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放逐文學在那裡？

2009/10/12
原籍羅馬尼亞的荷塔慕勒（Herta Muller）榮獲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宣布得獎理由是「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真率描繪了被放逐者的景觀。」這馬上使人想到，台灣經歷了類似苦難，有人從大陸流亡到台灣，有人從台灣到美國流亡，有人在台灣忍受精神的長期流亡甚至肉體的永恆放逐（像額上有印記的該隱，政治犯家族的烙印讓你成為終生放逐者），為何台灣卻沒有世界級的放逐文學？
慕勒屬羅馬尼亞的德裔異類，父母皆是納粹支持者，家族成為被放逐者，她長大後加入德裔作家團體，拒絕當線民，個人又成為被放逐者，流亡在孤獨的精神國度中，反對既存世界的希奧塞古獨裁政權。因此她特別擅長描寫「無家可歸」的被放逐者心境。
慕勒讓人憶起另一個充滿祖國被瓜分、侵略記憶及二次大戰戰鬥經驗的波蘭詩人米瓦希（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像卡珊德拉一樣準確預言祖國的災難，結果卻在祖國新誕生的政權成為放逐者（走了納粹，來了共黨），而不得不選擇流亡法國，要求政治庇護。他說流亡是「一切不幸中的最不幸，我簡直墜入了深淵，唯一剩下的只有母語。母語就是我的祖國。」同時他筆下的世界也成為「人被逐出天堂後所居住的世界」，有如《聖經》中被逐出伊甸園東的該隱。
被放逐者是一種「不被接受」的人，與政治正確者不同。台灣五、六○年代風靡一時的白先勇式文學，絕非現代意義上的流亡，而是東晉南遷貴族的華麗流亡（照樣是「新主人」）。真正的流亡文學是眷村或中低公務員式的，以及再度淪為被殖民的吳濁流式在地文學。可惜後續作家極少深刻探索，吳濁流幾乎就是最高峰了。
台灣沒有世界級的放逐文學，可能與東方文化的去衝突性有關，圓滿及放開是究竟。蘇東坡經歷這麼多苦難，九死一生歸來，詞句竟是：「萬里歸來顏愈少（年輕），微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看看西方同樣受思想迫害的布魯諾，以出國流亡拒絕改變太陽中心說，後來雖因思鄉而返國向教會認錯，最後仍抵不住良心對真理的執著，又選擇了不認錯，情願走上火刑場。他說不能為了苟全性命而妥協，火刑對深知生命意義的人並不可怕，「英勇的死於某個時代，將是不死於一切時代」。
放逐文學需要布魯諾式的辯證與堅持。在西方，該一傳統繼起不絕。卡繆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在法國始終自認是放逐者，成名作以《異鄉人》始，以《放逐與王國》終，都是談放逐，他的偉大抗爭小說《瘟疫》，發生地是阿爾及利亞，他譴責知識份子的《墮落》一書，發生地則選定巴黎。明亮的阿爾及利亞正午思想與陰暗的巴黎偽善風氣，這不正是台灣需要的放逐文學對照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