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之輕與重.

2012/10/13

莫言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是中國人的榮耀，也是中國官方承認的榮耀。但中國及莫言本人必須同樣承認，在已成一體的世界中，世界桂冠的榮耀包含責任。沒有得到這項榮耀前，中國人充滿沈重期待，但責任是輕鬆的。得到桂冠後，中國人心情轉趨輕鬆，但責任卻開始加重。

羅蘭•巴特談「政治性寫作」兩種基本類型：法國大革命式與馬克斯主義式。前者是流血祭禮式，為革命暴力及種種不人道行為辯護；後者是原則堅持式，一切被歸入馬克斯主義既定框架中。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在其當代文學史論著＜放逐諸神＞（1995）中指出，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前，中共文學是馬克斯主義式，之後是馬克斯與法國大革命混合，文學為革命服務，其功能類似軍隊，努力尋找「歷史罪人」、清除「反動力量」，以致文學中具有的同情心及人道熱情逐漸絕跡，成為對人類不幸無動於衷的「冷文學」。

劉再復對八0年代中後期新的大陸文學寄予厚望，特別推崇作家能從單純反映現實的「第一視力」發展為穿透現實、表現荒誕的「第二視力」，說他們是魔幻的眼睛，像杜斯妥也夫斯基般自黑暗地下室看穿世界。他舉出莫言與殘雪兩個例子。

劉再復的論斷太早了，大陸作家這廿年的變化猶如中國一日千里的變化。本質是農民及軍人的莫言與本質是知識分子的殘雪非常不同。雖然二人同被歸類「感覺化」文學，但殘雪暴露地獄黑暗卻又渴望光明，如同她在＜解讀浮士德＞中，把魔鬼梅菲斯特詮釋為「本性就是愛」，把浮士德的追求詮釋為「由生命的縱慾狂歡達到詩意的反省，在反省中認清人的處境---」。莫言則把黑暗醜陋美學化、正當化，抹除善惡美醜界限。

相當程度反映中國官方觀點的＜意識形態新論＞（2006）一書指出，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津津有味的描寫一些很醜的東西，美化屍體、糞便，以極不恭敬的態度寫自己先人，五四以來作家共同尊奉的濟世救民、教育民眾、撻伐醜惡，到王朔、莫言都被反轉了。朱學勤指出，八九0年代中國文學現象兩大核心，痞子文學以王朔為代表，土匪文學以莫言為代表，前者專注城裡，後者主攻鄉村；痞子是一種解構，解構現有秩序和傳統，匪氣是一種張揚，誇示人性原始與本能。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2006）更揭露，莫言自＜紅高粱＞系列起，就在他的鄉村敘事上不倦行走，以強悍的暴力主義，鋪陳謀殺、通姦、縱酒、剝皮、砍頭等酷語，廿一世紀初更將這些逼入美學的極限（如＜檀香刑＞），屠殺變成一種非凡的技藝，觀賞死刑則混合極度施虐與受虐的肉體狂歡（彷彿薩德）。

廿一世紀前夕，大陸學者提出未來要為中產階級寫作。莫言卻反對輕的、軟的、綿的（他所謂的中產階級）作品，要用一種民間（民族）東西與之對抗。而他的民間東西無非就是早年反右、文革時期淳樸農村最不堪回首的記憶。這些變態越軌的人性及極限人性，有任何偉大作家會從正面加以描述嗎？

一九七0年，鐵幕作家索忍尼辛在其諾貝爾受獎詞＜為人類而藝術＞中宣示，文學與藝術能拯救世界，全世界作家要「手拉手，完成我們沈重的使命」。一九七一年，拉丁美洲被殖民者良心聶魯達在其諾貝爾受獎演說中強調，只有懷著火熱的耐心，我們才能攻克那光輝的城鎮，給人類以尊嚴、正義和光明。連西方當代社會良心卡繆在一九五七年受獎演說都表示，藝術是一種手段，能讓同胞更清楚認識自己的真實處境，激勵他們去奮鬥。

諾貝爾桂冠既是文學工作者的無上殊榮，也是沈重負擔。莫言也許尚未料想提早獲獎，但他既已得獎，就有「沈重的使命」，不能再「躲避崇高」（王蒙語）、在反現代性及反中產階級路上走得太遠。現在是莫言及中國文學輕重易位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