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9
對熟悉解嚴前國民黨壓迫的人而言,今年諾貝爾文學奬女得主荷塔.慕勒正是一位飽經極權體制壓迫的作家。瑞典皇家學院宣布她得奬的理由是「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直率描繪了被放逐者的景觀」。放逐者總是特別敏感,特別富有傷痛記憶的,尤其是在自己國家因政治信念不同,被迫成為肉體或精神的放逐者,或因血緣文化背景不同,成為另一種陌生人形式的放逐者。慕勒可謂兩者兼有。
可是,慕勒及其他被放逐者如波蘭米瓦希(一九八0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可以寫出如此深度放逐(流亡)的作品,同樣經歷政治或血緣文化流亡,曾在國民黨壓迫時代,故鄉如異鄉或主人如客人的台灣各族群,為什麼寫不出或不寫這類作品呢?是台灣人沒有深刻感動呢?還是台灣人長久的逆來順受或現實風格使「反抗文學」在台灣無法興起?台灣表達反抗的不是文學,而是政治運動?而正如群眾運動大師賀佛爾所說:「政治運動狂熱者多數來自沒有創造力的文人群」,由於缺乏創造力,就以行動反抗代替思想反抗及文學反抗。
慕勒是德裔羅馬尼亞人,既在羅馬尼亞是某種陌生人,雙親又在二次戰後被送往蘇聯勞改。雙重的陌生人身分使慕勒終身自覺是被放逐者。長大後加入德裔作家團體,反對希奧塞古(羅馬尼亞長期獨裁者,如同台灣的蔣介石),又受到精神放逐,在羅馬尼亞被起訴,無洔出版自己的作品,作品在國外比國內著名。這一切都為她的「描繪被放逐者的景觀」創造了條件。
許多曾在海外政治流亡或因厭惡台灣不民主而自願流亡的人,都知道放逐的滋味。你就是不屬於主流圈子,你和當地主流族群的品味格格不入。更可怕的是你成為「失根的蘭花」,像俄國索忍尼辛,一出國流亡,就寫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因為真正的生命在故鄉泥土中。所以波蘭米瓦希說流亡是「一切不幸中的最不幸」,他流亡中唯一可憑藉的只有母語,「母語就是我的祖國」;甚至連他在國外流亡期間的寫作,也一直固執於前半生的記憶。
慕勒相同。她一九八七年移居德國後,作品仍以前半生的回憶為主,並用陌生人的視角來看周遭一切事,新故鄉對她陌生,舊故鄉則勾起沉痛、壓迫的記憶,她逐漸形成「被放逐者」的寫作風格。比她整整早了兩個世代的卡繆,也是法國文壇的陌生人,因為他成長於阿爾及利亞,「放逐」這一主題成為他終生的關懷與傷痛,而他的文學生涯也起於《異鄉人》一書,並於晚年終於短篇小說集《放逐與王國》,二者皆描繪放逐者、陌生人。
放逐者傷痛,但是更能冷眼旁觀新(移入的)、舊(移出的)社會,成就「被放逐者的榮耀」。甚至像米蘭昆德拉那樣,兼採兩方之長,成為「因為向前生活,從零開始,努力把壞事變好事,因此沒有流亡感」的人。台灣有那麼多人在獨裁時期流亡國,或在國內形成精神流亡,但幾十年來,台灣人「被放逐者的榮耀」在哪裡?除了政治運動,文學及思想的偉大創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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