒有罩門，可以睡到馬英九任期結束。他們真的太看輕現在台灣民智了。

再以兩岸政策為例，中共由鐵板一塊的「一中原則」到「兩岸同屬一中」，再到「九二共識」、「一中框架」、「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在胡錦濤任內愈來愈有彈性，並已成為對台政策基調。受到中共彈性的鼔舞，國民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有了空間，兩岸關係終於出現突破。

相形之下，國共愈彈性，民進黨就愈僵化，國共愈和解，民進黨就愈抗拒，連自己主張的公民投票之中統一選項，現在也不承認了，連政黨政治所依據的中華民國憲法，亁脆也避而不談了。新潮流系甚至附和極獨，說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謝長廷主張憲法共識，無異主張一中。

二000年阿扁執政後，新潮流系急於與中共改善關係，當時他們有一句名言：「不要老是指望我們扮黑臉，我們也要扮白臉。」如今時移勢殊，唱白臉的又要唱黑臉了。這種真理會轉彎，依個人或派系需要而隨時曲解中華民國現狀的慣性，無疑是民進黨最遭民眾詬病之處。特別當舉世都在進行對話、和解、交流的全球化時代，這更是「歷史怠惰」。

而蘇貞昌如果不思改善民進黨的最大罩門，趁這兩年選舉大空檔，領導民進黨回歸常識及現實，這也是打橄欖球的變成打躲避球。民進黨錯失的時機，他必須負最大責任。

二0一四年七合一選舉，內政誠然重要，但民共常態交流同等重要，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在兩岸對話基礎的九二共識及一中各表，都已被民進黨公然阻絕後，現在好不容易謝長廷又開拓了憲法各表這條路，也可能是最後一條路。如果民進黨連這條路都要阻絕，那蘇貞昌之前對民共交流的重視及強調，就是喊假的。

慷國家之慨觀念要改了

2012/10/22

由勞保破產危機引出的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爭議，讓全國民眾赫然發現，原來政府是如此慷人民之慨。這些人除月退俸及諸多福利外，年終還比照現職人員加發一個月半，名義是慰問金，實質是獎金。軍職公職經過多次調薪及「優退」獎勵，早已儼然社會強者，還要慰問什麼？真正該被慰問的窮人及各種弱勢者反而不被慰問。

前副總統呂秀蓮為此宣布放棄年終獎金，並稱她是鑒於國家財政困窘，勞工與軍公教所得相比不符公平正義，才自動放棄。呂秀蓮的行動媲美當年黃信介自動放棄終身立委資格，志在產生「登高一呼」效果。果然，行政院立即從善如流，回應該一呼聲。

社會對年終慰問金的撻伐，大多扯上藍綠歷史共業，質疑民進黨執政八年為何照發不誤，要等國民黨執政才良心發現。這種「藍綠一樣壞」的牽拖及比爛，其實沒有觸及重點。重點是時機。因為國家財政破洞過去尚不嚴重，是自馬政府執政後快速惡化，勞軍公農健保都出問題，改善財務破洞時機遂告成熟。

時機不到，朝野政黨永遠大慷國家之慨，「政府超載」或「民主的經濟結果」永遠是選舉政治之蠹，全世界都一樣。必須到危機真正發生，國家有可能破產（而不只是勞保破產），像希臘一樣，大家才會想到撙節開支。

而撙節開支，錦上添花的年終慰問金不過是其中一項。呂秀蓮提出要檢討的還包括：總統國務機要費及各級民代公費考察費、退休軍公教人員的18%及公股行庫的13%存款利率、公營事業及政府財團法人的人事待遇、公職人員每票30元的選舉補助款等。試想，光是今年年終慰問金就要編列202億國家預算，以上加總豈不達幾千億？

毎年有這幾千億省下，不只國家債務減輕，還息兼能還本，而且不需再挖空心思摳窮人荷包，這個也摳，那個也摳，連一點點存款利息都不放過（不要忘了扣除通膨，現在錢放銀行是負利），讓貧者愈貧，社會益趨貧窮化。

「政府超載」是選舉政治導致。為了贏得選舉，每一黨都在福利政策上亂加碼，或給富人及企業減稅，以換取執政權力。政客意圖以更慷慨之公共支出來打敗競爭者，不知道慷國家之慨其實是慷人民之慨，甚至慷未來子孫之慨、透支後代幸福，其後果無論政府舉債或通貨膨脹，受害的都是全民及國家總體經濟。新右派經濟學家說得好：「民主之於成人，猶如巧克力之於孩童，無止境的許諾，少量無害，過量就會生病。」

老農津貼在總統大選期間加碼到7000元，而國民年金只有3500元，為什麼老農要比自由業及小生意人更受政府照顧，道理何在？同樣收入者退休，軍公教比勞工月退多領一倍，道理又何在？這難道不是選舉亂喊價及盲目跟進的結果嗎？若說藍綠政客有歷史共業，這種選擇性加碼及虛假公平（因對某一階層公平，而造成對其他人不公平）正是。

從1990年代初許信良喊出「賣台糖土地，人民50年免稅」及民進黨打出老農津貼牌，以對抗國民黨的軍公教福利牌以來，朝野兩黨就陷入選舉競相加碼的囚犯兩難困境，使台灣這艘大船不堪負荷而逐漸下沈。這才是民眾議論年終慰問金時最該檢討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之輕與重.

2012/10/13

莫言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是中國人的榮耀，也是中國官方承認的榮耀。但中國及莫言本人必須同樣承認，在已成一體的世界中，世界桂冠的榮耀包含責任。沒有得到這項榮耀前，中國人充滿沈重期待，但責任是輕鬆的。得到桂冠後，中國人心情轉趨輕鬆，但責任卻開始加重。

羅蘭•巴特談「政治性寫作」兩種基本類型：法國大革命式與馬克斯主義式。前者是流血祭禮式，為革命暴力及種種不人道行為辯護；後者是原則堅持式，一切被歸入馬克斯主義既定框架中。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在其當代文學史論著＜放逐諸神＞（1995）中指出，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前，中共文學是馬克斯主義式，之後是馬克斯與法國大革命混合，文學為革命服務，其功能類似軍隊，努力尋找「歷史罪人」、清除「反動力量」，以致文學中具有的同情心及人道熱情逐漸絕跡，成為對人類不幸無動於衷的「冷文學」。

劉再復對八0年代中後期新的大陸文學寄予厚望，特別推崇作家能從單純反映現實的「第一視力」發展為穿透現實、表現荒誕的「第二視力」，說他們是魔幻的眼睛，像杜斯妥也夫斯基般自黑暗地下室看穿世界。他舉出莫言與殘雪兩個例子。

劉再復的論斷太早了，大陸作家這廿年的變化猶如中國一日千里的變化。本質是農民及軍人的莫言與本質是知識分子的殘雪非常不同。雖然二人同被歸類「感覺化」文學，但殘雪暴露地獄黑暗卻又渴望光明，如同她在＜解讀浮士德＞中，把魔鬼梅菲斯特詮釋為「本性就是愛」，把浮士德的追求詮釋為「由生命的縱慾狂歡達到詩意的反省，在反省中認清人的處境---」。莫言則把黑暗醜陋美學化、正當化，抹除善惡美醜界限。

相當程度反映中國官方觀點的＜意識形態新論＞（2006）一書指出，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津津有味的描寫一些很醜的東西，美化屍體、糞便，以極不恭敬的態度寫自己先人，五四以來作家共同尊奉的濟世救民、教育民眾、撻伐醜惡，到王朔、莫言都被反轉了。朱學勤指出，八九0年代中國文學現象兩大核心，痞子文學以王朔為代表，土匪文學以莫言為代表，前者專注城裡，後者主攻鄉村；痞子是一種解構，解構現有秩序和傳統，匪氣是一種張揚，誇示人性原始與本能。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2006）更揭露，莫言自＜紅高粱＞系列起，就在他的鄉村敘事上不倦行走，以強悍的暴力主義，鋪陳謀殺、通姦、縱酒、剝皮、砍頭等酷語，廿一世紀初更將這些逼入美學的極限（如＜檀香刑＞），屠殺變成一種非凡的技藝，觀賞死刑則混合極度施虐與受虐的肉體狂歡（彷彿薩德）。

廿一世紀前夕，大陸學者提出未來要為中產階級寫作。莫言卻反對輕的、軟的、綿的（他所謂的中產階級）作品，要用一種民間（民族）東西與之對抗。而他的民間東西無非就是早年反右、文革時期淳樸農村最不堪回首的記憶。這些變態越軌的人性及極限人性，有任何偉大作家會從正面加以描述嗎？

一九七0年，鐵幕作家索忍尼辛在其諾貝爾受獎詞＜為人類而藝術＞中宣示，文學與藝術能拯救世界，全世界作家要「手拉手，完成我們沈重的使命」。一九七一年，拉丁美洲被殖民者良心聶魯達在其諾貝爾受獎演說中強調，只有懷著火熱的耐心，我們才能攻克那光輝的城鎮，給人類以尊嚴、正義和光明。連西方當代社會良心卡繆在一九五七年受獎演說都表示，藝術是一種手段，能讓同胞更清楚認識自己的真實處境，激勵他們去奮鬥。

諾貝爾桂冠既是文學工作者的無上殊榮，也是沈重負擔。莫言也許尚未料想提早獲獎，但他既已得獎，就有「沈重的使命」，不能再「躲避崇高」（王蒙語）、在反現代性及反中產階級路上走得太遠。現在是莫言及中國文學輕重易位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