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路線是一條難走的路

2010/08/23
脫黨參選，標榜將選擇人群最多那條路，帶領民眾走出不一樣道路，把大高雄打造成第二個新加坡的楊秋興，上路不過半個月，就演出走樣，越來越像國民黨打手。他當然不是國民黨打手，但選戰策略錯誤，打在野的民進黨而沒有打執政的國民黨，中間路線便難以為繼。失去了中間路線，楊秋興也失去了存在價值，剩下的只是變相黨爭或個人意氣之爭而已。
中間路線確是一條難走的路，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變成非驢非馬。例如楊秋興評民進黨反ECFA，評民進黨意識形態可怕，這些都還能為淺綠淺藍民眾接受。但他責備蘇治芬帶頭抗爭，要「趕走產業，逼企業自殺」，以及說高市「譴責鴻海佔盡政府便宜」是反商行為，這些就太倒果為因，入民進黨於罪，比國民黨還國民黨了。
雲林六輕是李登輝時代，國民黨政府不讓王永慶投資廈門海滄，退而求其次，全力促成六輕。今天如果六輕有問題，追源溯始，該被責問的是國民黨，當地民眾及台塑都是非必要的受害者。楊秋興把抗爭事件無限上綱到「趕走產業」，誇大了民進黨責任，卻不提國民黨責任，這是明顯的不公平。至於借鴻海事件責備高市反商，更是離譜，鴻海「商人重利輕別離」，出走是算盤太精，高市政府已經仁至義盡，怎麼「招商」的反而被打成「反商」了？
凡事一涉及偏私、挾怨，便沒有中間。中間路線原是台灣政界最該走的一條路，如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即是平衡統獨的中間路線，「藍綠放兩邊、民眾（生）擺中間」也是中間路線。既然民眾、民生擺中間，ECFA就是必須接受的選擇，只是需要訂立配套，以防衝擊。但民進黨卻選擇了為反中共而反ECFA，置台灣經濟民生及中國崛起、兩岸分工、既分又合的事實及需要不顧。民進黨反ECFA，其實就是阿扁極獨路線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最具中間路線優勢及本錢的李登輝，反而莫名其妙變成反ECFA的台獨急先鋒，台灣失去了一個統獨兩種路線之間重要的槓桿。
90年代的李登輝是標準的中間路線─中華民國台灣路線。1999年大選阿扁採取的也是中間路線，當選後將美國要求的「三不」主動加碼為「四不一沒有」，則是過猶不及，伏下獨派大反彈及阿扁路線大反轉因子。馬英九「不統不獨」卻又次次逼中共讓利，同樣是一種過猶不及，必然衍生後遺症。由此可見，中間路線是一條看似好走，實際難走的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以人民之心為心」，話說得好聽，但又有幾人真正心存人民，而不是以自私之心為心、以翻雲覆雨為能事的？難怪極端派乾脆說，沒有中間（選民），只有兩邊。

就從今年回歸政黨政治正軌

2010/08/20
　長期糾結於統獨意識形態消耗的台灣藍綠陣營，總算從ECFA在立院和平通過後，開始出現希望曙光。藍營在今年五都選戰進入倒數一百天時宣示，「城市競爭力」將是五都選戰主軸，支持ECFA的國民黨才能繁榮台灣，反對ECFA的民進黨政見自相矛盾。綠營則由蔡英文定調，五都選戰主軸將定位於治理能力，凸顯馬政府執政無能。如果藍綠都能針對上述公共政策，一較短長，台灣就將從此進入政黨政治正軌。
　政治學家蘭尼「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的定義，提高了政黨的使命及民眾對政黨的期許。現代民主政治既然採代議制，又由贏得選舉勝利的一方出面主政，這種制度設計自然有利政黨競爭。政黨政治之鞏固是歷史的必然。但政黨政治最大困境却是淪於黨派鬥爭或派系傾軋，成為現代政黨創始國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麥迪遜最大的夢魘，兩人都一再警告黨派意識對國家的危害。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若干年不正常的政黨惡鬥後，美國政黨政治進入了正軌，由意識形態消耗轉向實質公共政策辯論。十九世紀三０年代托克維爾前往美國考察，寫下著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內中即說：「就政治而言，彼此的嫌惡幾乎總是（政黨間）友誼的基礎。」
　美國與中共最近既鬥爭又聯合的雙邊政策，又稱為「鬥而不破」。政黨政治也該如此。政黨雖然是志趣及志願的結合，但它不同於一般團體，它是必須向國家及人民負責的團體，無論勝選上台執政或落選在野監督，二者皆負有「民命」，也以「民命」自居。「民命」使政黨具有公共光環，也使政黨不能脫離公共領域。像台灣藍綠陣營用台獨、傾中、賣台、害台帽子互扣，根本不是政黨政治常態，那和幫會火併或台灣早期的分類械鬥幾乎沒有兩樣。而雙方有如寇仇的對待方式，更是「極端主義」及「反民主」的，其結果往往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有如共產及法西斯行徑，或巴爾幹半島的民族主義（族群）內戰。
　台灣實行兩黨政治已超過廿年，與民進黨的黨齡相仿，國民黨也解嚴了同樣年限，兩黨都該是成年的民主政黨。但過去若干年，從國家定位，國家認同乃至ECFA之類經濟議題，沒有一項不無限上綱到「賣台」「誤國」層次，認真討論公共政策的少之又少。難得藍綠陣營終於想通了，願意針對雙方的缺失做政策面辯論，如那一黨的地方執政更好、馬政府如何無能、民進黨的ECFA主張對民生有何影響，這些都是有實質對錯可言，並且可驗證的。但願就從這場五都大選，台灣開始回歸政黨政治黨政治正軌，不再為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耗散社會成本及國家元氣，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建設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