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慶餘 2013.1.11
為了立院刪去國營事業一點多月績效獎金，各工會群情激憤，廿多家企業已準備一月底上街抗議，連馬英九也表示他反對這種「齊頭式平等」。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亦屬之）是國家公僕，代表國家服務人民並對人民負責，其薪資及退休皆有保障，與民營企業不同，其年終自亦無法比照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虧損就無年終）。齊頭式平等是國營事業年終特有模式，這次立院未刪前，各國營事業年終普遍四點六個月，同樣是齊頭式平等。
其次，他們被刪的不是薪水，只是小部分年終，刪減後還有三個多月，尚不包括各種巧立名目的獎金，其公開及隱藏福利比其他各業近半數無年終好太多了。身為公僕，在國家財政短絀、債台高築、各類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破產下，難道不該共體時艱、苦民所苦嗎？中國傳統衙門極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告誡公僕珍惜人民血汗納稅錢，難道公僕不知道現在物價高漲、人民收入銳減嗎？當全國有半數勞工整年收入比不上公務員一次年終，失業者更比比皆是，公務員還能領三個多月年終，能不對他們的幸運、對「奉養」他們的人民心存感激嗎？
一般人好談正義，台灣公僕們朗朗上口的「政府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皆是。但近代正義最重視的卻是公共制度及政治權利的公平，尤其是分配正義。啓蒙思想家強調的都是這類正義，如休姆訴諸同情，亞當斯密訴諸同理心，皆在補救分配的不公。亞當斯密甚至警告：「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正義才是。社會或可在不太愉快中存在，但不義的盛行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果不其然，正因分配的極度不公，逼出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啓蒙思想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國更早有分配正義的呼聲，就是孔子著名的談話：「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段話被後代各朝奉為最高統治哲學，亦被當代學者誤認成平均主義。其實孔子是封建及正名擁護者，豈會有平均主義思想？他不過是主張更公正的分配而已：當百姓大多所得無幾，公僕們卻福利優渥，這是典型的制度性分配不公，百姓當然不平，不平就易引發動亂、傾覆！
儒家是非常反對公僕富有、不恤百姓的。季氏已夠富有，冉有還替他聚斂錢財，孔子說冉有不配當他徒弟了，「小子鳴鼔而攻之可也」。孟子也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公僕）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立院在勞工及一般納稅人普遍窮困之際，通過刪減國營事業部分年終，堪稱是順天應人，既合乎儒家優秀面哲學，又合乎分配正義，又不傷及公僕元氣的作法，一大批公僕們究竟不平什麼？
這些公僕們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政府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政府是屬於全民的，對公僕誠信也需對其他國民及國家財政誠信，否則就無法避免希臘「公務員吃垮國家」的慘狀。同時，當公僕們過多的福利及年金是來自恩給而非提撥，也就是慷人民納稅錢之慨（即他們的福利是其他人的損失）時，這已經超出信賴保護原則。
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弗格森的劃時代著作＜道德哲學原理＞，針對契約行為闡析：「若條件缺乏或不適當或不可能達到，所有條件的契約便屬無效。」「在交互契約中，若一方未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沒有權利要求他方履行承諾。」公僕們認為政府與他們有契約行為，但問題是：當國家負債累累時，國家讓公僕富有的條件還存在嗎？同時他們要求政府履行承諾，那他們履行了什麼承諾？全世界有只是一方承諾另方受益的契約嗎？歸根結柢一句話：「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公僕們不是民營企業員工，沒有條件跳脫其他納稅百姓，只想自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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