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上「藍綠對決」的當

2014/07/13 國民黨中常會迎合馬英九旨意，做出「廢止」基隆市長候選人提名的破天荒決議，完全沒有任何法源依據。此舉使馬英九的「便宜行事」再添一樁。曾經如同法匠般「拘泥形式」的馬，會變成獨裁者般「便宜行事」，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拒絕跛腳」、「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而他自認沒有比大選獲勝（包括2012、14、16大選）更能維護個人權力，他的權力飢渴症於是以「藍綠對決」為出口，每天朝思暮想都是藍綠對決。 馬英九既然把選舉勝負視為個人權力消長指標，明知自己施政極失人心（支持度9%足以為證），還要奢想國民黨獲勝，自然會為勝選不擇手段。例如一再以揭弊、查弊為手段，逼迫黨內同志就範、抹黑他黨競爭者；一再為獲勝而大打藍綠對決牌，尤其眼看2014大選國民黨形勢不妙，更是處心積慮將選戰引向「回歸基本盤」，意圖以藍大於綠基本盤取勝。「廢止」基隆市長提名，亦是基於勝選考量。 問題是，如果每一個地方首長候選人都要憑獨裁者一己利害考量，決定提名或廢止提名，那民主時代最重要的民意在哪裡？以基隆市為例，不只中央在處置黃景泰時，法源及程序正義都站不住腳，決議粗糙（「馬氏風格」永遠如此目中無人、不尊重民主及法治），而且馬英九不該先問問基隆人同意這種粗糙做法嗎？有哪一個國家的地方民選首長是由中央指派的？ 如果黃景泰「疑似」涉案（但仍未被起訴）是遭廢止提名的理由，那其他已經涉案且被起訴或判刑的地方首長為什麼不必廢止提名？雙方公平正義的標準在哪裡？而如果說是黃的民調落後才遭撤換，那胡志強、連勝文民調都落後對手，是否也該一體撤換？什麼時候民調成了這麼重要的因素，連兩蔣及李登輝都不敢做的隨意撤除提名，最不在乎自己民調的馬英九居然「膽大妄為」做了！ 有人說，國民黨基隆若失守，會影響雙北和桃園選情，所以「殺」黃景泰是為解救北部選情。這種說法非常奇怪。國民黨不是很迷信藍綠基本盤的55：45差距嗎？民進黨不是也跟迷信嗎？那國民黨更該有恃無恐，害怕什麼？國民黨歷年提名基隆市長人選都不重形象，許財利、張通榮無一不差，基隆建設遙遙落後北部各縣市，國民黨從不在乎基隆人生氣，為什麼提名黃景泰要在乎基隆人生氣？黃有比許財利、張通榮差嗎？恐怕沒有！ 關鍵不在黃景泰，而在馬英九。馬把國家搞到天怒人怨，身邊親信大多胡搞瞎搞，連十二年國教都出事，連教長都涉入學術論文造假的國際大醜聞，連國安幕僚嚴重破壞憲政體制都受馬英九賞，如果國民黨2014還能勝選，那才證明台灣選民是白痴！證明台灣的民主政治是笑話一場！證明過去廿年大選「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鬧劇一場！人民眼睛從來沒有雪亮過！ 然而，正是因為人民眼睛雪亮，把帳算到馬政府頭上，今年國民黨選情才會如此吃緊。以往國民黨不怕許財利、張通榮差，今年獨獨怕黃景泰差，因為動「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是馬英九，馬推倒了第一張牌，第二、第三張牌自然跟著倒下。黃景泰如果不幸落選，他的「疑似」弊案絕對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之前馬政府天怒人怨的千斤萬斤稻草早已重重壓在駱駝身上！ 馬英九沒有「看到」這個問題嗎？當然沒有。馬金體制沆瀸一氣，只管把自己犯錯的責任歸罪於人，「告」媒體人、「殺」黃景泰、「警告」朱立倫、總統邀五院院長茶時「獨批」王金平，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映。聖經說，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沒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樑，正是指這種人。這種人之會認為只要成功激起藍綠對決，就能靠「藍大於綠」的基本盤取勝，也是因為沒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樑！沒有發現自己加在藍營候選人身上千斤萬斤的稻草！ 更重要的，任何國家都有公正客觀的「獨立選民」，這些人不是陰謀詭詐的宣傳手法及司法約談能左右，決定大選勝負的往往是這些人，他們的數量隨公民社會成長而俱增。能被陰謀詭詐影響的只是一小部分「中間選民」，也就是投票傾向可（在不同政黨間）變動又易受突發訊息（如2012年的宇昌案）左右的選民。對於這些人，最好的解藥也許是：不要再上「藍綠對決」的當，哪邊做不好，哪邊就該下台，換人做做看，如果兩邊都不好，那就投第三邊，總要讓做不好的一方得到教訓，不敢再肆無忌憚貪腐、目無人民。 如果選民連「流水不腐」的政黨輪替道理都弄不清，永遠只投一黨，那他們就是造成國家「一灘死水」、政客向下沈淪的幫兇。他們不配稱「主權在民」的公民，只能算臣民或啦啦隊！

「如朕親臨」的馬金體制

2014/07/07 馬總統出訪中美，在巴拿馬未見軍禮及國歌相迎，失禮至極；在下榻飯店安排盛大餐會，中文請柬上只印「馬英九敬邀」，沒有「總統」字樣，原來大多受邀賓客都來自中國。馬抵達薩爾瓦多，贈勳現場採訪區標示「中國台灣」（也就是中共對台灣的正式稱呼），我外交人員竟稱這只是薩國偷懶，忘了使用「中華民國」全銜。馬政府時代什麼都用騙的，不僅「外交休兵」變「外交休克」，馬指使外交部隱瞞實情；而且「幕僚越權」，國家體制嚴重破壞，馬也振振有詞替寵臣辯護，不惜顛覆現有憲政體制，搞「如朕親臨」的馬金體制。 什麼是「如朕親臨」？就是帝王時代皇帝賞賜臣下一把尚方寶劍，上書「如朕親臨」，臣下就可便宜行事，到處巡視，隨意砍人，儼然皇上或皇帝化身。當然，這種特權是例外，且是臨時性的，只有「帝王就是法律」時代才有，斷然不容於民主時代。但馬英九在出訪記者會上，不談外交降格、總統失格如此大事，居然宛如吃了大力丸般，神情興奮（金溥聰在旁一樣興奮）的替現代版的「如朕親臨」大力背書，簡直視憲政體制如無物！ 馬辯稱，國安會祕書長主管業務不限於國防、外交和兩岸，還包括「其他國家重要情況」；金的巡視是去了解業務，如果他不去了解，「怎麼做我的祕書長」、「我反而覺得他會失職」，因為如此提供給總統的資訊，就可能是二手、三手的，「我希望盡可能有第一手資料」。至於是否「幕僚越權」（巡視調查局、警政署），馬說，金不只沒越權，而且上述行為不需總統的授權或示意，法律規定得很淸楚。 事實上，法律規定了什麼？規定了台灣是民主憲政體制，而且是「雙首長制」，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調查局及警政署歸行政院管，而不歸總統管，即使總統要巡視這些單位，也要行政院首長陪同（何況總統從來不越級巡視這些單位）。總統都不能擅自巡視的單位，總統府秘書長或國安會祕書長之類幕僚有權巡視嗎？用膝蓋想就知道了！ 那國安會祕書長能做什麼？國安會祕書長與總統府祕書長號稱總統兩大祕書長，但「總統府」是總統的幕僚單位，總統府祕書長𠄘總統之命，綜理「府內」一切事務，指揮、監督府內所屬職員；「國安會」則不是幕僚單位，是諮詢單位，為總統府所屬機關之一，以總統為主席，設正副祕書長及諮詢委員若干名，祕書長只能陪總統出巡，本身無權出巡。 而國安業務（包括情報、特勤等的策劃、執行及支援政府相關機構的國安事宜，如對總統提供「第一手的國安日誌」）則是「國家安全局」的職責，雖然與國安會有關，但只有總統有權指揮，歷任國安會祕書長沒人敢指揮或「偷窺」這個「國家神器」。李登輝說得好：「國安會祕書長只有做祕書的工作而已，祕書長不做任何決策的事。」同時更重要的，「國安會」及「國家安全局」分別受立院監督，不像總統府祕書長只是總統幕僚，不受立院監督。 既然法律已經規定得如此清楚（與馬自認的清楚不同），為什麼馬英九還敢擅作解釋，為寵臣的「幕僚越權」正名、背書？因為他「目無國法」，做什麼錯事都沒有得到報應，所以膽子越養越大，忘了自己是民選的總統，不是皇帝，也忘了總統的權力有界限，民主的分權及制衡原則不容權力隨便「假借」或「轉讓」，幕僚就是幕僚，古代的「欽差大臣」「如朕親臨」不該也不可能（當然馬自認可能）重見於今日，如果仼何人膽敢肆意而為，他就必須背負「意圖破壞國體」「意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的罪名，屬於內亂罪行為，應被起訴。 在馬英九的解釋下，國安會祕書長權力幾乎無限大，不只可以代行總統職權，還可以侵越行政院權力，甚至號令立法、司法，變成「無人能制」的怪獸。這使人想到古代皇帝的近寵：如漢文帝寵鄧通，不只縱容他冒犯太子（後來的景帝）、擅坐帝王寶座（這是殺頭罪），還賞給他鑄造錢幣的銅山及鋳幤權，使「鄧氏錢布天下」，鄧通權傾朝野，連大才子賈誼都因受他排斥，不能回朝任職，文帝雖敬愛賈誼，也不敢拂逆鄧通，只能「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還有一個例子更可怕，漢哀帝寵董賢，十幾歲乳臭未乾就封大司馬衛將軍，在大宴群臣時，哀帝還當眾說，他要學堯禪舜的故事，把漢天下讓給董賢。當然董賢的下場也和鄧通一樣，只依賴皇帝一個唯一靠山，皇帝一死，他們也馬上跟着皇帝去了！ 韓非《愛臣》篇說：「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用現代的話來說，以私愛而忘公誼，為私情而妨體制，是會害及領導者自身及國家的。林肯總統的座右銘就是「一個總統在政府裡沒有朋友」。彼得•杜拉克《總統的六條守則》之三也是這個。馬英九想要顛覆現有憲政體制，搞「如朕親臨」的馬金體制，在國人皆曰不可下，他最好及時停止，以免後悔莫及！

從「莫非定律」看朱立倫錯失2016

2014/06/29 朱立倫決定連任新北市長，並誓言「未來四年一定把市政做好、做滿」。這個延遲已久的宣佈，對照他自己及周邊人物久已暗示的「更上層樓」，堪稱「劇情急轉直下」。最合理的解釋莫過：朱的2016大位沒了，形勢逼迫他必須留在新北市。用「莫非定律」（原為墨菲，但譯成莫非更加傳神）著名的說法，就是「遲遲不敢宣佈（恐怕會出差錯）的事，到最後一定宣佈不了（一定會出差錯）。」或「有可能發生的壞事，就一定會發生。」 為什麼恐怕出差錯？是什麼壞事？因為馬英九不許朱直攻2016，朱不是馬屬意的2016人選。如同宋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馬既不許朱奔，朱就只好日夜暗示，搞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結果還是馬棋高一着，朱被攔下來了！而馬能攔下朱，顯然與桃園、基隆選情惡化有關，桃基選情惡化又與兩大弊案相關。朱不能承擔六都大選全盤盡墨的責任，只好被迫當2014大選領頭羊，因為黨中央說「沒有2014，就沒有2016」。 以上邏輯看似簡單。問題是，為什麼桃基兩大弊案突在此時發生？它是不是某方高人的「圍魏救趙」之策？目的在將朱綁於新北？ 當然，有不少人說，朱穩住選情，有功於國民黨，將來論功行賞，2016總統大選若國民黨不敵民進黨，朱還是一着活棋，可以披掛上陣，代表國民黨出征，民意會做出最佳選擇（包括給馬英九壓力）。 問題是，2014年底與2016年初，距離太近了，兩黨總統候選人很快就要出爐，朱剛當選連任，好意思違反自己誓言落跑嗎？反對黨會放過這件重大議題，不大作文章嗎？朱或國民黨不會「弄巧成拙」、「吃緊弄破碗」嗎？而且市長任期不到一半落跑，新北市必須改選，欺騙民意的國民黨不是穩輸的嗎？新北市民有可能容許朱腳踏兩條船嗎？ 更別說馬英九若早有屬意人選，朱民意再高，也未必動搖得馬；楊萬里詩後二句「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的美夢，只要馬的「山腳」未盡，是不太容易出現的！2007年阿扁把民進黨搞到民心盡失，他還不是照樣插手黨內總統初選及隨後大選，不到民進黨山窮水盡絕不罷手！ 那些以為民意可以勝過黨意，或以為僅憑民調民意就能換下既定總統候選人的人，想法太天真了！他們忘了國民黨從來不是民主政黨，「民意僅供參考」更是馬政府常掛在嘴邊的話。朱立倫能否如願角逐2016大位，李登輝日前說得好：「要看馬英九要不要給他做」（這也是李登輝自己的經驗之談）。李更說，現在總統下台時，花很多心思想如何保證自己能「好好下台」，當年他都不用煩悩這個問題。 而顯然，2016馬並無意「給朱做」。朱立倫宣佈參選連任當天下午，馬主持中山會報，朱立倫與吳敦義皆與會，馬會議全程竟然隻字未提朱參選事宜，馬的「你太晚了」不悅盡在不言之中。馬對朱能否保證自己「好好下台」，顯然也尚未相信。 功高震主、權高震主、名高震主歷來是政治人物的大忌，何況朱在維基檔案中還留下「背後說主」記錄。朱之遲遲不敢宣布直攻2016，且處處表現得小心翼翼，應該與此有關。不幸根據「莫非定律」，你破釜沈舟、背水一決，雖然未必「先做先贏」，但遲疑不決，舉棋不定，反而一定失敗。朱正好符合這一缺點。該定律指出：任何事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你以為是你的，未必是你的）；你擔心某種不利狀況會發生，它就極可能發生（你擔心不是你的，果真不是你的）。 「莫非定律」非常荒謬。但人生本來就充滿了荒謬、悖論、事與願違、「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挿柳柳成蔭」。「莫非定律」與「帕金森律」（不稱職的首長造成機構臃腫、冗員充斥，效力卻不提升）、「彼得原理」（每一個人在等級體制內傾向上升到自己不能勝任的職位）合稱20世紀西方人事、人際文化「三大律」。它告訴我們，小事會變成大事，無事會變成有事，福既可能雙至，禍又未必單行，天下沒有理所當然的事。朱立倫既然不敢開口（以民意做後盾）要自己選定的目標，他就只好錯失上策，被動改選中策或下策，成為胡志強第二了！

無私方能成就公民社會

2014/06/22 民進黨通過決議，年底北市長選舉不提人選，全力協助柯文哲當選，期待整合出最大在野力量，讓北市不再被一黨壟斷，給市民一個改變市政的希望。同時稍早前，雙方也達成協議，民進黨不要求柯當選後入黨，也不介入其人事安排。以上這些，民進黨都體現了「為民主相忍」及「成全他人」的無私風範，也是成熟公民社會的正面示範。 而另一方面，大家同樣看到民進黨少數黨員如呂秀蓮「非我黨派，其心必異」及前大老沈富雄「憑什麼是你」的悻悻表現，對民進黨的禮讓柯「不依不饒」，為公民社會做了負面示範。 呂秀蓮堅持柯的國家認同不清楚，質疑柯非政黨提名故不需承擔責任，呼籲民進黨乾脆宣佈開放參選，並稱柯若落選蔡英文主席該辭職。 呂的批評全然不知所云。柯哪一點國家認同不清楚？要認同妳呂秀蓮才叫清楚嗎？柯不是民進黨提名就叫不需承擔責任，那妳呂眼中還有「公民責任」「公民社會提名」這回事嗎？究竟是黨大還是人民大？同時阿扁貪腐害了民進黨，民進黨全黨上下哪個人承擔了責任？還不是要靠選民（公民）來給民進黨教訓？至於宣佈開放參選，呂的意思是民進黨本來就選不上，不如大家胡亂攪局，把柯一起拉下來嗎？那呂連最起碼共和國的品德都沒有了，比「寧與外賊，不與家奴」的清廷惡劣！ 沈富雄的出發點和呂大同小異，說柯是政治草包，「柯寶」「連寶」都是寶，自己更有資格當市長，而且他認為國民黨弊案一大堆，連未必被市民認同，到最後關頭一定是「沈柯決」，連自動被邊緣化。 沈富雄和呂秀蓮都忽略了一件事：形勢比人強。關鍵不在「憑什麼是你柯文哲」，而在公民社會喜好誰，誰就有光環。同時公民社會的判斷力未必比沈呂差，廿世紀90年代後，台灣每次大選結果都證明「人民眼睛是雪亮的」。當選民傾向藍綠對決時，第三勢力就會被犧牲（例如2006年選市長的宋楚瑜），當選民厭惡藍綠兩黨時，柯文哲這類素人就會脫頴而出。 「柯文哲現象」反映的其實是公民的成長，在厭倦了扁馬兩任政府的貪腐及藍綠政客的作風後，柯的清純直白格外讓人欣賞。此時沈呂還用藍綠對決及政客眼光談問題，只顯示他們看不到公民社會的成長。 公民社會需要被政黨政客欺騙而成長，公民自己起來承擔國家責任。美國越戰時，三任總統甘迺迪、詹森、尼克森都欺騙人民，憤怒的人民及國會最後通過了更嚴格、透明的戰爭授權法案，使總統不再能獨斷獨行。尼克森也是在人民及媒體更加懷疑警覺下，破獲了水門事件，因而身敗名裂。六、七〇年代美國公民社會的快速成長，甚至使奈斯比在《大趨勢》一書中預言代議制民主及兩黨政治即將式微，與之平行的獨立選民（中間選民）正在興起。這不正是台灣公民社會亦步亦趨的路嗎？ 公民社會成長，政黨及政客也必須跟著成長，才不會被淘汰。而公民社會最大的成長就是無私。古希臘伯里克里斯流傳千古的《殉國戰士葬禮演說》，談的主要就是公民（民主）社會的無私：無私才能愛國，才能為公共利益而獻身。法國孟德斯鳩談《共和國的品德》，也強調無私，「君主政體靠的是榮譽的激勵，共和國的品德則是捨棄自私，去愛國及守法。這種愛要求人們不斷把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它是一切私人品德的根源，私人品德以公共利益為重。這種愛是民主國家所特有。只有民主國家，政府才由每個公民負責；而民主和萬事萬物一樣，公民要保存它，就要愛它，一如君王愛君主政體，暴君愛專制政體。」 台灣的政黨、政客愛民主政體嗎？與其說愛它，不如說利用它、作賤它還更恰當。這是政黨、政客和本質，也是公民社會必須「強化社會，馴服國家」的主要原因。用哈伯瑪斯的話，就是做為國家的公民，必須以公開的監督，將公權力限制於有限功能下，在「公共領域」（哈伯瑪斯是指公共意見得以形成，並對公權力施行民主控制的領域）的調節下，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理性」權力。 中國人特別欠缺公共利益或公共領域的素養。魯迅讀了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大為感奮，寫出《阿Q正傳》。而明恩溥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中國人只想照顧好目己，政府不關他的事；政府也不重視公共事務（例如道路、交通及其他便民的事）；街道兩旁胡亂擺滿貨攤，把「公共」地方佔為己有；人民對「公共」的東西不但不當一回事、不加愛護，甚至佔有、偷竊：知識份子對民族非常狂熱，但對國家興亡卻自認匹夫無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中國的政體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為它是一個立方體，每面都一樣，被翻倒時，只是換了一個面------ 這樣超穩定體系的中國傳統，沒有公民社會的自覺、成長，幾乎無法撼動。而台灣公民社會要推動國家進步，除了把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也就是無私之外，別無他途。呂秀蓮、沈富雄都從私心談問題，都是中國傳統的產物。柯文哲談「公民治理」、「市政透明」、「在野大聯盟」、「公民大聯盟」，反而符合公共利益，適於當前公民社會需要。民進黨禮讓柯，從「一黨壟斷必定腐敗」、「政黨必須不斷輪替才能中斷貪污食物鏈」的角度看，完全正確，從「無私方能成就公民社會」的角度看，也立下良好典範。

台灣前途當然由台灣人民決定

2014/06/15 台南市長賴清德訪中，在上海復旦大學回答師生對民進黨台獨黨綱質疑，指民進黨雖然主張台獨，但台灣前途仍須由台灣人民決定，而且台灣是先有台獨，才有民進黨台獨黨綱，「這個東西經過社會極大共識」，即使解決了台獨黨綱，也無法解決台獨主張問題，因此兩岸應先「求同存異」「往前看」，讓雙方聽到不同聲音，有機會充分溝通、了解、諒解，進而和解，才是兩岸交流最終目標。賴以上「面對現實，往前看」的態度相當正確，但從沒聽過「真話」的對岸大為錯愕，隨之出現了兩岸對賴談話的各自解讀，包括「台灣前途由誰決定」。 台灣前途當然由台灣人民決定。這是明載於《聯合國人權公約》的舉世共識及決議：「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一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文化之發展。」「本盟約締約國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權利。」否定了各民族（人民）的自決權，不但等同違反聯合國憲章，也違反舉世潮流。 不談18世紀美法大革命及1848年橫掃歐洲的革命自決浪潮，光是20世紀，就有三波自決大浪潮。一是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奧匈、卾圖曼、沙俄、德意志四大帝國內部的分離運動，導致四大帝國解體。二是二次大戰後亞非拉殖民地的大解放，產生一百多個獨立國家，西方殖民體制跟著瓦解。三是終結「冷戰」格局的東西歐及亞拉美民主化大浪潮。 台灣的自決運動起於二戰結束，屬於第二波浪潮，雖然沒有成功，但杭亭頓所謂的「民主第三波」，台灣卻成功了，出現了真正的民主國家，也就是有第三波之實而無第二波之實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隨民主化成功興起的新台獨運動，應視為第二波未竟之志的承續。由於有了民主體制與公民社會的支撐，這次「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的訴求，比以往更有力也更具說服力。因為只有能自由投票選擇自己命運的國民，才符合「人民」定義。 從民主的角度看，范麗青代表中國國台辦發言的「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是無效命題。因為第一、中國還沒有民主意義下的「人民」，亦即只有黨意，沒有自由民意；第二、「一國人民無權決定他國前途」，由維也納體系延伸至雅爾達體系的列強「勢力範圍」（「草菅國命」）觀，已不適於自決人權高度發達的「後冷戰」時代；第三、即使早年同意「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民決定」的台灣人，也是主張兩岸在民主體制下的「兩願統一」（當然前提還是「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投票決定」及「中國充分尊重台方國家現狀」），類似英國協的兄弟之邦，並相信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台灣做為國協獨立一員，具有充分的安全保障。而這種狀況至今尙未出現，中國依然沒有民主，也不尊重台方國家現況。 中國需要有民主，而且成長為公民國家，兩岸才能談「兩願統一」，因為人類世界正在逐一經歷由「民族國家」向「公民國家」的過渡轉換。美國為什麼強大？因為美國最早完成這種轉換，用「法理建構」（公民權及自由、法治）營造公民對國家的認同，也就是不以血緣世系如「炎黃子孫」「骨肉同胞」呼喚民族內聚力，而是以「公民資格」凝聚國族向心力。當年羅馬帝國的強大，同樣與擴大公民權（因此凝聚了國族向心力）至廣土眾民有關。哈伯瑪斯稱這種國族共同體的認同為「新型歸屬感」，其包容力及團結力遠超過舊的民族或族群歸屬感。 美國歷史上能吸收一批又一批新移民，為整個國家所用，中共卻無法妥善解決西藏、新疆、香港、台灣問題，關鍵就在民主與極權、國族與民族的不同。針對賴清德幾句用心良苦且用意良善的話，中國國台辦竟要重申「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以示駁斥；針對香港的「公投」「佔中」，中國國務院竟要突然發表白皮書，稱香港的自治權是「中央給多少，香港才能享多少」「兩制從屬於一國」，以示壓制。如此故步自封，中國如何能營造哈伯瑪斯所謂的「新型歸屬感」？中國又如何不會在自認強大後一再對外樹敵？ 賴清德的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並沒有說錯。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統一是蔣介石留下的歷史包袱，而非台灣宿命。即使將台灣收歸清朝的康熙都表示「台灣自古不屬中國」，雍正更說「台灣地方自古不屬中國，皇考取入版圖」，鄭經亦說「台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而且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台灣不是「叛離的一省」，台獨亦非「分離勢力」（明末王船山 說天下之不合不續也久矣，既已離，又何有統？）。兩岸要不要統一，也要台灣人民決定，這不只是民進黨這樣說，國民黨及總統府也這樣說。中國如果能將眼光放逺、心胸放大，一定會同意賴清德及許多台灣人建議的「求同存異」及「向前看」（包括少談沒人相信的台灣自古屬於中國論）是智慧之言及長遠之道。

馬政府只剩「恐嚇「「對立」牌了嗎？

2014/06/08 葉世文、趙藤雄收押，輿論一片叫好。據聞檢方還要找趙藤雄當污點證人，調查局並全面清查前此營建署相關弊案中有無葉世文身影，一副磨刀霍霍之狀。馬政府真的要辦大案了嗎？案情真的要向上發展了嗎？大家別想太多了！這怎麼會是「馬式風格」！吳敦義早已說過此案「勢必將衝擊國民黨選情」，羅瑩雪也已代表法務系統（檢調肅三單位）表示此案與吳志揚「看起來無關」、與朱立倫「沒有任何跡象有關」。停損點及底線都畫出來了，還能辦什麼大案？說它是馬政府針對黨內選舉佈局打出的一張「恐嚇牌」還更恰當！ 三級機關廉政署成立三年，沒辦過大案，突然推出一個打擊面可能無比廣大的弊案，這不太奇怪嗎？葉世文被監控三四年，早不抓晚不抓（證據不足是假話，若無證據，相關單位如何檢舉？政院如何逼他退休？），現在才突然動手抓人，這不是針對性太明顯嗎？唯一的解釋就是時機成熟，現在最適合出手了。什麼時機？朱立倫宣佈選不選新北市前夕。吳志揚算是陪榜，但他外傷最重，因為葉世文是他的副縣長、左右手，要抓葉，不能不波及吳。 吳志楊怒批廉政署「養案」（不事先告知），讓他措手不及。雖然在國民黨共犯結構內，他的話言之成理，但第一、他既然是陪榜，就顧不得他了。第二、就吳家與馬的關係看，特別是吳伯雄，被當作陪榜，有那麼無辜嗎？吳伯雄屢次站在連戰、王金平那邊，又在與中國領導人見面後，洩露領袖「不欲人知」的天機，把責任推回給領袖，犯了大忌。馬英九現在不回敬他，還等什麼時候？ 吳伯雄過度「高估自己，低估領袖」，讓我想到1994年第一屈（也是最後一屆）省長民選，李登輝屬意宋楚瑜選，吳伯雄卻跳出來要選，而且掦言選到剩下阿里山也不退出，氣勢非常高昂。我關心的問這事怎麼解決？李登輝一位心腹愛將在旁意頗輕鬆的說：「他敢選到底嗎？他的一堆案子馬上要爆發了！」不久吳伯雄果然乖乖退選。 二十年前的情況與現在其實沒有多少不同，不只黨國領袖的權威沒變，吳伯雄的作風也無多少改變。而一個滿身罩門的人，能對抗集情治、司法、黨政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嗎？葉世文、趙藤雄案之好用，就在其「可大可小」的無窮可能性。連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都可以用宇昌案「整」了，黨主席更加遊刄有餘的國民黨內，又為什麼不能用林口、八德合宜住宅案，以及蓄勢待發的桃園航空城案「整」？只是前者要讓在野黨落選，後者要「恐嚇」本黨同志不得參選而已（公民社會居然連選總統、選市長的自由都沒有）！ 而葉世文、趙藤雄案最耐人尋味之處還在兩人待遇大不相同。葉在中央時，要逼他退休，還需頒發「模範公務員」獎狀，以示他是清清白白退休，廉潔足為公務員楷模。現在他到地方爆發弊案，他又突然成了十惡不赦、壞事幹盡、人皆可殺的人。可笑的是，這些壞事全是他擔任中央「模範公務員」時幹的！ 至於趙，則是台灣近年炒作房市的最大元兇之一，找大陸、香港、俄羅斯「財團」來台「宣傳買地看房」的是他，一再與政府打房政策對作、喊話、公開唱反調的是他，事業像八爪章魚伸向中央及全台各縣市的也是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總統大選，一向錙銖必較、用錢用在刀口上的他，竟然推出國旗飄掦的電視廣告，支持馬英九，在各大電視台不斷播出，耗資不計其數。這次合宜住宅案，檢方又全力爭取他成為污點證人（亦同時成為馬政府變相的「恐嚇」道具）。 趙藤雄這麼「敢」、這麼有「身價」、事業成就及累積財富的速度這麼驚人，跡近《仙履奇緣》奇蹟，沒有強有力的貴人及靠山是不可能的。更可議的是，把趙「養」成這麼大尾，大到可以呼風喚雨、炒高房價、與全國人心及政府打房政策對作，已經不應該了，現在居然更進一步，他又可以成為「恐嚇」政治人物（包括整肅異已）的道具。馬政府在對付黨內異己上，莫非只剩下「恐嚇」牌了嗎？ 而如果說馬政府對付黨內異己剩下「恐嚇」牌，他們對付在野黨就剩下了「對立」牌。郭冠英辱罵本省人、具有嚴重省籍歧視、自封為「高級外省人」，被監院彈劾丟官。現在他居然在年滿六十五歲前夕，獲得省府任用，到任不久馬上辦理退休，可以坐領豐厚月退俸至死。這不是酬庸他挑動「省籍對立」有功是什麼？郭冠英好友白狼遭通緝多年，且已入籍中國，竟然可以光榮返台定居，也是因為他鼓吹「統一」及「藍綠對立」有功。 以上都是馬英九的決定，透過馬以南串連起來的。王曉波負責修改歷史教科書，回到蔣介石時代統獨思惟，也是馬英九任命的。馬的目標除了讓台獨「永無逆轉」機會，另外就是針對在野黨，要以「統獨對立」牌（即藍綠基本盤差距）打贏選戰。 為了打贏選戰，馬政府甚至已經走火入魔。日前國民黨立委江惠貞辦公室發現十張內容相同傳真，揚言要「殺了馬英九」、「殺光所有中國豬」，還要殺某幾位國民黨立委妻子。荒唐的是，連恐嚇函是誰發的都不知道，藍營馬上如獲至寶的大肆宣傳、反擊，對象當然是獨派（綠營）。但試問，第一、獨派有何必要與江惠貞如此溫和的人過不去？如果是吳育昇還比較有可能。第二、要殺馬英九，寄傳真到立委辦公室幹嘛？何況還加上「殺光所有中國豬」？這已經更像是國民黨或馬政府某單位的傑作，而不像現今激進獨派的用語了。不要忘了，上一屆五都市長選舉，連勝文中槍，國民黨連被逮的槍手馬面都未詢問，也馬上全黨上下咬定綠營，讓綠營選情一夕變色，寃枉輸去選舉。 「恐嚇」與「對立」是法西斯政權對付異已及反對派的慣用伎倆。台灣已是民主社會，如果馬政府打選戰還要靠這兩項法寶，違反「當家不鬧事」原則，為了勝選，蓄意擾害社會安寧和諧，那大家恐怕要注意：台灣的民主已岌岌可危，省籍對立的幽靈又要被召喚出來了！

「大一中架構」有助統獨和解

2014/06/01 旅明德邀集多位藍綠前重量級院長、海陸兩會負責人、國安會祕書長、外交部長等，歷經九個月，商討出《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首度推出「大一中架構」，以取代不為台灣多數人接受的「一中原則」，兩岸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類似邦聯或國協），做為現階段過渡方案。他們還準備繼續請益有影響力人物如李登輝等，務期統獨和解，凝聚國內最大共識。 任何再周延、妥善的方案，在社會互信條件不足下，先尋求對內整合（也就是統獨和解），是必要的。「中華民國台灣」也是歷經多年整合，才成為全民共識；中華民國謢照附加「台灣」兩字，既易於國際辨識，又有內部團結作用。可是當時決策定案時，許多藍營人士仍指這是台獨行為。同理，「大一中架構」儘管有別於「一中架構」或「大中國架構」，還是很容易被獨派人士指為統派行為，懷疑背後有馬英九或中共意旨。必須經過反複說明、整合，甚至修改部分用語，才可能出現較大共識。 同時，無論任何方案，如果國內都整合不出共識（即統獨都不能和解），要中共接受或考慮該方案，是不切實際的。聖經說：「先和你的兄弟和解，再來獻上祭品。」連神都不接受分裂家庭的祭品，何況更現實多少倍的人類！當台灣被統獨爭議一分為二，「中華民國」國名對外不能用，中華民國國旗每當對岸人來，經常被藍營中央及地方政府遮蓋起來，綠營則對「一中」或「中」字特別敏感，許多人甚至絕口不提或不承認中華民國，這是「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試問統獨兩陣營都羞於或不屑於自己國家的地位，其他國家會尊重你的國家地位嗎？其他國家都不會了，當然早已宣布中華民國「滅亡」並對舉世宣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一部分的中共更不會！ 「大一中架構」的提出正是為解決這一困境。施明德等人比仼中華民國自生自滅的藍營人士，以及根本不要或不管中華民國的綠管人士，有良心多也有責任感多了！任中華民國自生自滅，最後必然落於中共之手，任中共宰割，什麼「不統，不獨，不武」全成了欺騙人民的謊言；兩岸交往及政治進程既是進行式，何來「維持現狀」這回事？ 同理，不要及不管中華民國，以為台灣就是國名，一切台灣前途全靠美國拯救，也是自欺而不能欺人的幻想；美國國稅局海外申報財產表格已將台灣寫成「中國一省」，美國環保署節能認證也將台灣列為「中國一省」，這種國家行為（絕非誤植）還不能點醒綠營人士嗎？318學運一代都曉得「自己國家自己救」，綠營人士竟想靠「閉起眼晴」，不面對中華民國現狀而救自己國家嗎？ 要拯救自己國家，一定要有國際視野，要面對國家現狀。中共不承認的中華民國，當然是存在的。但它僅餘台澎金馬，台灣人再不𠄘認它，中華民國就沒了！台灣人就真正無國家了！「中華民國台灣」之有意義，正在於它是兩千三百萬人創造的「第二共和」（告別了第一共和），中華民國與台灣合為一體，它是一個擁有人民、領土、政府、主權的國家。必須台灣人都𠄘認它，沒有認同分裂，沒有林肯總統警告的「分裂的屋宇不能持久」現象，中華民國才可能像個堂堂正正（而非遮遮掩掩）的國家一般生存，它已失去的國家尊嚴才可能逐漸恢復，中共也才可能逐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進而一定程度接受「大一中架構」，也就是長期以來最多人談論的「一中屋頂架構」。 而為何施明德等人列出「既獨又統」的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因為必須最終朝向統一，中共才會考慮台方提出的任何方案。因此五原則雖然指明是過渡方案，但「大一中」或「一中屋頂」卻已預設了超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有國名（例如「中國」）。 這可能是極獨人士最不願接受之處。但反過來看，中華民國本來就屬廣義中國，台灣最大多數人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華人、中華民國國民，如果中華民國在「大一中」屋頂下，可以「享有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國家關係的權利」，確實不失為打開台灣當前困境的方法。而如果兩岸已由「交戰政府」轉為「分治政府」，雙方同意尊重現狀、不片面改變現狀，台灣祈求兩岸和平還來不及，又豈需與他國簽訂攻守同盟，對付中國！ 「大一中架構」或「一中屋頂架構」，除極少數基教派外，台灣大多數人都能接受，可見它是統獨和解的理想模式。尤其統獨之爭經過數十年敵對及互不信任（不只兩岸如此，台灣內部亦如此），和解的需要更為迫切。孟子說：「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生了七年的病，也要栽種三年的艾備用，如果都不栽種、都不準備，一生將找不到治病之方。統獨和解不正像這樣嗎？不去凝聚國內共識、不去面對兩岸和解方案，光是沈湎於統獨對抗，最後不是只剩下分崩離析及等待「被統一」一條路了嗎？

龍應台誤解了公民社會

2014/05/18 龍應台接受媒體專訪，指人民仍以威權時代心態看現在民選政府，「一味反抗」。她認為，若318學運及核四封存種種問題都靠街頭解決，「那是一個可怕的未來」。對於越南排華暴動，民間把箭頭指向政府，而非檢討越南，她認為這種永遠批評政府、不信任政府的社會氛圍，「不是政府的危機，而是台灣根本的危機」。很顯然，龍應台認為人民已站在政府對立面，「政府」與「民間」呈現二元對立，而其責任不在政府，是民間「心底未徹底解嚴」。 龍應台的憂心和批評都是一種慣性思維。如同大多數藍營支持者仍把318學運及核四禁食視為「藍綠對立」，她的「民間與政府對立」也是站在統治者立場講話，不承認或根本不了解這不是藍綠對立，而是公民運動，是公民覺醒、公民社會成熟必經的歷程或陣痛。她的誤解，讓人想到法國大革命一段著名對話，路易十六問近臣：「這是一埸叛亂嗎？」對方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革命與叛亂之不同，猶如公民運動與群眾運動之不同！ 公民運動的原因恰恰不在「民間心底未徹底解嚴」，而是政府高層還停留在威權心態（與龍應台批評的剛好相反），用黨國思維及黨國方式處理事情，黑箱、獨斷、目無人民。必須到政府認清黨國體制（以黨領政）及黨國思維（黨主席說了算、黨紀高於法律）已不適於公民社會，而是臣民社會（威權時代及戒嚴時代）遺習，承認公民運動不是「一味反抗」，而是「收回公民應有的決策權」（對政府的內政決策及外交表現忍無可忍，對政府領導人的一意孤行及「私爾忘公」不再姑息），以直接民主（無法公投，只好訴諸街頭）彌補台灣代議民主的重大缺失，公民與政府的對抗才會結束，「主權在民」真諦才會落實，「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一當官就忘了自己過去的理想及初衷）的可悲故事也才不會一再重演。 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就是政治學上「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而該二元結構的奠基者正是洛克，他把國家視為社會為達成某些目的而形成的契約結果，其中社會具有獨立於國家的生命及身分，國家的生命及權力則是社會所賦予，國家的存在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維護人的生命、財產等天賦權利。因此，一切政府就其權力而言，皆受制於社會，是「社會高於國家」。 洛克以上理論，適足以破解龍應台「國家高於社會」的迷思；尤其若以為「政府是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人民就該服從政府」，那更是一種加上選票偽裝的變相國家主義。不要忘了，希特勒也是選票選出來的！而黑格爾和洛克唱反調的另一套「國家高於社會」理論，也早已因無限誇大國家功能及神聖性而破產、而為德國帶來國家冒險主義大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徳國挑起！ 不止於此，德國偏於臣民文化的傳統也有別於英美的公民文化，艾爾蒙在其經典名著《公民文化》中指述甚詳。中國人及過去台灣人已嫌臣民文化太多，公民文化太少，曾經久居德國的龍應台切莫再拿德國政治文化中的「服從性」例子來要求台灣媒體及人民！ 龍應台誤解了公民社會。那什麼是公民社會？達倫道夫最早解答這問題：社會成員公民身分充分實現的社會就是公民社會（不同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自願的、民主的聯合，不受政黨或國家操控，行動是講理的、寬容的、非暴力的，注重公民權利、公共參與。他特別強調公民意識，將之與各種公民美德連貫起來，如自信、自動自發、正直，最重要的是公民自主意識。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公民不是要求別人做什麼，而是自己在公共事務上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這樣的公民社會一點也不危險。318學運及核四禁食正像這樣，不論佔領立院的學生或林義雄的禁食，大家都看到了「令人感動」的畫面。同時反黑箱服貿及反核四，也都建基於七成以上的民意支持，遠非龍應台所擔心的「一個可怕的未來」或「台灣根本的危機」。兩種運動都讓人想到馬基維利《李維史論》永不磨滅的共和主義理想：「自由人民的對抗及要求很少危害到大家自由，如果他們錯了，糾正的手段還是公共集會，優秀者的真知灼見足以讓他們意識到錯誤。」「自由更可靠的監護者是平民，而非貴族（統治者），因為前者只希望不被壓迫，更希望活在自由中。因此把監護自由的權力托付在人民手中，會更好好照管、更能防止別人（主要是統治者）侵奪。」 共和主義的理想更接近公民社會的理想。希特的《什麼是公民》一書指出：「共和主義從共同體角度定義公民，把公民當作參與公共討論和集體決策、超越私利而追求公益等公民自由的具體體現：公民即自由。」從去年反核四大遊行到今年318學運、林義雄禁食，大家都看到了這種公民意識及公民身分的體現，不只公民偉大，「自己國家自己救」，政府的回應也差強人意，願意從善如流，及時解決問題。 龍應台的訪問談話極度保守。如果她只是一個作家，她不合時宜、不符事實的談話也就算了。但她現在是文化部長，而且是首任部長，具有「啓後」的示範甚至垂範作用，這種言論有害台灣公民文化發展，對台灣仍在成長中（而非西方已成熟）的民主不利，必須公開提出檢討。法國的文化部長不少是作家，地位崇隆，受到首部級禮遇，龍應台應該見賢思齊，別像馬英九一樣，把自己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