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30
台南市長許添財痛批民進黨「政黨幫派化」，說全世界有哪一個民主國家，是政黨天天在電視台罵自己同志的？國民黨祕書長金溥聰日前也抨擊綠媒搞「仇恨政治」，說不管執政黨做什麼，永遠是錯的，政績都被全盤否定，沒有任何客觀分析。以上二事，不論稱為「政黨幫派化」或「仇恨政治」，其實都是「否定政治」的表現。
否定政治就是極化的黨同伐異，其中的「黨」字甚至不是指政黨，而是指族類。否定政治亦是褊狹的族類政治，如同阿拉伯人名言：「我對付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對付堂兄弟。我和我兄弟及堂兄弟一起對付外人。」這是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的圖像，也是近代台灣分類械鬥社會的景象。關鍵就在對付。因為要對付，所以否定。因為是否定政治，所以對對手一定全盤否定，對己方一定曲意維護。全有全無是零和社會的特徵，否定政治是零和社會的政治。
美國經濟學家余羅在其《零和社會》中指出：「阿德瑞《領地法則》一書描繪──入侵者若要擊敗一隻在自己領地覓食的同類動物，必須具有雙倍於對方的實力。」我們的政黨政治沒有這種實力，因此只好相互否決對方提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否決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也否決國民黨，即使民進黨在國會不及三分之一席次。
為什麼否決？過度否決不是會遭到選民懲罰嗎？未必。黛博拉‧史東的《政策悖論》一書告訴我們，除了找麻煩，悖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能實現，但現實政治卻充滿悖論。如1995年共和黨參院多數黨領袖杜爾堅持要否決柯林頓總統預算，明知沒有勝算，仍然孤注一擲。事後杜爾說：「如果我們勝了，我們就是真正勝了，如果我們敗了，我們也是勝了。」勝什麼？勝在對選民有交代，勝在堅持否決有甜美代價。同理，國、民兩黨對執政一方的否決也是在對己方死硬派表態。
問題是，民主政治的否決是一種表演，否決有一定限度。台灣的否定政治卻經常意指焦土抗戰，尤其民進黨對付黨內異己，如初選時殺到刀刀見骨（本屆大台南、大高雄皆如此，幾年前的「11寇」事件更是出名，連蕭美琴都被打為「中國琴」），如脫黨參選者被口誅筆伐（楊秋興馬上被戴帽子，朋友一夕成了仇敵，他的競選助手情願去幫人品較差的陳致中競選），都超出民主政治限度，成了幫派仇殺及私設刑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同一個人，一夕之間待遇竟有天壤之別，只能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矣」，是愛恨者自己有問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鼓勵監護官階級要「對同志溫情，對異己殘暴，以免敵人毀滅我們」，口吻像幫會。羅馬喬凡諾留下一句名言：「但誰來監護那些監護官？」同理，台灣政黨及支持者以否定政治對付執政者及黨內異己，但誰來懲罰乃至扭轉這種否定政治？誰來救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