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政治

2010/08/30
台南市長許添財痛批民進黨「政黨幫派化」，說全世界有哪一個民主國家，是政黨天天在電視台罵自己同志的？國民黨祕書長金溥聰日前也抨擊綠媒搞「仇恨政治」，說不管執政黨做什麼，永遠是錯的，政績都被全盤否定，沒有任何客觀分析。以上二事，不論稱為「政黨幫派化」或「仇恨政治」，其實都是「否定政治」的表現。
否定政治就是極化的黨同伐異，其中的「黨」字甚至不是指政黨，而是指族類。否定政治亦是褊狹的族類政治，如同阿拉伯人名言：「我對付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對付堂兄弟。我和我兄弟及堂兄弟一起對付外人。」這是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的圖像，也是近代台灣分類械鬥社會的景象。關鍵就在對付。因為要對付，所以否定。因為是否定政治，所以對對手一定全盤否定，對己方一定曲意維護。全有全無是零和社會的特徵，否定政治是零和社會的政治。
美國經濟學家余羅在其《零和社會》中指出：「阿德瑞《領地法則》一書描繪──入侵者若要擊敗一隻在自己領地覓食的同類動物，必須具有雙倍於對方的實力。」我們的政黨政治沒有這種實力，因此只好相互否決對方提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否決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也否決國民黨，即使民進黨在國會不及三分之一席次。
為什麼否決？過度否決不是會遭到選民懲罰嗎？未必。黛博拉‧史東的《政策悖論》一書告訴我們，除了找麻煩，悖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能實現，但現實政治卻充滿悖論。如1995年共和黨參院多數黨領袖杜爾堅持要否決柯林頓總統預算，明知沒有勝算，仍然孤注一擲。事後杜爾說：「如果我們勝了，我們就是真正勝了，如果我們敗了，我們也是勝了。」勝什麼？勝在對選民有交代，勝在堅持否決有甜美代價。同理，國、民兩黨對執政一方的否決也是在對己方死硬派表態。
問題是，民主政治的否決是一種表演，否決有一定限度。台灣的否定政治卻經常意指焦土抗戰，尤其民進黨對付黨內異己，如初選時殺到刀刀見骨（本屆大台南、大高雄皆如此，幾年前的「11寇」事件更是出名，連蕭美琴都被打為「中國琴」），如脫黨參選者被口誅筆伐（楊秋興馬上被戴帽子，朋友一夕成了仇敵，他的競選助手情願去幫人品較差的陳致中競選），都超出民主政治限度，成了幫派仇殺及私設刑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同一個人，一夕之間待遇竟有天壤之別，只能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矣」，是愛恨者自己有問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鼓勵監護官階級要「對同志溫情，對異己殘暴，以免敵人毀滅我們」，口吻像幫會。羅馬喬凡諾留下一句名言：「但誰來監護那些監護官？」同理，台灣政黨及支持者以否定政治對付執政者及黨內異己，但誰來懲罰乃至扭轉這種否定政治？誰來救救台灣？

中間路線是一條難走的路

2010/08/23
脫黨參選，標榜將選擇人群最多那條路，帶領民眾走出不一樣道路，把大高雄打造成第二個新加坡的楊秋興，上路不過半個月，就演出走樣，越來越像國民黨打手。他當然不是國民黨打手，但選戰策略錯誤，打在野的民進黨而沒有打執政的國民黨，中間路線便難以為繼。失去了中間路線，楊秋興也失去了存在價值，剩下的只是變相黨爭或個人意氣之爭而已。
中間路線確是一條難走的路，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變成非驢非馬。例如楊秋興評民進黨反ECFA，評民進黨意識形態可怕，這些都還能為淺綠淺藍民眾接受。但他責備蘇治芬帶頭抗爭，要「趕走產業，逼企業自殺」，以及說高市「譴責鴻海佔盡政府便宜」是反商行為，這些就太倒果為因，入民進黨於罪，比國民黨還國民黨了。
雲林六輕是李登輝時代，國民黨政府不讓王永慶投資廈門海滄，退而求其次，全力促成六輕。今天如果六輕有問題，追源溯始，該被責問的是國民黨，當地民眾及台塑都是非必要的受害者。楊秋興把抗爭事件無限上綱到「趕走產業」，誇大了民進黨責任，卻不提國民黨責任，這是明顯的不公平。至於借鴻海事件責備高市反商，更是離譜，鴻海「商人重利輕別離」，出走是算盤太精，高市政府已經仁至義盡，怎麼「招商」的反而被打成「反商」了？
凡事一涉及偏私、挾怨，便沒有中間。中間路線原是台灣政界最該走的一條路，如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即是平衡統獨的中間路線，「藍綠放兩邊、民眾（生）擺中間」也是中間路線。既然民眾、民生擺中間，ECFA就是必須接受的選擇，只是需要訂立配套，以防衝擊。但民進黨卻選擇了為反中共而反ECFA，置台灣經濟民生及中國崛起、兩岸分工、既分又合的事實及需要不顧。民進黨反ECFA，其實就是阿扁極獨路線的延續。而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最具中間路線優勢及本錢的李登輝，反而莫名其妙變成反ECFA的台獨急先鋒，台灣失去了一個統獨兩種路線之間重要的槓桿。
90年代的李登輝是標準的中間路線─中華民國台灣路線。1999年大選阿扁採取的也是中間路線，當選後將美國要求的「三不」主動加碼為「四不一沒有」，則是過猶不及，伏下獨派大反彈及阿扁路線大反轉因子。馬英九「不統不獨」卻又次次逼中共讓利，同樣是一種過猶不及，必然衍生後遺症。由此可見，中間路線是一條看似好走，實際難走的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以人民之心為心」，話說得好聽，但又有幾人真正心存人民，而不是以自私之心為心、以翻雲覆雨為能事的？難怪極端派乾脆說，沒有中間（選民），只有兩邊。

就從今年回歸政黨政治正軌

2010/08/20
　長期糾結於統獨意識形態消耗的台灣藍綠陣營，總算從ECFA在立院和平通過後，開始出現希望曙光。藍營在今年五都選戰進入倒數一百天時宣示，「城市競爭力」將是五都選戰主軸，支持ECFA的國民黨才能繁榮台灣，反對ECFA的民進黨政見自相矛盾。綠營則由蔡英文定調，五都選戰主軸將定位於治理能力，凸顯馬政府執政無能。如果藍綠都能針對上述公共政策，一較短長，台灣就將從此進入政黨政治正軌。
　政治學家蘭尼「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的定義，提高了政黨的使命及民眾對政黨的期許。現代民主政治既然採代議制，又由贏得選舉勝利的一方出面主政，這種制度設計自然有利政黨競爭。政黨政治之鞏固是歷史的必然。但政黨政治最大困境却是淪於黨派鬥爭或派系傾軋，成為現代政黨創始國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麥迪遜最大的夢魘，兩人都一再警告黨派意識對國家的危害。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若干年不正常的政黨惡鬥後，美國政黨政治進入了正軌，由意識形態消耗轉向實質公共政策辯論。十九世紀三０年代托克維爾前往美國考察，寫下著名的《美國的民主》一書，內中即說：「就政治而言，彼此的嫌惡幾乎總是（政黨間）友誼的基礎。」
　美國與中共最近既鬥爭又聯合的雙邊政策，又稱為「鬥而不破」。政黨政治也該如此。政黨雖然是志趣及志願的結合，但它不同於一般團體，它是必須向國家及人民負責的團體，無論勝選上台執政或落選在野監督，二者皆負有「民命」，也以「民命」自居。「民命」使政黨具有公共光環，也使政黨不能脫離公共領域。像台灣藍綠陣營用台獨、傾中、賣台、害台帽子互扣，根本不是政黨政治常態，那和幫會火併或台灣早期的分類械鬥幾乎沒有兩樣。而雙方有如寇仇的對待方式，更是「極端主義」及「反民主」的，其結果往往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有如共產及法西斯行徑，或巴爾幹半島的民族主義（族群）內戰。
　台灣實行兩黨政治已超過廿年，與民進黨的黨齡相仿，國民黨也解嚴了同樣年限，兩黨都該是成年的民主政黨。但過去若干年，從國家定位，國家認同乃至ECFA之類經濟議題，沒有一項不無限上綱到「賣台」「誤國」層次，認真討論公共政策的少之又少。難得藍綠陣營終於想通了，願意針對雙方的缺失做政策面辯論，如那一黨的地方執政更好、馬政府如何無能、民進黨的ECFA主張對民生有何影響，這些都是有實質對錯可言，並且可驗證的。但願就從這場五都大選，台灣開始回歸政黨政治黨政治正軌，不再為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耗散社會成本及國家元氣，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建設時期。

棄馬保台與打楊護菊

2010/08/16
綠營為反中共而反ECFA，李登輝巧妙地把目標轉向「棄馬保台」，民進黨朋友們一時如獲至寶，認為薑果然是老的辣，李登輝真有鬥爭智慧。同理，綠營為保五都大選成果，現在又把目標轉向「打楊護菊」，什麼惡毒新聞及電視談話都出現了，以致楊秋興慨嘆許多朋友一夕成了仇敵，許多客觀平實想法都被扣上親中、賣台帽子，他過去扣人帽子，現在被扣，才體會意識形態的可怕。
意識形態是製造仇恨、偏執的工具，越多人陷入意識形態偏執，社會越可怕，人與人間不是透過良知與常識互動，而是隔著一層意識形態互相檢驗，不合乎己方意識形態的就被指為異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極權之爭是意識形態對立最有名的例子，整個20世紀人類或多或少都被捲入這場戰爭。90年代以後，共產集團「蘇東波」總崩潰，意識形態對立轉向各國內部族群、宗教，台灣則以統獨（省籍）面目出現。在台灣沒有體會統獨意識形態可怕的人幾乎很少，除非他本人就在意識形態偏執中。
可是意識形態偏執是一回事，政客利用意識形態對立牟取集團或個人私利又是一回事。台灣統獨意識形態的嚴重及變本加厲，政客的推波助瀾及奇貨可居難脫干係。只要有選舉，只要涉及權位，意識形態就成為挑撥對立、仇恨，獵取選票的最便捷途徑，「棄馬保台」、「打楊護菊」無不如此。
為什麼棄馬才能保台？那是指民進黨上台執政才能保台。但過去八年阿扁執政，台灣是更安全、和平了，還是更危險、對立？答案顯然不辯自明。同理，「打楊護菊」也無非因為陳菊代表民進黨勝負，用意識形態扣楊帽子可以保護陳菊當選。親中、賣台帽子只是手段，奪取權位才是目的。只要有接連不斷的選舉，就會有接連不斷的帽子。一切都是權宜，親中、賣台的指控是權宜，台獨的嘶喊及集結也是權宜，其背後誘因是權位及經濟利益，而不是什麼偉大理想。
當理想淪為騙選票、騙人民的工具，再偉大的理想也會消亡。馬克斯的無階級理想國早已在共產殘酷貪婪統治中消亡。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理想及民進黨的台獨理想也同樣不堪執政及一次次選舉檢驗而消亡。通常民主革命一旦結束或民主運動一旦成功，接著就該展開民主建設（安邦定國，找出國家可行方向），但台灣卻把政黨競爭繼續當革命打，把紅帽白帽當選舉武器用，不顧國家及人民死活。棄馬真的可以保台嗎？楊秋興真的親中賣台嗎？說這些話的人是出自良知，還是基於政治鬥爭需要？

不能用鬥爭解決鬥爭

2010/08/13
　楊秋興退黨參選，許添財蓄勢待發。一時南台灣有風雲變色、山雨欲來之勢。民進黨也開始在綠色媒體發動批鬥，要置楊人格於死地。這除了令人感慨政治的無情及翻臉不認人，「今日朋友，明日敵人」外，更可怕的是電視節目的極權作風，而是完全單向的、價值壟斷的、眾口一辭的、沒有辯駁餘地的。
　這使民主社會的民眾不得不發問：同志不能理性平和的告別嗎？民主參與權（選舉與被選）不是應該獲得尊重嗎？需要以部落社會的出草對付民主時代的不同選擇嗎？何況楊秋興選擇的不是投靠國民黨，而是藍綠以外的第三條路，也就是中間路線？
　其實為了五都選舉及二０一二年卡位，民進黨內的明爭暗鬥早已開始。楊秋興、許添財會鬧到最後選擇退黨或批判黨中央，主要還是初選心結累積所致。這與黨內一再以接受初選規則責備他們「願賭不服輸」是兩回事。願賭也要賭得公平，如果有一派系掌控黨中央，主導宣傳及民調，輸的人奌滴在心頭，他會服輸嗎？楊、許兩人的事件，歸根結抵不脫新系、反新系的鬥爭。
　然而同理，新系、反新系鬥爭是一回事，初選分出勝負後又是一回事。即使有再多人同情楊、許輸得離奇（即差距太大，兩個五星級老首長居然大輸兩位新人），黨的守則却是必須支持獲勝者，每個政黨都相同。問題是，支持獲勝者有必要全力抹黑鬥垮另一個決心退黨參選的同志嗎？這是民進黨心態上面對的新考驗。
　民進黨的組織、結構、心態，無不模仿國民黨，「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就有什麼樣的反對黨」。而國民黨原是最擅於黨同伐異的法西斯政黨。這種政黨不適於民主社會，有太多分裂對抗因子，過度黨同伐異往往導致專制、壓迫、不宽容、敵我分明、意識形態化。解嚴前的國民黨正是如此。不幸民進黨阿扁時代來到後，整個黨也日趨極端化。如動輒以親中、賣台帽子扣人，只要不合乎唯一的極獨「政治正確」，每個對手都要鬥臭鬥垮，哪怕這人過去對民進黨、對台灣民主有多大頁献。
　這種「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政治處理態度是錯誤的。愛因斯坦說得好：「我們不能用產生問題的同一方法去解決那個問題。」民進黨退黨參選問題產生於政治鬥爭，就不能再用政治鬥爭去解決退黨參選問題。該持的態度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民主的路人人能走，民主的選擇人人尊重」。運用電子媒體塑造消費性意識形態及被動民意，縱能抹黑對手於一時，却也不斷製造敵人，分化自我陣營，越來越遠離中間路線，最後損失的還是自己。如果民進黨對退黨同志能口不出惡言，加以祝福，那它就真的是「轉大人」成功的民主政黨了。

民進黨團結神話的終結

2010/08/09
經常自詡「團結的民進黨對抗分裂的國民黨」的民進黨團結神話，終於終結了。民進黨五都大選，目前看不是一都鬆動，而是二都鬆動，而且全部發生在號稱選情最穩的南部。這對於五都選情相對穩定，喊出「五都全拿」，且北部二都已是平手的民進黨，確實是一個嚴重衝擊─「根本重地」的衝擊。
綠營也許會說這是金溥聰的分化之計，「棄黃（昭順）保楊」的說法純粹是煙幕，要提高楊參選的正當性，國民黨整個南部的戰略目標就是分裂民進黨。但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民進黨若沒有裂痕，國民黨又如何分裂它？因此關鍵還在民進黨自身。
第一，高雄市與高雄縣一個都會區、一個農業縣，各自利益及生活型態不同，整合（包括利益分配）本已極艱巨，何況陳菊、楊秋興還各不相讓，整合口惠而實不至。台南賴清德、許添財情況相同。這不只是雙方性格所致，主要還是民進黨政治文化缺乏及拙於處理分裂。
當大多數民進黨人相信「退出民進黨就是死路一條」，以致初選獲勝者有恃無恐，根本不想與黨內對手認真整合，「就是不怕你分裂」，這種傲慢態度如何促進整合？尤其南部二都號稱民進黨地盤，躺著選都贏，處於優勢的一方又何必在乎挑戰？何須理會對手？
第二，民進黨原是一個集體領導政黨，黨內人管黨內事，整合是平行的同儕壓力，比較容易奏效。但自阿扁統一民進黨，個人說了算之後，民進黨已變成類似國民黨的家父式威權政黨，只有一個人才能整合，那個人就是主席或大家長。偏偏繼阿扁下台及民進黨大崩盤後上來的黨主席蔡英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基本上是一個救援投手，而非威權型領袖。她不斷喊「團結」，正是缺乏整合能力及威望的顯示。她的領導地位也始終無法建立，因為民進黨已變成扁式政黨。蔡英文母愛式的領導，與已習慣於父權領導，而且四大天王各自以阿扁分身自居的民進黨，完全格格不入。她之無法整合楊秋興，乃至許添財，都是必然的。許添財不是回嗆民進黨中央「別人寫的劇本不必照演」嗎？
第三，大家都忽略了南部已是民進黨地盤。既然是地盤，民進黨在地領袖就是主人，九年的縣長任期足夠形成在地派系，打破該黨過去「退出就是死路」的魔咒。楊秋興、許添財登高一呼，都有許多追隨者，絕非早期到處流竄、處處無家處處家的草創政黨。在地派系一形成，團結神話就告破滅，再也做不成「不怕你分裂」的清黨美夢了。
民進黨越是立足不易的縣市，越易團結，越是穩操勝券的「根本重地」，越不易團結。這沒有什麼奇怪，國民黨也是這樣。越來越像國民黨的民進黨又何能例外？

歷史真的終結了

,2010/08/01
　　一九九一年前後，國際發生了蘇東波共產集團總崩潰，美國年輕學者福山的力作《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適時推出，震撼世界，民主終於勝利、自由終於底定的樂觀信念一時傳遍全球。
　　從歷史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確實底定了。連剛性專制政權如中共、越南等，近年都已逐漸尊重有限自由及人權，民主亦從低階開始實施。至於民主國家包括先進西方及後進台灣，自由的擴展更是迅速，民主已有沛然莫之能禦之勢。這就是黑格爾定義的「歷史終結」，亦即歷史的最高階段。
　　只是，緊隨著「歷史終結」而來的，卻不是十九世紀理性、樂觀、無限進步的美麗天際線，而恰是黑格爾最鄙視的「布爾喬亞」一自由社會最典型的產物。這種人及這種社會只關心自我保存及個別利益，沒有公共精神及愛國（愛同一個國家而不只是愛族群或個別社區）觀念。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近著《失控的總統》探討的正是此事。它的中文書名應取為《失控的民主》才更切題。
　　高爾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瀕臨危機：總統濫權，國會噤聲不語（他們說民眾狂熱已被政府欺詐性宣傳挑起，多說無益），媒體不是控制在與政府配合的極少數財團手中，就是不盡公共論壇責任，整天炒作名人八卦及政黨鬥爭、政客醜行，以致民眾更關心八卦及挑臖性、煽動性言語，而非公共論述。真正需要討論的國計民生被眾聲喧嘩及熱閙場景掩沒了，讜言宏論的言之有物也不敵八卦的高潮迭起及有聲有色了。
　　高爾痛批球星辛普森、歌星小甜甜布蘭妮的八卦及麥可傑克森的死亡消息等，輪番上陣炒作，成為一波波強迫性新聞熱潮，每次數星期或數個月，正經八百的大事反而遭到冷落。他描述的上述怪象，乍看之下，台灣讀者會誤以為談的是台灣，不知道歷史終結的後遺症原來已經席捲世界，其悲觀景象一反二十年前的樂觀景象。
　　為什麼歷史終結會走到這步田地？因為烏托邦的過程最美，需要人類熱情推動，被黑格爾視為歷史終結決定性一擊的美國獨立運動及法國大革命無不如此。而民主自由一旦底定，產生坐享其成的「拿來主義」，民主就會走向停滯，人頪熱情讓位於純精力發洩及無聊發洩的偽劣激情，甚至冷漠無情。此時失控的民主出現，歷史進入了「民主停滯」期。
　　「民主停滯」有什麼現象？在媒體上，陳致中召妓疑案天天有爆料發展，宛如美國聯邦調查局辦案。其實一個男人召妓值得大驚小怪嗎？當然不值得，需要大驚小怪的反而是已無驚奇及冒險，只會拿他人出軌小事當天大事件炒作的媒體及受眾。這種現象就是「窮極無聊」。
　　而在政治上，通常執政黨有責任進行把關及政策推動，反對黨有義務扮演忠誠反對黨。台灣卻不同，執政黨無能又推卸責任，總統推給院長、部長、院長、部長推給地方，反對黨（藍綠皆然）則把競合關係的政黨政治玩成你死我活的軍事對抗。「五十加一」的温和兩黨政治不見了，出現互相敵對，甚至強調衝突、排斥共識的「敵對式兩黨政治」。而政黨政治一走上敵對式兩黨政治，風波就沒完沒了，癱瘓政府是反對黨主要目標，例如國民黨在野時連連杯葛軍購預算，民進黨最近則杯葛ECFA協議，杯葛不成，全黨立委即集體出走，置民命托付的鹽督職責不顧。這種現象就是民主停滯。民主停滯與另一種朝野政黨亂開選舉支票，不顧國家財政負担的「民主超載」異曲同工，都是走向「民主破產」的必經途徑。
　　為什麼窮極無聊？為什麼不顧民主停滯，把民主前輩犠牲奉獻爭來的民主自由如此糟蹋？原因就在「最後的人」。尼采稱這種人為「末人」，我們不妨稱之「庸人」。庸人就是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一書談到的民主社會新人：他們人數千千萬萬，既平等又相似，只關心自己幸福，視他人命運如路人，他們可說已失去了共同體意識，失去了國家，而集體聽從於一個柔性權威（像父母般的福利政府或宣稱與自己站在同邊的政黨），而這些權威則努力將他們變成「永遠的孩童」。
　　跟著媒體及藍綠政黨起舞的台灣民主社會新人，像不像「永遠的孩童」？不但自甘受騙，自甘喪失獨立性，而且自甘扮演幫忙癱瘓政府、幫忙加重媒體亂象的孩童。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說：「我現在把最後的人指給你們看。他們問：愛情何價？創造何價？熱情何價？在他們手中，大地會變得更小。最後的人使一切變小，而他們的族群却比其他人耐命。他們會說：我們發現了幸福之道。」
　　媒體熱中於八卦炒作，政黨及政府熱中於表演作秀。「歷史終結」已失去意義，前代民主之父的夢想已扭曲變形。歷史是真的終結了，但不是黑格爾或馬克斯追求的那種「歷史終結」，而毋寧是墮落及缺乏挑戰造成的終結。寫出《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的福山接受訪問，也承認除了自由主義，人類找不到更高層次的社會形式，「歷史終結」帶來的是煩悶感（窮極無聊）及喪失質疑的能力，「我遺憾人頪靈魂的偉大處已在消逝之中」。

庸俗社會的輕浮遊戲

2010/08/02
不論讀報或注意電視新聞的人都發現，以往的國家要聞已逐漸讓位於名人八卦及政客(個人或集體)丑聞。儘管這些訊息毫無歷史價值，並讓真正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飽受挫折，但這些的確是國家大事。例如陳致中疑似召妓案，媒體以英國蘇格蘭場及美國中情局的規格辦案，還原其買春路徑。例如關係司法改革成敗的何智輝，神通廣大逃逸無蹤，現在更已傳聞安抵大陸，與陳致中案重要證人妮可被密切保護如出一轍。
有人說，這是民主時代、大眾時代，歷史悲劇退潮，呼應常民的娛樂訊息最重要，名人及政客的丑行尤有娛樂價值。但另一方面，何智輝的來去自如，嘲笑的是台灣司法，且涉案大咖統統都能逃逸，只剩阿扁還在牢裡，綠營支持者會是何種感受？陳致中被放大檢驗道理相同，藍營的人當笑話看，綠營的人顏面無光，其結果貪瀆案加害者（扁案使國家蒙羞，綠營更幾乎倒地不起）反而成為召妓案受害者，陳致中選票不是減少而是增多了。這正是民主時代及大眾時代的二律背反現象：丑就是美，笑話就是成功，被檢驗（爆料）就是被迫害。在政治上，這些都換來同情及支持。
為什麼這個時代的標準如此不同於過去時代？因為激情已遠，由激情導致的極端已讓位於由庸俗導致的遊戲。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在其自傳中說，他的《極端年代》一書是用極端年代（20世紀）的激情來寫作，這種激情在當代安享民主、富足或柔性專制的人群中已不多見，「過去那種將當代與前代經驗一起傳承的社會機制，如今已毀滅不存。
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是20世紀末期最大最怪異特色。」而不要忘了，他筆下的20世紀末期正是指21世紀，或指後現代，在台灣則是後美麗島世代。
後美麗島世代是沒有悲情的世代，沒有悲情就沒有悲劇英雄及激情，庸俗之氣瀰漫，遊戲成為庸俗社會的變相補償。卡繆說：「危險使人古典。」使人戰戰競競及務實，獻身是古典的最經典態度。而後美麗島世代恰恰是沒有危險的世代，遊戲盛行，作秀成為偽古典的最普遍態度，一切都是務虛。例如綠營反ECFA是反傾中及賣台嗎？不是，如果是，他們不會在國會打一架後撒手出走，連最重要的監督職責也棄之不顧。
反ECFA其實是一種選舉動員，假借激情名義，而沒有半點激情，只充滿算計及表演。用卡繆的話反說就是：「偽裝危險使人輕浮。」
看到庸俗社會的輕浮遊戲，使人覺得極端年代的激情更加難能可貴。當過去的砍頭事業（政治）變成現在的出風頭事業，艱困的創業英雄又讓位於一夕暴紅的舞台英雄，一切規則亦隨之改寫：八卦就是出名，丑聞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