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7
清大學生陳為廷怒責教育部長說謊、不知悔改，要求對方道歉，引起保守派言論大反撲，試圖壓制這波「野草莓運動」。從「野百合」到「野草莓」，社會期待學生運動已等了20年。這20年台灣發生驚天動地的政治變化，學生卻沒有跟上腳步。遲來的野草莓總萛沒有辜負青春、辜負「大學是社會良心」這塊招牌。保守派加諸他們的罵名如「最沒禮貌」、「公民教育失敗」，不過是「作之君，作之師」的威權主義遺習而已。不要忘了，從古代中國到軍閥民國，政府的貪腐、無能、嚴重失職，照樣激起學生運動，學生的不禮貌比現在猶有過之。
要求禮貌是禮治社會的特徵。這種社會嚴等級關係及名分規定，以建立「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因此被罵不禮貌及被要求道歉的都是下屬、孩子、小民，罵人的統治者及家父長則高高在上。陳為廷把大人的話反其道說出，保守派馬上不習慣，在心中產生「反了」、「年輕人該教訓」怒氣，正是威權主義「吃人夠夠」的典型反應。至於陳為廷的內容對不對及誰是誰非，保守派是不必理會也不屑理會的。台灣法治社會會建立的那麼辛苦、那麼牛步化，看這些「大人」的心態就清楚了。
事實上，禮治社會遠比法治社會落伍。不先談法、談是非，而拿禮治大帽壓人，哀嘆公民教育失敗，正是禮治社會反進步、過不了工業社會尤其是訊息社會門檻之因。西方為什麼進步？法治優於禮治，先問是非，再談上下長幼。如果不是法大於禮、道大於師（「從道不從師」），湯瑪斯‧庫恩所謂的「典範轉移」怎麼發生？科學怎麼進步？門戶之見怎麼破除？亞里斯多德怎麼創立與老師柏拉圖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學說？
柏拉圖的理念論及理想國成為極權主義的鼻祖，被卡爾‧波普指為「開放社會的敵人」；亞里斯多德的實體論及政治學則是近代民主主義的先驅。究竟是法大還是禮大、道大還是師大，已經不辯自明。清大學生對教育部長的小小失禮，從維護民主及學生人權的角度來看，幾乎稱不上失禮或教育失敗，因為國民黨的特務統治餘悸猶存，「關切」是準備對人不利的隱語，「提供名冊」則是約談或抓人的先聲。保守派與其責備學生反應過敏，不如先去責備自己滿手血腥、惡跡昭彰的先輩。
美國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製造了保守反動的一代人，60年代底學生的大反叛正是針對精神被閹割的父兄一輩。台灣學生運動如70年代保釣後崛起的一代、90年代的野百合及現在的野草莓，都有突破前代局限、衝決網羅之心，值得鼓勵。「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亞里斯多德身體力行的名言。韓愈＜師說＞也表示，生在他後面的人比他懂道理，他會「吾從而師之」。老師與學生不是等級用語，而是辦證用語，老師不必然比學生尊道或知法（活在特務統治時代，到處是惡劣校長、惡劣老師），所以連孔子都說「當仁，不讓於師」。不談是非正義而光談尊師重道就不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