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9日 星期日

否定政治

2010/08/30
台南市長許添財痛批民進黨「政黨幫派化」,說全世界有哪一個民主國家,是政黨天天在電視台罵自己同志的?國民黨祕書長金溥聰日前也抨擊綠媒搞「仇恨政治」,說不管執政黨做什麼,永遠是錯的,政績都被全盤否定,沒有任何客觀分析。以上二事,不論稱為「政黨幫派化」或「仇恨政治」,其實都是「否定政治」的表現。
否定政治就是極化的黨同伐異,其中的「黨」字甚至不是指政黨,而是指族類。否定政治亦是褊狹的族類政治,如同阿拉伯人名言:「我對付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一起對付堂兄弟。我和我兄弟及堂兄弟一起對付外人。」這是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的圖像,也是近代台灣分類械鬥社會的景象。關鍵就在對付。因為要對付,所以否定。因為是否定政治,所以對對手一定全盤否定,對己方一定曲意維護。全有全無是零和社會的特徵,否定政治是零和社會的政治。
美國經濟學家余羅在其《零和社會》中指出:「阿德瑞《領地法則》一書描繪──入侵者若要擊敗一隻在自己領地覓食的同類動物,必須具有雙倍於對方的實力。」我們的政黨政治沒有這種實力,因此只好相互否決對方提議。民進黨執政時,國民黨否決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也否決國民黨,即使民進黨在國會不及三分之一席次。
為什麼否決?過度否決不是會遭到選民懲罰嗎?未必。黛博拉‧史東的《政策悖論》一書告訴我們,除了找麻煩,悖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能實現,但現實政治卻充滿悖論。如1995年共和黨參院多數黨領袖杜爾堅持要否決柯林頓總統預算,明知沒有勝算,仍然孤注一擲。事後杜爾說:「如果我們勝了,我們就是真正勝了,如果我們敗了,我們也是勝了。」勝什麼?勝在對選民有交代,勝在堅持否決有甜美代價。同理,國、民兩黨對執政一方的否決也是在對己方死硬派表態。
問題是,民主政治的否決是一種表演,否決有一定限度。台灣的否定政治卻經常意指焦土抗戰,尤其民進黨對付黨內異己,如初選時殺到刀刀見骨(本屆大台南、大高雄皆如此,幾年前的「11寇」事件更是出名,連蕭美琴都被打為「中國琴」),如脫黨參選者被口誅筆伐(楊秋興馬上被戴帽子,朋友一夕成了仇敵,他的競選助手情願去幫人品較差的陳致中競選),都超出民主政治限度,成了幫派仇殺及私設刑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同一個人,一夕之間待遇竟有天壤之別,只能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矣」,是愛恨者自己有問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鼓勵監護官階級要「對同志溫情,對異己殘暴,以免敵人毀滅我們」,口吻像幫會。羅馬喬凡諾留下一句名言:「但誰來監護那些監護官?」同理,台灣政黨及支持者以否定政治對付執政者及黨內異己,但誰來懲罰乃至扭轉這種否定政治?誰來救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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