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危機管理現危機

2010/01/11
新流感疫苗在台灣引起緩打、停打、拒打潮，雖經政府發動醫界公衛專家（不分藍綠）輪番力挺，並宣布民眾可自由選擇諾華或國光施打，民調仍顯示有五成民眾覺得疫苗不安全，六成民眾不打算接種。這完全是馬政府一連串危機控管失當，甚至任其擴大的結果，可稱為馬政府危機管理的危機。
民眾拒打疫苗是前所未有之事。這不是對疫苗的信心不足，而是對馬政府信心不足的延伸。當馬政府八八水災被指為輕忽人命，美牛案密室決策被指為罔顧民眾健康，ECFA也被認為報喜不報憂，國光疫苗又由毫無經驗的公司研發生產，人體實驗數據付諸闕如，緊急進口諾華更只限於特定人群施打，一旦國光接種死亡病例一個一個傳來，民眾不爆發恐慌停打，幾乎不可能。一些馬政府支持者責備媒體及在野黨惡意渲染、扭曲真相。但信心危機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必須先有民眾對馬政府的信任危機，才有民眾對疫苗的信任危機。疫苗危機本質就是馬政府的危機。
馬政府的危機首在缺乏危機管理。人類歷史幾乎都在危機中度過，重大事件時有發生。這些都不希奇，發生後不進行危機處理及損害控管才是希奇。
20世紀末20年是危機管理長足進展的時期，尤其諸如美國賓州三哩島核輻射外洩、印度巴帕市毒氣外洩、俄國車諾比核電廠大爆炸，以及諸多食品、藥品、商品安全問題造成社會恐慌，都使危機管理躍升「風險時代」顯學。馬政府輕忽危機管理，聽任星星之火燎原，確實令人驚訝。
每次重大事件例如疫苗危機擴大，都有其發展周期。史提芬．芬克提出危機發展四階段模式。一是潛在期，也是危機最易處理的時期，救火隊在這階段就該滅火，不能到大火燎原時才倉促成軍。二是突發期，事件急速發展，產生滾雪球效應，引起越來越多媒體關注，危機事態不斷干擾正常秩序。
三是蔓延期，以新流感疫苗風波而言，就是緩打、停打潮蔓延時，麻木不仁的政府經常到這階段，才緊急進行損害修補。四是解決期，危機暫告解除，但仍要提高警覺，以免危機死灰復燃。
儘管危機發展分為數階段，但解決之道首在警覺，必須建立危機管理的適當機制，以免時機延誤。拿破崙就是危機管理的高手，他對侍從說：「晚上盡量不要進我房間。有好消息絕對不要叫我起來。但一有壞消息，一定要馬上通報我。因為那時候是一刻也不能延誤的。」
馬政府如果不改變「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性，一發生大事就先卸責（如美牛案及疫苗風波皆推給楊志良承擔），馬政府將永難脫離危機管理的危機。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只美牛案及疫苗風波，包括去年底縣市長改選兩黨得票率的拉近及1月9日三席立委補選國民黨的全輸，都源自民眾對馬政府的不信任。

拒打疫苗風波源於「民無信不立」

2009/01/08
　民眾原本打得理所當然的新流感疫苗，只因政府對社會質疑處理不善，竟然衍生出普遍恐慌，進而一度集體拒絶接種，直到搬出所有有公信力專家，包括同樣質疑國光疫苗的前衛生署長涂醒哲力挺，情況才稍微好轉。這是孔子說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最佳例證。
　為什麼民眾不信國光疫苗？因為這是國人首次研發此類葯劑，承製的公司也是首次，亳無經驗，疫苗出爐後又未公布人體試驗結果，立即投入施打，難怪一個一個死亡案例接連發生後，民眾心生恐慌，自動緩打，甚至公然拒打。而這種過去從未有過的疑慮，根源還不在民眾多心，或媒體擴大報導，而在政府公信力嚴重失落。對於一個沒有公信力的政府，民眾除了自力救濟，兩害相權取其輕外，還能如何？
　什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不打疫苗，新流感會擴散，施打疫苗，又可能冒著死亡風險，自認後者風險更大的民眾（而且是居多數民眾），只好採緩打而任新流感擴散。這是十分無奈的「囚犯兩難」博弈論，通常做選擇的一方一定會選出對雙方最有利答案，但只要有一方懷疑對方誠信不足，自己可能被對方犠牲，他就會選擇自保（自私）而其實是對雙方最不利的答案。民眾寧願停打疫苗，正是選擇了「雙輸」的答案，而其根源就在政府誠信讓民眾徹底懷疑。
　為什麼徹底懷疑？揚志良上台前，國光疫苗尚未上市，但馬政府從未向國外購買，以應新流感流行之需，揚志良上台後才緊急購買瑞士諾華，又只用於特定人士，這使一般人懷疑諾華比較好，政府故意讓一般人打較劣質的國產貨。當死亡案例陸續發生，都是打國光疫苗後離奇死亡，接著爆出該疫苗未經人體實驗，社會恐慌馬上如滾雪球般擴大。
　恐慌其實是正常現象。當馬政府八八水災輕忽人命，美牛案又密室決策不顧民眾健康，ECFA也報喜不報憂，社會自然瀰漫不信氣氛，本能對國光疫苗引發的各種後遺症充滿恐慌。而官員不明恐慌究理，竟還批評媒體及反對黨理盲、濫情，甚至三番兩次對槓。就恐慌社會心理學而言，這是不當的回應。
　應該如何回應？政府應該為處理不善道歉，並重建民眾信心。専門研究社會恐慌的英國學者富瑞廸指出，政府或有關方面「必須在公眾感到危險時就採取措施」，以化解恐慌，同時公眾的強烈反應不過是在「呼籲相關方面承担責任，做出滿意解釋」，個人或集體的焦慮表現因此「該受讚揚，而不是被指為不理性」。就像孔子說的「民無信不立」，公信力不足的政府理不直氣不壯，怎麼反而責怪民眾恐慌呢？

表演政治

2010/01/01
　不管人們對政治懷有多少理想，對政治人物要求多麼嚴格，時至今日，人們已不得不承認，政治愈來愈像一種表演藝術，政治人物也身不由己，愈愈來愈像演藝人員，小焉者逢場作戲，扮演盡職角色，大焉者魅感眾生，不惜翻雲覆雨。這些統稱為政治表演，而專事表演的政治就是表演政治。
　逢場作戲的政治表演，例如兩岸四次江陳會結束，陳雲林臨行「感謝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體諒和關愛」，夫妻二人向連日維安的員警深深一鞠躬。這不只是禮節，還是表演。　民進黨發動「反黑箱、顧飯碗」大遊行，要求「不應讓陳雲林趴趴走」，有人甚至揚言「活捉陳雲林」。這也是表演。至於大遊行場合變質為競選場合，政治人物「項莊舞劍，意在選舉」，那更是表演。表演的目的何在？在博取好感、選票，或維持能見度。
　魅感眾生的政治表演，例如馬英九的「Long Stay」，阿扁的「四不一沒有」，都以欺騙為目的。當馬「Long Stay」的結果竟是與民眾脫節依然，這項活動被稱為「攏係假」就不冤枉。當阿扁「四不一沒有」一變為「制憲建國」，再變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要自欺欺人，最後再變回極獨教主，跟隨阿扁路線的民進黨遭受選民誤解也不冤枉。
　政治人物的表演隨影像時代的來臨而日趨嚴重。尼克森角《鬥場中》一書指出：「如今政治比以往更簡單、更言不及義了。變化的原因在於電視。一個候選人若對某項重大法案長篇大論而非避重就輕，他將乏人問津。妙語如珠的貧嘴及脣槍舌劍的口水遠勝中規中矩的演說。」何以致此？因為選票像門票，電視能見度與民調支持度像票房，選民像衣食父母。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硬著頭皮表演，甚至昧著良心作假，幾乎不可能。
　表演的原意是模仿，而模仿對講求真實的古典政治無異作假。柏拉圖把詩人、藝術家逐出「理想國」，因為二者皆訴諸模仿，而道德的國度不容模仿混淆真實。即使到了近代、現代，對表演政治的厭惡也從未改變。十八世紀的盧梭就說：「演員的才能是什麼？是偽裝的藝術，裝成另一個人，表情充滿熱情，其實內心冷酷。天性誠實的人不是當演員的材料，老實人也當不了政客。政客天生就是演員。」二十世紀初主張政治是嚴肅「志業」的韋伯同樣說：「當政治人物不再具備客觀性及責任心，追求權位只為虛榮或自私目的，他就會變成一名演員，對自己行為造成的後果亳不在乎，只關心自己的表演效果。」
　然而，理想狀況是一回事，實際狀況又是一回事。政治表演在古代縱使罕見，卻從未停過。羅馬帝國開創者屋大維與中國漢代王莽堪稱政治表演的天才。王莽的仁孝、謙恭、正直都是表演出來的，合乎當時品評儒者的最高標準，因此受到全天下知識分子及士大夫擁戴，將他步步推上帝位。　
　而在西方，公開宣揚王莽式表演政治的，馬基維利應是第一人。他說：「君王不能也不該信守約定，善自隱藏本性，成為一個偉大偽居子，對君王極其必要，但他必須假裝具備這些美德，因為具備且實行這些美德是有害的，假裝具有這些美德則是有用的。」馬基維利所謂「假裝美德」，正是指政治表演，以期魅感眾生，翻雲覆雨。
　誠然，政治表演不全然是壞的。在最低迷的時代激勵人心，同樣需要表演。例如小羅斯福在三０年代大蕭條中，不但以新政，而且以爐邊談話激勵國人，把全美國鬥志調動起來，不只打敗了大蕭條，還打贏二次大戰。印度現代哲人奧修就說：如果很多人都散播愛、歌聲、喜悅，那整個場合將變成一座神廟 ------ 這是建造神廟的妙法。那裡將充滿新能量，沒有人會感到迷惘。」通過羅斯福散播的希望，美國人聯手建造了一座神廟。
　反之，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散播的就是絕望、分裂、仇恨。他們都是天才的政治表演者，但他們卻往相反方向走，拚命拆毀神廟。任何人讀過這二人傳記，都會發現他們是權力意志旺盛的狂人、賭徒，為達自私偏執目標，不惜毀滅國家、人類。墨索里尼更是集荒謬、丑角、矛盾於一身，既自大又自卑，既蠻橫無禮又色厲內荏，既善於表演又虛張聲勢。他發動「進軍羅馬」的黑衫軍奪權大遊行時，正是他心驚膽戰準備逃亡瑞士時。他大聲要挾，發表好戰言論，引來周邊強國質疑時，他竟對大國私下說：「請勿介意，這只是說給國內聽的。」
　表演政治是二十世紀「大眾社會」的趨勢。大眾媒體把新聞當娛樂處理，大眾政治人物就會變成表演者，出現尼克森所說的怪現象。然而，二十一世紀又是「公民社會」，公民的覺醒及智慧讓他們有能力從表演者中分辨誰是羅斯福，誰是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公民社會」使表演政治不如馬基維利宣揚的那麼可怕。但如何慎用手中一票擇優汰劣，就是公民的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