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處於嚴重「蘇蔡對決」的蔡英文，居然連核四公投也要對決。她日前表示，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兩人以上發言都不恰當。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不屬信任投票範圍，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一般心中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不要忘了，國民黨也是非核家園的擁護者，包括馬英九在內的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那恐怕只有法律人才會如此思考！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事實上，把國民黨一方視為不顧人民死活的死硬派是不必要的，核災的風險人所共知。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是核電廠安全還不夠，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又有高地震風險，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正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四五年前，幾乎很少人想過核災如此可怕，更沒有人看過福島核災，現在突然要一個執政只有四年的政府甚至只有一個月的閣揆為核四公投下台，真的扯太遠了。
2013年3月6日 星期三
期待不一樣的台灣政治.
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江宜樺上任閣揆後，以「政治人思考」做出與扁馬「法律人思考」相當不同的決策。一是注重朝野互動及行政立法溝通拹調；二是拋出核四公投，要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重視過程的公共決策，讓核四續建與否由全民承擔。這兩大思考，若照他的說法，是要「深化台灣民主，讓民主不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一個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問題在於，理論與實際或理想與現實間總有一些距離，正是該差距考驗政策的成敗及誠意的真假。朝野互動不能只是一聲禮貌招呼，它還包括鍥而不捨的追求及恆久的善意，國家利益必須超越黨派利益，「相忍為國」是政治人物最高也最困難的境界。而公投如果只是零和遊戲，尤其是不公平遊戲，它就不能達成公共決策最重要的「興利除㢢」；不公平的遊戲不只不能解決爭議，投票結果反而是更大鬥爭的開始。
以核四公投為例，台灣目前的公投法被視為鳥籠，因當初設計是要防堵「改變國體」，沒有想到憲政公投與一般社會性公投不同：前者必須慎重，門檻要高；後者必須務實，以簡單多數決為原則。若依現在鳥籠標準公投核四，不只過高門檻達不到，未投票者還被自動列為反方。這已嚴重違反民主參與（亦即反民主）。民主參與一定是出席者決定，沒有讓缺席者決定的道理。既然核四公投是要由全民承擔（超越藍綠對決），就該給全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弭平未來更大鬥爭。
最近不少人舉江宜樺2004年反民粹公投的文章，質疑他誠信問題。其實他反對的是政治操作下的公投，只有正反表決，沒有協商辯論餘地，選民被當成政治工具；他並未反對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投，也就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的公投，投票是公民協商辯論的一環，更是主權在民的實踐。他把核四續建與否這個重大爭議交由全民公決，結果並由全民承擔，就是將成熟公民社會的標準施用於台灣，這與他之前的論點並無矛盾。
重要的是，藍綠雙方（特別是官方力量）都不該動員或打壓，將核四公投做為己方政治工具，而該「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注重過程的公共決策」。如果江宜樺不這樣做，他才有誠信問題。
針對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江宜樺早期＜政治是什麼＞一文，曾借分析亞里斯多值觀點，發抒自己共鳴，認為政治就是「群居共利」，平等互利的共和制最符政治生活型態，權術雖在實際政治具有份量，但政治真義不在鬥爭，而在理性溝通與說服，專搞權術鬥爭的人是政治末流，甚至提倡權術最露骨的馬基維利也是為了拯救義大利。江宜樺既然如此讚佩亞氏觀點，民眾就有必要期待在他閣揆任上有不一樣的政治，而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核四公投。
江宜樺上任閣揆後，以「政治人思考」做出與扁馬「法律人思考」相當不同的決策。一是注重朝野互動及行政立法溝通拹調；二是拋出核四公投，要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重視過程的公共決策，讓核四續建與否由全民承擔。這兩大思考，若照他的說法，是要「深化台灣民主，讓民主不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一個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問題在於，理論與實際或理想與現實間總有一些距離，正是該差距考驗政策的成敗及誠意的真假。朝野互動不能只是一聲禮貌招呼，它還包括鍥而不捨的追求及恆久的善意，國家利益必須超越黨派利益，「相忍為國」是政治人物最高也最困難的境界。而公投如果只是零和遊戲，尤其是不公平遊戲，它就不能達成公共決策最重要的「興利除㢢」；不公平的遊戲不只不能解決爭議，投票結果反而是更大鬥爭的開始。
以核四公投為例，台灣目前的公投法被視為鳥籠，因當初設計是要防堵「改變國體」，沒有想到憲政公投與一般社會性公投不同：前者必須慎重，門檻要高；後者必須務實，以簡單多數決為原則。若依現在鳥籠標準公投核四，不只過高門檻達不到，未投票者還被自動列為反方。這已嚴重違反民主參與（亦即反民主）。民主參與一定是出席者決定，沒有讓缺席者決定的道理。既然核四公投是要由全民承擔（超越藍綠對決），就該給全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弭平未來更大鬥爭。
最近不少人舉江宜樺2004年反民粹公投的文章，質疑他誠信問題。其實他反對的是政治操作下的公投，只有正反表決，沒有協商辯論餘地，選民被當成政治工具；他並未反對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投，也就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的公投，投票是公民協商辯論的一環，更是主權在民的實踐。他把核四續建與否這個重大爭議交由全民公決，結果並由全民承擔，就是將成熟公民社會的標準施用於台灣，這與他之前的論點並無矛盾。
重要的是，藍綠雙方（特別是官方力量）都不該動員或打壓，將核四公投做為己方政治工具，而該「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注重過程的公共決策」。如果江宜樺不這樣做，他才有誠信問題。
針對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江宜樺早期＜政治是什麼＞一文，曾借分析亞里斯多值觀點，發抒自己共鳴，認為政治就是「群居共利」，平等互利的共和制最符政治生活型態，權術雖在實際政治具有份量，但政治真義不在鬥爭，而在理性溝通與說服，專搞權術鬥爭的人是政治末流，甚至提倡權術最露骨的馬基維利也是為了拯救義大利。江宜樺既然如此讚佩亞氏觀點，民眾就有必要期待在他閣揆任上有不一樣的政治，而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核四公投。
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作者：孫慶餘 2013/02/21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紮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的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蠃。」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費力把事拖」（拖延議事、議案）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一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歩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出了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紮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的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蠃。」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費力把事拖」（拖延議事、議案）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一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歩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出了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城市與鄉村 水泥與泥土.
作者：孫慶餘 2013/02/14
春節期間受邀赴鄕間作客，享受濃郁的人情味，品嚐獨有的雞鴨飯菜香，白天徜徉於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目送飛鳥投向遠方地平線，腦中泛起蘇東坡海南詩句「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夜晚走在闃寂無人的小徑，兒時熟悉的泥土青草味又回來了。那種遼闊、自由、令人積鬱全開的鄉村經驗，城市是體會不到的。城市與鄉村、水泥與泥土的對比，再度呈現於眼前。
農民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鄉村是人類文明的來處。文明在城市發展，但文化的母體永遠在鄉村。那裡有城市遺忘的禮俗與純樸人情味，有住不慣城市水泥叢林的父母，有一個留守家園的兄長，有一棟祖厝或老家，老家是根的象徵，父母或兄長是家族團結的中心，在外奮鬥的子女依例年節回家團聚，完成「鮭魚返鄉」儀式。這就是社會學家杜尼斯所謂的鄉村「共同體」與「禮俗社會」，不同於城市的「法理社會」。城市是拼鬥、賺錢的地方，是「陌生人社會」，鄉村才是費孝通說的「熟人社會」，是遊子心心念念的故土與家園。鄕村的泥土芬芳尤其是都會人永恆的誘惑及嚮往。
涂爾幹以「有機連帶」描述城市的分工分化及工作的相互依賴，而把定型化與低分化的鄕村描述為「機械連帶」。事實上，分工的依賴怎能算是有機？感情的依賴及對家人、故土的依戀才算有機。城市的極度算計及工具理性讓人想到人性的「異化」，雖然進步，但失落了最真實純樸之物，也就是共同體意識。諸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共同體意識的替代物或仿冒品，總是充滿算計利用、引人入歧。
城市與鄉村對比最深刻的詮釋當屬＜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認為所有偉大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高級文化必須以「母土」為根，文化春天期的偉大宗教無不深植於泥土，「任何脫離了土地的文化，終必僵化硬化，無復生機」。當高級文化發展由文化階段走向文明階段，亦即物質取代精神時，最終將出現「世界城市」。它帶來的不是文化的繁盛，而是偉大文化的終結：文化人在精神上原是鄉村塑造的，現在卻反過來被他們的創造物大城市掌控、吞噬。
文化生命來自鄉村家園，都會水泥的堆積儘管宏偉壯麗，卻是死亡的象徵，因為家的古老意義已消失，房屋只剩房客及過客，建造房屋是出於功能需要，出於商業因素而非感情因素。在生活違反自然節奏、城市規劃不適人居、「城市病」惡化、生命力衰退、出生率鋭減下，世界城市將走向毀滅。
台北無疑是世界城市，所有的「城市病」台北都有。而明明是盆地，有熱島效應及空氣流動問題，20幾層摩天巨廈卻越蓋越多，除李登輝當市長時搶建6、70座社區公園（他怕這些地被後任市長賣予建商，台北居住環境更差）、黃大洲闢建大安森林公園外，歷任市長都拼命砍樹賣地，「台北之肺」越砍越小，「水泥長城」越堆越高。史賓格勒預言的毀滅看來是要成真了。
春節期間受邀赴鄕間作客，享受濃郁的人情味，品嚐獨有的雞鴨飯菜香，白天徜徉於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目送飛鳥投向遠方地平線，腦中泛起蘇東坡海南詩句「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夜晚走在闃寂無人的小徑，兒時熟悉的泥土青草味又回來了。那種遼闊、自由、令人積鬱全開的鄉村經驗，城市是體會不到的。城市與鄉村、水泥與泥土的對比，再度呈現於眼前。
農民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鄉村是人類文明的來處。文明在城市發展，但文化的母體永遠在鄉村。那裡有城市遺忘的禮俗與純樸人情味，有住不慣城市水泥叢林的父母，有一個留守家園的兄長，有一棟祖厝或老家，老家是根的象徵，父母或兄長是家族團結的中心，在外奮鬥的子女依例年節回家團聚，完成「鮭魚返鄉」儀式。這就是社會學家杜尼斯所謂的鄉村「共同體」與「禮俗社會」，不同於城市的「法理社會」。城市是拼鬥、賺錢的地方，是「陌生人社會」，鄉村才是費孝通說的「熟人社會」，是遊子心心念念的故土與家園。鄕村的泥土芬芳尤其是都會人永恆的誘惑及嚮往。
涂爾幹以「有機連帶」描述城市的分工分化及工作的相互依賴，而把定型化與低分化的鄕村描述為「機械連帶」。事實上，分工的依賴怎能算是有機？感情的依賴及對家人、故土的依戀才算有機。城市的極度算計及工具理性讓人想到人性的「異化」，雖然進步，但失落了最真實純樸之物，也就是共同體意識。諸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共同體意識的替代物或仿冒品，總是充滿算計利用、引人入歧。
城市與鄉村對比最深刻的詮釋當屬＜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認為所有偉大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高級文化必須以「母土」為根，文化春天期的偉大宗教無不深植於泥土，「任何脫離了土地的文化，終必僵化硬化，無復生機」。當高級文化發展由文化階段走向文明階段，亦即物質取代精神時，最終將出現「世界城市」。它帶來的不是文化的繁盛，而是偉大文化的終結：文化人在精神上原是鄉村塑造的，現在卻反過來被他們的創造物大城市掌控、吞噬。
文化生命來自鄉村家園，都會水泥的堆積儘管宏偉壯麗，卻是死亡的象徵，因為家的古老意義已消失，房屋只剩房客及過客，建造房屋是出於功能需要，出於商業因素而非感情因素。在生活違反自然節奏、城市規劃不適人居、「城市病」惡化、生命力衰退、出生率鋭減下，世界城市將走向毀滅。
台北無疑是世界城市，所有的「城市病」台北都有。而明明是盆地，有熱島效應及空氣流動問題，20幾層摩天巨廈卻越蓋越多，除李登輝當市長時搶建6、70座社區公園（他怕這些地被後任市長賣予建商，台北居住環境更差）、黃大洲闢建大安森林公園外，歷任市長都拼命砍樹賣地，「台北之肺」越砍越小，「水泥長城」越堆越高。史賓格勒預言的毀滅看來是要成真了。
「罷馬」讓民進黨灰頭土臉.
作者：孫慶餘 2013/02/07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以來，諸事不順，不只他大力推動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有雷聲無雨點」，他上月提出的「罷馬」、「罷藍委」更讓民進黨灰頭土臉。1月26日台中立委補選及2月2日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連吃敗仗。在馬英九支持度只剩13%，國民黨聲勢空前低迷之際，民進黨去年4次（花壇、鹿港、礁溪、三星）參與補選，毎次大勝，堪稱勢如破竹。沒想到「罷馬」竟使形勢急轉直下，台中補選該贏未贏，竹南鎮長補選則得票僅一成五，跌破所有人眼鏡。
竹南鎮長補選號稱有「康世儒現象」，民進黨敗選不是意外，意外的是得票遠低於該黨四成左右支持度。而台中立委補選更是民調一路領先，黨內普遍看好，最後居然在蘇貞昌的「罷馬第一戰」訴求下，不勝反敗。由於台中補選是藍綠形勢逆轉的「第一戰」，其消長特別值得分析。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其實，不如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還更恰當。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成為雙方成敗關鍵。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一旦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頭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對立。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的失敗教訓。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這次台中立委補選又像去年幾次補選一樣，是民進黨獲勝了，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也不會得票奇慘了。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以來，諸事不順，不只他大力推動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有雷聲無雨點」，他上月提出的「罷馬」、「罷藍委」更讓民進黨灰頭土臉。1月26日台中立委補選及2月2日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連吃敗仗。在馬英九支持度只剩13%，國民黨聲勢空前低迷之際，民進黨去年4次（花壇、鹿港、礁溪、三星）參與補選，毎次大勝，堪稱勢如破竹。沒想到「罷馬」竟使形勢急轉直下，台中補選該贏未贏，竹南鎮長補選則得票僅一成五，跌破所有人眼鏡。
竹南鎮長補選號稱有「康世儒現象」，民進黨敗選不是意外，意外的是得票遠低於該黨四成左右支持度。而台中立委補選更是民調一路領先，黨內普遍看好，最後居然在蘇貞昌的「罷馬第一戰」訴求下，不勝反敗。由於台中補選是藍綠形勢逆轉的「第一戰」，其消長特別值得分析。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其實，不如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還更恰當。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成為雙方成敗關鍵。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一旦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頭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對立。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的失敗教訓。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這次台中立委補選又像去年幾次補選一樣，是民進黨獲勝了，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也不會得票奇慘了。
解決歷史共業要將心比心.
作者：孫慶餘 2013/01/31
馬總統由立法、行政、考試三長共同背書推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堪稱大醇小疵，整體原則、方向正確，軍公教勞通通有砍也有痛，不是無感改革。同時這確是在年金制度瀕臨破產，有如行駛中火車掉下懸崖前，及時「搭建跨越懸崖的大橋」。改革如果成功，不只這代受益，下代也受益，解決了棘手的「世代正義」問題；被批「吃乾抹盡」的嬰兒潮世代，總算為子孫未來做了份內該做的事。
誠然，改革不可能完美無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例如據稱仍有一萬多名退休高官及將領坐享高額18%，光是馬英九、關中少數人宣示不領並不夠，18%本是用於照顧弱勢，強勢者不宜貪得無饜。又如軍公教與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應縮短，高所得者向下遞減，低所得者向上提升，以追求職業類別正義。而軍公教所得替代率降到上限80%，雖屬難能可貴，未來仍宜與世界各國比率拉近，才能再領百年，而非僅30年。
此外，各國年金設計是基於「老有所依」原則，提供「最低生活費」，退休者的價值應被一視同仁，現在我國勞工卻將越領越少，國民年金更只月領三千多，完全不符「公共年金」精神。
改革總有遺珠或疏漏之處，有待大家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對社會各界如此，對朝野政黨也如此。只要改革原則及方向正確，未來進一步檢討就有所本、就更好改。遺憾的是，不只部分國民黨立委無理取鬧，說軍公教砍太多，純依個人本位主義或選票來源說話，不顧社會正義及國家財政死活。連與國民黨有歷史共業的民進黨主席及重量級人物也發言欠妥，如蘇貞昌說馬「放棄18%，就是馬政府根本不想改18%」，柯建銘說馬是「空話、騙局，要防止520被罷免」等等。
18%逐年降為9%政策已定，與馬英九放不放棄18%無關。馬也主要是為回應中低階公務員呼籲「以身作則」，才提放棄18%，不是空話。至於防止被罷免更是扯太遠，別說罷免門檻太高，贊成罷免的更是少數，馬需要防什麼？曾經執政過，還貴為行政院長及立院黨團總召的反對黨重量級人物說這種話，徒然顯示高度與氣度不足，缺乏與人為善胸襟，讓民眾看到黨同伐異及見不得人好。
馬英九不是說年金改革不涉藍綠統獨，是我們這代、也是子孫的年金嗎？馬政府不是在解決包括扁政府八年都未解決的歷史共業嗎？民進黨不是稱讚並贊同關中的改革之議嗎？民進黨自己的版本不是也所差不多，而且年金改革本應循序漸進，所得替代率一次降到6、70%或18%直接併入年金衝擊太大嗎？既然如此，民進黨就該與人為善，樂見馬政府任內解決年金懸崖，總比拖到下一任政府好。
解決歷史共業一定要不分黨派，將心比心，以國家人民重大利益為依歸。否則選民選一些只懂黨同伐異的政黨，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是什麼？
馬總統由立法、行政、考試三長共同背書推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堪稱大醇小疵，整體原則、方向正確，軍公教勞通通有砍也有痛，不是無感改革。同時這確是在年金制度瀕臨破產，有如行駛中火車掉下懸崖前，及時「搭建跨越懸崖的大橋」。改革如果成功，不只這代受益，下代也受益，解決了棘手的「世代正義」問題；被批「吃乾抹盡」的嬰兒潮世代，總算為子孫未來做了份內該做的事。
誠然，改革不可能完美無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例如據稱仍有一萬多名退休高官及將領坐享高額18%，光是馬英九、關中少數人宣示不領並不夠，18%本是用於照顧弱勢，強勢者不宜貪得無饜。又如軍公教與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應縮短，高所得者向下遞減，低所得者向上提升，以追求職業類別正義。而軍公教所得替代率降到上限80%，雖屬難能可貴，未來仍宜與世界各國比率拉近，才能再領百年，而非僅30年。
此外，各國年金設計是基於「老有所依」原則，提供「最低生活費」，退休者的價值應被一視同仁，現在我國勞工卻將越領越少，國民年金更只月領三千多，完全不符「公共年金」精神。
改革總有遺珠或疏漏之處，有待大家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對社會各界如此，對朝野政黨也如此。只要改革原則及方向正確，未來進一步檢討就有所本、就更好改。遺憾的是，不只部分國民黨立委無理取鬧，說軍公教砍太多，純依個人本位主義或選票來源說話，不顧社會正義及國家財政死活。連與國民黨有歷史共業的民進黨主席及重量級人物也發言欠妥，如蘇貞昌說馬「放棄18%，就是馬政府根本不想改18%」，柯建銘說馬是「空話、騙局，要防止520被罷免」等等。
18%逐年降為9%政策已定，與馬英九放不放棄18%無關。馬也主要是為回應中低階公務員呼籲「以身作則」，才提放棄18%，不是空話。至於防止被罷免更是扯太遠，別說罷免門檻太高，贊成罷免的更是少數，馬需要防什麼？曾經執政過，還貴為行政院長及立院黨團總召的反對黨重量級人物說這種話，徒然顯示高度與氣度不足，缺乏與人為善胸襟，讓民眾看到黨同伐異及見不得人好。
馬英九不是說年金改革不涉藍綠統獨，是我們這代、也是子孫的年金嗎？馬政府不是在解決包括扁政府八年都未解決的歷史共業嗎？民進黨不是稱讚並贊同關中的改革之議嗎？民進黨自己的版本不是也所差不多，而且年金改革本應循序漸進，所得替代率一次降到6、70%或18%直接併入年金衝擊太大嗎？既然如此，民進黨就該與人為善，樂見馬政府任內解決年金懸崖，總比拖到下一任政府好。
解決歷史共業一定要不分黨派，將心比心，以國家人民重大利益為依歸。否則選民選一些只懂黨同伐異的政黨，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是什麼？
台中立委補選與「罷馬第一戰」.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卻很少人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事實上，在綠營朋友一片興沖沖，以為勝券在握之際，我就認為顏家會勝，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應是雙方成敗關鍵因素。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合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當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利用人民不幸，製造社會對立」的老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那麼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動蕩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是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失敗教訓。
台中立委補選教訓了誰？民進黨一定說是選民教訓了國民黨及馬政府，並認兩黨得票差距由六四比拉到五五比，民進黨雖敗猶榮，對民進黨提罷免案尤其大有可為。但從另一角度看，顏寬恆的過關未始不可解釋為選民教訓了民進黨，讓「罷馬第一戰」出師不力，警告民進黨不要製造無謂對立、增加社會不安。從民進黨此次實際得票並未超越該黨基本盤來看，罷免案絕非大有可為，反而可能是朝野兩黨聲勢消長的轉捩點。蘇貞昌很有可能成為馬政府大貴人，如同當年阿扁成為馬的大貴人。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今天台中立委補選的勝利者已像過去一年幾次補選一樣，又是民進黨了。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卻很少人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事實上，在綠營朋友一片興沖沖，以為勝券在握之際，我就認為顏家會勝，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應是雙方成敗關鍵因素。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合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當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利用人民不幸，製造社會對立」的老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那麼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動蕩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是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失敗教訓。
台中立委補選教訓了誰？民進黨一定說是選民教訓了國民黨及馬政府，並認兩黨得票差距由六四比拉到五五比，民進黨雖敗猶榮，對民進黨提罷免案尤其大有可為。但從另一角度看，顏寬恆的過關未始不可解釋為選民教訓了民進黨，讓「罷馬第一戰」出師不力，警告民進黨不要製造無謂對立、增加社會不安。從民進黨此次實際得票並未超越該黨基本盤來看，罷免案絕非大有可為，反而可能是朝野兩黨聲勢消長的轉捩點。蘇貞昌很有可能成為馬政府大貴人，如同當年阿扁成為馬的大貴人。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今天台中立委補選的勝利者已像過去一年幾次補選一樣，又是民進黨了。
民進黨「罷馬戰」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隊伍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戰」，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該贏的仗不羸（如被拉高為「罷馬第一戰」的台中立委補選），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火大遊行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否則仍有五成多民意反對罷馬，就會成為民進黨邁向「政黨再輪替」的阻力。上周六台中立委補選，民進黨主訴求如果是「表現民眾憤怒，教訓無能政府」，而不是「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或許就會造成藍營倒戈、中間選民大舉投綠結果，一舉突破傳統藍綠對決格局。畢竟，「罷馬第一戰」只會強化藍綠對決，「教訓馬政府」卻能蔚為全民風潮。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罷馬，民進黨當然不能以罷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民進黨想要獲勝，在目前情況下也只能寄望「馬英九打敗國民黨」，而不是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剩下國民黨打敗自己一途。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貿然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獲得民心，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獲勝門檻太高（如台灣的罷免案就是）、自己又力量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打罷免戰，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隊伍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戰」，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該贏的仗不羸（如被拉高為「罷馬第一戰」的台中立委補選），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火大遊行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否則仍有五成多民意反對罷馬，就會成為民進黨邁向「政黨再輪替」的阻力。上周六台中立委補選，民進黨主訴求如果是「表現民眾憤怒，教訓無能政府」，而不是「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或許就會造成藍營倒戈、中間選民大舉投綠結果，一舉突破傳統藍綠對決格局。畢竟，「罷馬第一戰」只會強化藍綠對決，「教訓馬政府」卻能蔚為全民風潮。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罷馬，民進黨當然不能以罷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民進黨想要獲勝，在目前情況下也只能寄望「馬英九打敗國民黨」，而不是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剩下國民黨打敗自己一途。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貿然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獲得民心，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獲勝門檻太高（如台灣的罷免案就是）、自己又力量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打罷免戰，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民進黨提罷免案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1.21.13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於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案，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有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原告變被告，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當晚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蘇貞昌訴求「換政策，換政權」，意思也該是民進黨要推出更佳政策，證明比馬政府更得民心，以此贏得政權，而不是民進黨要強力奪取政權。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來，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民進黨當然不能以反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如果民進黨僥倖獲勝，也只能說是「馬英九打敗國民黨」，不能說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只能靠國民黨自己打敗自己。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保護和平，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沒把握、自己力量又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提罷免案，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於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案，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有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原告變被告，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當晚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蘇貞昌訴求「換政策，換政權」，意思也該是民進黨要推出更佳政策，證明比馬政府更得民心，以此贏得政權，而不是民進黨要強力奪取政權。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來，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民進黨當然不能以反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如果民進黨僥倖獲勝，也只能說是「馬英九打敗國民黨」，不能說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只能靠國民黨自己打敗自己。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保護和平，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沒把握、自己力量又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提罷免案，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公僕要懂珍惜「民脂民膏」.
作者：孫慶餘 2013.1.11
為了立院刪去國營事業一點多月績效獎金，各工會群情激憤，廿多家企業已準備一月底上街抗議，連馬英九也表示他反對這種「齊頭式平等」。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亦屬之）是國家公僕，代表國家服務人民並對人民負責，其薪資及退休皆有保障，與民營企業不同，其年終自亦無法比照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虧損就無年終）。齊頭式平等是國營事業年終特有模式，這次立院未刪前，各國營事業年終普遍四點六個月，同樣是齊頭式平等。
其次，他們被刪的不是薪水，只是小部分年終，刪減後還有三個多月，尚不包括各種巧立名目的獎金，其公開及隱藏福利比其他各業近半數無年終好太多了。身為公僕，在國家財政短絀、債台高築、各類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破產下，難道不該共體時艱、苦民所苦嗎？中國傳統衙門極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告誡公僕珍惜人民血汗納稅錢，難道公僕不知道現在物價高漲、人民收入銳減嗎？當全國有半數勞工整年收入比不上公務員一次年終，失業者更比比皆是，公務員還能領三個多月年終，能不對他們的幸運、對「奉養」他們的人民心存感激嗎？
一般人好談正義，台灣公僕們朗朗上口的「政府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皆是。但近代正義最重視的卻是公共制度及政治權利的公平，尤其是分配正義。啓蒙思想家強調的都是這類正義，如休姆訴諸同情，亞當斯密訴諸同理心，皆在補救分配的不公。亞當斯密甚至警告：「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正義才是。社會或可在不太愉快中存在，但不義的盛行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果不其然，正因分配的極度不公，逼出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啓蒙思想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國更早有分配正義的呼聲，就是孔子著名的談話：「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段話被後代各朝奉為最高統治哲學，亦被當代學者誤認成平均主義。其實孔子是封建及正名擁護者，豈會有平均主義思想？他不過是主張更公正的分配而已：當百姓大多所得無幾，公僕們卻福利優渥，這是典型的制度性分配不公，百姓當然不平，不平就易引發動亂、傾覆！
儒家是非常反對公僕富有、不恤百姓的。季氏已夠富有，冉有還替他聚斂錢財，孔子說冉有不配當他徒弟了，「小子鳴鼔而攻之可也」。孟子也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公僕）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立院在勞工及一般納稅人普遍窮困之際，通過刪減國營事業部分年終，堪稱是順天應人，既合乎儒家優秀面哲學，又合乎分配正義，又不傷及公僕元氣的作法，一大批公僕們究竟不平什麼？
這些公僕們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政府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政府是屬於全民的，對公僕誠信也需對其他國民及國家財政誠信，否則就無法避免希臘「公務員吃垮國家」的慘狀。同時，當公僕們過多的福利及年金是來自恩給而非提撥，也就是慷人民納稅錢之慨（即他們的福利是其他人的損失）時，這已經超出信賴保護原則。
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弗格森的劃時代著作＜道德哲學原理＞，針對契約行為闡析：「若條件缺乏或不適當或不可能達到，所有條件的契約便屬無效。」「在交互契約中，若一方未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沒有權利要求他方履行承諾。」公僕們認為政府與他們有契約行為，但問題是：當國家負債累累時，國家讓公僕富有的條件還存在嗎？同時他們要求政府履行承諾，那他們履行了什麼承諾？全世界有只是一方承諾另方受益的契約嗎？歸根結柢一句話：「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公僕們不是民營企業員工，沒有條件跳脫其他納稅百姓，只想自己利益。
為了立院刪去國營事業一點多月績效獎金，各工會群情激憤，廿多家企業已準備一月底上街抗議，連馬英九也表示他反對這種「齊頭式平等」。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亦屬之）是國家公僕，代表國家服務人民並對人民負責，其薪資及退休皆有保障，與民營企業不同，其年終自亦無法比照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虧損就無年終）。齊頭式平等是國營事業年終特有模式，這次立院未刪前，各國營事業年終普遍四點六個月，同樣是齊頭式平等。
其次，他們被刪的不是薪水，只是小部分年終，刪減後還有三個多月，尚不包括各種巧立名目的獎金，其公開及隱藏福利比其他各業近半數無年終好太多了。身為公僕，在國家財政短絀、債台高築、各類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破產下，難道不該共體時艱、苦民所苦嗎？中國傳統衙門極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告誡公僕珍惜人民血汗納稅錢，難道公僕不知道現在物價高漲、人民收入銳減嗎？當全國有半數勞工整年收入比不上公務員一次年終，失業者更比比皆是，公務員還能領三個多月年終，能不對他們的幸運、對「奉養」他們的人民心存感激嗎？
一般人好談正義，台灣公僕們朗朗上口的「政府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皆是。但近代正義最重視的卻是公共制度及政治權利的公平，尤其是分配正義。啓蒙思想家強調的都是這類正義，如休姆訴諸同情，亞當斯密訴諸同理心，皆在補救分配的不公。亞當斯密甚至警告：「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正義才是。社會或可在不太愉快中存在，但不義的盛行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果不其然，正因分配的極度不公，逼出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啓蒙思想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國更早有分配正義的呼聲，就是孔子著名的談話：「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段話被後代各朝奉為最高統治哲學，亦被當代學者誤認成平均主義。其實孔子是封建及正名擁護者，豈會有平均主義思想？他不過是主張更公正的分配而已：當百姓大多所得無幾，公僕們卻福利優渥，這是典型的制度性分配不公，百姓當然不平，不平就易引發動亂、傾覆！
儒家是非常反對公僕富有、不恤百姓的。季氏已夠富有，冉有還替他聚斂錢財，孔子說冉有不配當他徒弟了，「小子鳴鼔而攻之可也」。孟子也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公僕）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立院在勞工及一般納稅人普遍窮困之際，通過刪減國營事業部分年終，堪稱是順天應人，既合乎儒家優秀面哲學，又合乎分配正義，又不傷及公僕元氣的作法，一大批公僕們究竟不平什麼？
這些公僕們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政府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政府是屬於全民的，對公僕誠信也需對其他國民及國家財政誠信，否則就無法避免希臘「公務員吃垮國家」的慘狀。同時，當公僕們過多的福利及年金是來自恩給而非提撥，也就是慷人民納稅錢之慨（即他們的福利是其他人的損失）時，這已經超出信賴保護原則。
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弗格森的劃時代著作＜道德哲學原理＞，針對契約行為闡析：「若條件缺乏或不適當或不可能達到，所有條件的契約便屬無效。」「在交互契約中，若一方未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沒有權利要求他方履行承諾。」公僕們認為政府與他們有契約行為，但問題是：當國家負債累累時，國家讓公僕富有的條件還存在嗎？同時他們要求政府履行承諾，那他們履行了什麼承諾？全世界有只是一方承諾另方受益的契約嗎？歸根結柢一句話：「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公僕們不是民營企業員工，沒有條件跳脫其他納稅百姓，只想自己利益。
「不義而富且貴」的公僕們.
作者：孫慶餘2013•1•09
當考試院為拯救國家財政而大聲疾呼公務員福利暨退休制度改革時，行政院卻繼續維護黑官漂白及國營事業不當福利。無獨有偶，立院刪除部分國營事業績效奬金（約佔全部獎金4分之1），被刪者也憤憤不平，揚言罷工、上街，彷彿刪的是養家餬口的活命錢，而不是不當福利。行政院高官及這些在職、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反應，讓人想到「與虎謀皮」這句成語，想到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
國民黨是標榜儒家思想立國的黨，同時又是軍公教人員的黨。做為軍公教黨，國民黨為自家人通過優渥無比的在職及退休福利，國民黨也以「鈔票換選票」，擁有超大基本盤。但國民黨忘了，它的鈔票是人民納稅錢，不是黨產。當非公務體系的就業人口有3百多萬人月領2、3萬，而全國今年有48%人沒有年終獎金時，全無績效及談不上績效（公營事業沒有競爭，談績效無異指「剝削人民有功」）的公僕們仍得年領3、40萬元年終，這等於政府「率獸食人」，儒家思想立國到哪裡去了？
軍公（包括公營事業）教的不當福利，不只涉及退撫基金及國家財政破產，更涉及制度性製造所得不公。孔子說：「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國家貧窮還不是大患，制度性分配不公才是大患，分配若公平，得少的就不會嫌少，分配不公平，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傾覆。兩千多年來，這個思想主宰中國歷朝興滅，屢試不爽。設若軍公教薪水是一般勞工好幾倍，年終獎金比半數勞工一年所得還多，退休後其他福利更是肥滋滋，社會不平之聲沸反盈天，國家能免於動亂傾覆嗎？
同樣是儒家社會，日本及新加坡公務員「共體時艱」，減薪10餘%到4、50%不等，沒有聽到造反之聲，以浪費公帑（最會貴買賤賣、追加預算、蓋蚊子館）著稱的台灣公僕卻氣勢洶洶。儒家主張的「百姓足，君（公僕）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公僕）孰與足？」在台灣居然倒過來了，人民可以飢欲死，公僕就是要「飽欲死」。
羅爾斯＜正義論＞的正義標準是「所有制度安排必須最有利於少數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如此社會才能確保全體公民公平實現基本權利。而馬政府的油電雙漲卻是將虧損轉嫁弱勢的一般民眾，二代健保補充費也對兼差而無正職（只靠微薄利息、獎金及不定收入）的弱勢者衝擊最大，二者皆未考慮社會正義問題。
如今當吃到飽餐廳充斥軍公教退休座上客，歐美及中國大陸一省一省分次旅遊也儘多這些人，台灣聞名風景區更有所謂「18%道路」，這些錢多到花不完的人，難道不該想想即將破產的國家財政及每人上百萬的國債負擔、想想他們與非公職階層收入的巨大落差嗎？亞里斯多德提倡「矯正的正義」，對不公正的分配結果進行矯正。如果台灣連「矯正的正義」也沒有，那就只能剩下「不義而富且貴」當道了。
當考試院為拯救國家財政而大聲疾呼公務員福利暨退休制度改革時，行政院卻繼續維護黑官漂白及國營事業不當福利。無獨有偶，立院刪除部分國營事業績效奬金（約佔全部獎金4分之1），被刪者也憤憤不平，揚言罷工、上街，彷彿刪的是養家餬口的活命錢，而不是不當福利。行政院高官及這些在職、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反應，讓人想到「與虎謀皮」這句成語，想到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
國民黨是標榜儒家思想立國的黨，同時又是軍公教人員的黨。做為軍公教黨，國民黨為自家人通過優渥無比的在職及退休福利，國民黨也以「鈔票換選票」，擁有超大基本盤。但國民黨忘了，它的鈔票是人民納稅錢，不是黨產。當非公務體系的就業人口有3百多萬人月領2、3萬，而全國今年有48%人沒有年終獎金時，全無績效及談不上績效（公營事業沒有競爭，談績效無異指「剝削人民有功」）的公僕們仍得年領3、40萬元年終，這等於政府「率獸食人」，儒家思想立國到哪裡去了？
軍公（包括公營事業）教的不當福利，不只涉及退撫基金及國家財政破產，更涉及制度性製造所得不公。孔子說：「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國家貧窮還不是大患，制度性分配不公才是大患，分配若公平，得少的就不會嫌少，分配不公平，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傾覆。兩千多年來，這個思想主宰中國歷朝興滅，屢試不爽。設若軍公教薪水是一般勞工好幾倍，年終獎金比半數勞工一年所得還多，退休後其他福利更是肥滋滋，社會不平之聲沸反盈天，國家能免於動亂傾覆嗎？
同樣是儒家社會，日本及新加坡公務員「共體時艱」，減薪10餘%到4、50%不等，沒有聽到造反之聲，以浪費公帑（最會貴買賤賣、追加預算、蓋蚊子館）著稱的台灣公僕卻氣勢洶洶。儒家主張的「百姓足，君（公僕）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公僕）孰與足？」在台灣居然倒過來了，人民可以飢欲死，公僕就是要「飽欲死」。
羅爾斯＜正義論＞的正義標準是「所有制度安排必須最有利於少數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如此社會才能確保全體公民公平實現基本權利。而馬政府的油電雙漲卻是將虧損轉嫁弱勢的一般民眾，二代健保補充費也對兼差而無正職（只靠微薄利息、獎金及不定收入）的弱勢者衝擊最大，二者皆未考慮社會正義問題。
如今當吃到飽餐廳充斥軍公教退休座上客，歐美及中國大陸一省一省分次旅遊也儘多這些人，台灣聞名風景區更有所謂「18%道路」，這些錢多到花不完的人，難道不該想想即將破產的國家財政及每人上百萬的國債負擔、想想他們與非公職階層收入的巨大落差嗎？亞里斯多德提倡「矯正的正義」，對不公正的分配結果進行矯正。如果台灣連「矯正的正義」也沒有，那就只能剩下「不義而富且貴」當道了。
台灣準備面對「中國因素」.
作者：孫慶餘 12.21.12
從年初的總統大選到年尾的媒體購買事件，都看到台資企業紛紛擾擾，有人因此稱2012年是中國因素元年。其實一個國家崛起富強，向周邊乃至全世界輻射影響力，本是有機生命常態，無論保羅甘迺迪＜強權的興衰＞或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都點出大國向外擴張發展的同一命運，兩種論調差別只在「擴張過度必然盛極而衰」及「如何長保強盛不衰」而已。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必將持續加劇，台灣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正面或負面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緩步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台灣人必須歡迎的正面因素。因為台灣無法自外於中國發展，中國好的或壞的發展，台灣都首當其衝。特別在兩岸民間往來已出現虹吸效應下，台灣更不能期待中國因素不及於台灣政治或其他。
舉例說，十幾年前，中共尚須以導彈介入台灣選舉，現在武力威嚇落伍了，大陸台商台企發揮的作用更大，百萬以上經濟選民更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勝因素。也就是這個中國因素，讓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總統一役上敗北；即使馬英九做得再差，未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仍比民進黨贏面大。
同時，也正是這個中國因素，使中國最新護照納入台灣景點，並使海協會宣稱台灣陸委會及海基會的抗議「不成立」。因為根據一中各表原則，台方既可把大陸列入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台方之表），中方自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納入台灣地圖及台灣景點（中方之表），治權分立並無礙於主權共有。
關鍵正在這裡，主權之爭是無效也無意義的，台灣更該擔心的是負面的中國因素。既然中華民國從1949年後在台灣繼續存在，且已實施民主（主權在民），法治雖遭詬病，卻非中國的人治及黨治可比。如果中國只想在杭廷頓所說的「市場共產主義」下統一台灣，不承認西方的民主普世主義（堅持東西方文化發展及國情不同），利用「以民逼官」「以商逼政」方式，逐次深入影響台灣，包括改變台灣的言論自由生態，那將是「自由」生死交關的時刻，對已經成為自由民的台灣人是一場大災難。
福山在蘇東波巨變後提出「歷史終結論」，引用康德的話，重申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人類自由，一部普遍世界史就是說服全人類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但中共專家學者卻不斷否定該一說法，還提出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的另一說法，有意將古代中國的封貢制度重新施行於東亞。
所謂封貢制度，就是你朝貢我、我冊封你（某一特定人士）的宗主國與被保護國關係，由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也是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充滿封建專制色彩，獨缺民主普世主義及聯合國式平等。如果這個負面中國因素會施加於香港，它也可能會如法炮製於台灣，台灣人要注意了。
從年初的總統大選到年尾的媒體購買事件，都看到台資企業紛紛擾擾，有人因此稱2012年是中國因素元年。其實一個國家崛起富強，向周邊乃至全世界輻射影響力，本是有機生命常態，無論保羅甘迺迪＜強權的興衰＞或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都點出大國向外擴張發展的同一命運，兩種論調差別只在「擴張過度必然盛極而衰」及「如何長保強盛不衰」而已。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必將持續加劇，台灣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正面或負面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緩步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台灣人必須歡迎的正面因素。因為台灣無法自外於中國發展，中國好的或壞的發展，台灣都首當其衝。特別在兩岸民間往來已出現虹吸效應下，台灣更不能期待中國因素不及於台灣政治或其他。
舉例說，十幾年前，中共尚須以導彈介入台灣選舉，現在武力威嚇落伍了，大陸台商台企發揮的作用更大，百萬以上經濟選民更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勝因素。也就是這個中國因素，讓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總統一役上敗北；即使馬英九做得再差，未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仍比民進黨贏面大。
同時，也正是這個中國因素，使中國最新護照納入台灣景點，並使海協會宣稱台灣陸委會及海基會的抗議「不成立」。因為根據一中各表原則，台方既可把大陸列入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台方之表），中方自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納入台灣地圖及台灣景點（中方之表），治權分立並無礙於主權共有。
關鍵正在這裡，主權之爭是無效也無意義的，台灣更該擔心的是負面的中國因素。既然中華民國從1949年後在台灣繼續存在，且已實施民主（主權在民），法治雖遭詬病，卻非中國的人治及黨治可比。如果中國只想在杭廷頓所說的「市場共產主義」下統一台灣，不承認西方的民主普世主義（堅持東西方文化發展及國情不同），利用「以民逼官」「以商逼政」方式，逐次深入影響台灣，包括改變台灣的言論自由生態，那將是「自由」生死交關的時刻，對已經成為自由民的台灣人是一場大災難。
福山在蘇東波巨變後提出「歷史終結論」，引用康德的話，重申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人類自由，一部普遍世界史就是說服全人類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但中共專家學者卻不斷否定該一說法，還提出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的另一說法，有意將古代中國的封貢制度重新施行於東亞。
所謂封貢制度，就是你朝貢我、我冊封你（某一特定人士）的宗主國與被保護國關係，由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也是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充滿封建專制色彩，獨缺民主普世主義及聯合國式平等。如果這個負面中國因素會施加於香港，它也可能會如法炮製於台灣，台灣人要注意了。
悲觀主義與世界末日預言
作者：孫慶餘 2012.12.21
媒體與網路炒作出來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人類又安渡了另一次「末日危機」。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閙劇。瑪雅曆法連自己㓕亡於西班牙帝國都不能預測，怎會有能力預言世界末日？即使有能力，當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只及於中美洲一隅，類似中國古代＜山海經＞的世界觀。
在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沒有打破地球中心說前，人類都活在有限的小世界中，世界末日不過是小世界的末日而已。小世界末日的預言會擴大為全球事件，讓全球各地受到驚擾，全部拜資訊全球化之賜。與以往傳播世界末日的主角多為宗教人士不同，這次瑪雅預言的傳播者主要是網路及媒體，網路謠言的影響及驚悚度也更大，以致連美國NASA都不得不公開闢謠，台灣天文學者也集體加以駁斥。
世界末日說由來久矣。巴斯卡說「人像脆弱的蘆葦，卻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做為一種對宇宙力量既恐懼又無助的生命，毀滅及末日無時不在腦海中。樂觀的人看到進步、永生，悲觀的人看到衰敗、毀滅。宗教是末日說最有力的提倡者，預言末日的不可避免，但也提供救贖的途徑：「天國近了，你要悔改」，地上的天國將誕生於大毀滅大審判之後。把最悲慘的人類末日轉化為最幸福的千禧年，這是宗教空前偉大的辯証發明。
有趣的是，宗教末日說似乎都來自同一源頭，基督教、回教上溯到猶太教，猶太教又上溯到波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即尼采推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神魔二元、善惡兩種力量最終對決、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天堂與地獄等思想，皆為各種宗教承襲。
非宗教末日說同樣預言末日來到前，出現各種異象、亂象（天災、地變、人禍），繼之是可怕的毀滅，但救贖不在宗教，而在人類自己，如上天會降生聖人、超人，拯救將毀滅的世界、重建已毀滅的世界。這種非宗教末日說大都把人類最美好的黃金時代設定在上古，如中國三皇五帝的大同世界，如古希臘的金銀銅鐵時代分期，人類是處境越來越差，最後趨於衰敗毀滅。
而面臨毀滅的人類，最佳境況是「由剝而復」，展開世界另一波循環。循環論也是非宗教界的偉大辯證發明，仿效四時日夜的循環。例如中國鄒衍的五德（行）終始說，金木水火土依序生尅；希臘柏拉圖的城邦周期演進說，政體按君主、僭主、貴族、寡頭、民主、暴民、君主而循環，周而復始。
與末日說或循環說截然不同的是十七世紀的文明進步說，强調科學、理性、樂觀。到十六世紀為止，所有末日說的救贖必須在大毀滅後開始，暴力是舊終點及新起點的命定手段。十七世紀起卻相信科學及理性可以扭轉這種毀滅及循環，人類可以進入另一種向上（演化）途徑。可惜從馬克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必亡論到尼采、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沒落論，又重新喚醒了人類對宇宙力量或歷史力量的恐懼與無助。悲觀主義再度蔓延，而且是廿世紀到廿一世紀大合奏中的主旋律。
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壞事是壞事，好事也是壞事，全球暖化、生態災難、氣候失常、民主失衡、經濟失調、人心不古，都是末日徵象，一切顯示現代社會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連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瀕危的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都預言文明毀滅，更別說整個廿世紀後半期，以「危機」為名的著作無不大賣特賣了。
世界末日預言隨悲觀主義而盛行，雖然讓人害怕沮喪，但包括這次瑪雅曆法鬧劇，都可以視同＜聖經＞中先知的預言，或風暴來臨前風雨燕的鳴叫，其效用在促成人類永恆的警醒，有如卡繆＜瘟疫＞一書在全城倖脫末日刼難後的警語：威脅人類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不死㓕。
媒體與網路炒作出來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人類又安渡了另一次「末日危機」。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閙劇。瑪雅曆法連自己㓕亡於西班牙帝國都不能預測，怎會有能力預言世界末日？即使有能力，當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只及於中美洲一隅，類似中國古代＜山海經＞的世界觀。
在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沒有打破地球中心說前，人類都活在有限的小世界中，世界末日不過是小世界的末日而已。小世界末日的預言會擴大為全球事件，讓全球各地受到驚擾，全部拜資訊全球化之賜。與以往傳播世界末日的主角多為宗教人士不同，這次瑪雅預言的傳播者主要是網路及媒體，網路謠言的影響及驚悚度也更大，以致連美國NASA都不得不公開闢謠，台灣天文學者也集體加以駁斥。
世界末日說由來久矣。巴斯卡說「人像脆弱的蘆葦，卻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做為一種對宇宙力量既恐懼又無助的生命，毀滅及末日無時不在腦海中。樂觀的人看到進步、永生，悲觀的人看到衰敗、毀滅。宗教是末日說最有力的提倡者，預言末日的不可避免，但也提供救贖的途徑：「天國近了，你要悔改」，地上的天國將誕生於大毀滅大審判之後。把最悲慘的人類末日轉化為最幸福的千禧年，這是宗教空前偉大的辯証發明。
有趣的是，宗教末日說似乎都來自同一源頭，基督教、回教上溯到猶太教，猶太教又上溯到波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即尼采推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神魔二元、善惡兩種力量最終對決、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天堂與地獄等思想，皆為各種宗教承襲。
非宗教末日說同樣預言末日來到前，出現各種異象、亂象（天災、地變、人禍），繼之是可怕的毀滅，但救贖不在宗教，而在人類自己，如上天會降生聖人、超人，拯救將毀滅的世界、重建已毀滅的世界。這種非宗教末日說大都把人類最美好的黃金時代設定在上古，如中國三皇五帝的大同世界，如古希臘的金銀銅鐵時代分期，人類是處境越來越差，最後趨於衰敗毀滅。
而面臨毀滅的人類，最佳境況是「由剝而復」，展開世界另一波循環。循環論也是非宗教界的偉大辯證發明，仿效四時日夜的循環。例如中國鄒衍的五德（行）終始說，金木水火土依序生尅；希臘柏拉圖的城邦周期演進說，政體按君主、僭主、貴族、寡頭、民主、暴民、君主而循環，周而復始。
與末日說或循環說截然不同的是十七世紀的文明進步說，强調科學、理性、樂觀。到十六世紀為止，所有末日說的救贖必須在大毀滅後開始，暴力是舊終點及新起點的命定手段。十七世紀起卻相信科學及理性可以扭轉這種毀滅及循環，人類可以進入另一種向上（演化）途徑。可惜從馬克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必亡論到尼采、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沒落論，又重新喚醒了人類對宇宙力量或歷史力量的恐懼與無助。悲觀主義再度蔓延，而且是廿世紀到廿一世紀大合奏中的主旋律。
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壞事是壞事，好事也是壞事，全球暖化、生態災難、氣候失常、民主失衡、經濟失調、人心不古，都是末日徵象，一切顯示現代社會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連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瀕危的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都預言文明毀滅，更別說整個廿世紀後半期，以「危機」為名的著作無不大賣特賣了。
世界末日預言隨悲觀主義而盛行，雖然讓人害怕沮喪，但包括這次瑪雅曆法鬧劇，都可以視同＜聖經＞中先知的預言，或風暴來臨前風雨燕的鳴叫，其效用在促成人類永恆的警醒，有如卡繆＜瘟疫＞一書在全城倖脫末日刼難後的警語：威脅人類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不死㓕。
馬英九與國家領導力衰敗.
2012/12/19 作者：孫慶餘
馬總統接受電台專訪，把油電雙漲的失敗責任推給兩大公營事業；又說夫人周美青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談到漸進式終結18%，他刻意模稜兩可，說「在大方向上一定要處理，但具體方式上還有討論空間」。馬的軟弱及卸責，再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對正確的、具歷史高度的事憂讒畏議、躊躇不前；對錯誤的、必然禍延全民的事軽動躁進，出事後又諉過於人。這種領導風格對領導力的傷害莫此為甚。
彼得杜拉克定義領導是一種責任、領導者是擁有追隨者的人、有效領導者是擁有能正確做事團隊的人。馬英九把所有決策及用人錯誤諉過國際因素、前政府因素，無法諉過外界時則諉過陳冲、政府團隊、劉憶如、吳伯雄等，如今又諉過層級更低的公營事業，他如何會有追隨者？同時他不斷諉過他人，逃避杜魯門的「責任止於此處」，效法老子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他如何可能有領導？
既無領導又無追隨者，剩下的將是一批同質性極高的「大小馬英九」，整天挖空心思要讓人民日子更難過。如此無效領導，國家領導力如何會不迅速衰敗？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領導人整天在做微觀管理，跳過行政院、經濟部，歸咎公營事業；跳過教育部，指示學校要蓋多少游泳池。這些都是杜拉克認為國家領導人不該做的事，該做的是「只有總統必須對政府行為負起全責。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在抗拒微觀管理誘惑時，必須確保政府所有事務受到妥善處理。因此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團隊，承擔各領域責任。」結果馬英九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即使是微觀管理，馬都不能勝任。馬被獨派嗆聲、丟鞋子，當天成為全國熱點新聞，馬竟說他是看到晚報報導才知此事。這是非常不恰當的答覆，若非言不由衷，就是後知後覺。他每天有國安日報巨細靡遺呈閱大小事件，他竟說夫人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他是在譏笑國安人員的不盡責？還是譏笑自己的不用功？難怪他脫離民意及常識越來越遠。
他對18%的模稜兩可，更使民眾懷疑，他無意終結這個國家財政的沈重包袱，對逃無可逃的軍公教勞退保破產危機無動於衷，準備推卸給下一任總統。
尼克森的＜領導者＞一書提供我們成功與失敗領袖的活生生例子。「領袖既要有說服力，又要有感動力，能說服人民，也能感動人民。人民會愛戴也會憎恨偉大的領袖，但很少會對他無感。」「偉大的事變造就偉大的領袖。動蕩的年代既造就最優秀人物，也產生最低劣人物。」年金改革及政府改造對台灣都是偉大事變、偉大轉型，台灣卻看不到偉大領袖，看不到愛戴或憎恨，只看到人民對政治領袖冷到極點的無感及國家領導力無可奈何的衰敗。
馬總統接受電台專訪，把油電雙漲的失敗責任推給兩大公營事業；又說夫人周美青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談到漸進式終結18%，他刻意模稜兩可，說「在大方向上一定要處理，但具體方式上還有討論空間」。馬的軟弱及卸責，再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對正確的、具歷史高度的事憂讒畏議、躊躇不前；對錯誤的、必然禍延全民的事軽動躁進，出事後又諉過於人。這種領導風格對領導力的傷害莫此為甚。
彼得杜拉克定義領導是一種責任、領導者是擁有追隨者的人、有效領導者是擁有能正確做事團隊的人。馬英九把所有決策及用人錯誤諉過國際因素、前政府因素，無法諉過外界時則諉過陳冲、政府團隊、劉憶如、吳伯雄等，如今又諉過層級更低的公營事業，他如何會有追隨者？同時他不斷諉過他人，逃避杜魯門的「責任止於此處」，效法老子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他如何可能有領導？
既無領導又無追隨者，剩下的將是一批同質性極高的「大小馬英九」，整天挖空心思要讓人民日子更難過。如此無效領導，國家領導力如何會不迅速衰敗？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領導人整天在做微觀管理，跳過行政院、經濟部，歸咎公營事業；跳過教育部，指示學校要蓋多少游泳池。這些都是杜拉克認為國家領導人不該做的事，該做的是「只有總統必須對政府行為負起全責。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在抗拒微觀管理誘惑時，必須確保政府所有事務受到妥善處理。因此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團隊，承擔各領域責任。」結果馬英九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即使是微觀管理，馬都不能勝任。馬被獨派嗆聲、丟鞋子，當天成為全國熱點新聞，馬竟說他是看到晚報報導才知此事。這是非常不恰當的答覆，若非言不由衷，就是後知後覺。他每天有國安日報巨細靡遺呈閱大小事件，他竟說夫人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他是在譏笑國安人員的不盡責？還是譏笑自己的不用功？難怪他脫離民意及常識越來越遠。
他對18%的模稜兩可，更使民眾懷疑，他無意終結這個國家財政的沈重包袱，對逃無可逃的軍公教勞退保破產危機無動於衷，準備推卸給下一任總統。
尼克森的＜領導者＞一書提供我們成功與失敗領袖的活生生例子。「領袖既要有說服力，又要有感動力，能說服人民，也能感動人民。人民會愛戴也會憎恨偉大的領袖，但很少會對他無感。」「偉大的事變造就偉大的領袖。動蕩的年代既造就最優秀人物，也產生最低劣人物。」年金改革及政府改造對台灣都是偉大事變、偉大轉型，台灣卻看不到偉大領袖，看不到愛戴或憎恨，只看到人民對政治領袖冷到極點的無感及國家領導力無可奈何的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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