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是永遠的反對派

2010/01/04

新年伊始，歷任總統照例發表文告，描畫大餅，鋪陳美麗願景，如同每年五二○就職紀念日一樣。但人民早已知道，願景只是夜景，畫餅不能充飢。相形之下，知識份子對執政者的批評比總統文告有價值多，也振聾發聵多了。那不但能讓人民反省，也迫統治者反省。這是台灣近年可喜的現象，越來越多有分量的知識份子破除顏面，批判當道，彰顯公民社會成熟遠景。也只有公民社會才能容納批判性知識份子（評論家），視他們為社會寶貴資產，如天王級評論家李普曼所謂的「不可或缺的反對派」。
評論家之必須是「不可或缺的反對派」或「永遠的反對派」，因為真實的聲音太不容易呈現了，有分量的知識份子常是統治者收編的對象，不然就是黨同伐異的某一方，自動站在政黨身邊，為政客護航。而政黨在公共領域，就像漢娜?鄂蘭說的，只為壓力團體服務，他們本身就是利益團體，只代表自己及少數人利益。其結果就是政黨政治造成公共領域衰落，讓投機及極端乘虛而入，每一個護航的啦啦隊都成為極權及貪腐的幫兇。大家不要忘了，當年倒扁反貪腐公民運動進行時，游錫堃以全黨之力，發起護扁（護貪腐）運動，那時阿扁啦啦隊即留下一句名言「有比清廉更高的價值（道德）」。
清廉、誠實都是公共道德。當統獨信仰高於社會基本公共道德時，公共領域就會陷落而不只是衰落。沒有了公共領域，就沒有理性對話空間，剩下對立空間，民主政治就沒有立足基礎。而一個意識形態當道的社會是可怕的社會，只有你的、我的真理，自己永遠「感覺良好」，別人永遠「千錯萬錯」，信念倫理當道，責任倫理退位。20世紀初的韋伯最先看出這種惡兆，因此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結尾指出：「啟蒙主義的玫瑰色餘輝正在退逝，天職責任的概念已如幽靈徘徊。專家沒有靈魂，為所欲為者沒心沒肝。」
也正是在這意識形態大行，責任倫理黯淡，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瓦解的危機時刻，「知識份子」一詞快速躍出歷史。在俄國民粹運動中，它是罪惡的良知及烏托邦的推動者。在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它是社會正義的出口及公共良心的集合。公共知識份子誕生了，韋伯的「天職」概念出現了，班達對知識份子的經典定義又隨後推出了：知識份子是人類良心，是永遠的反對派。薩伊德甚至堅認知識份子一定要令人尷尬，不懼造成不快，不畏任何艱難，向公眾清楚表述。
李普曼說：「要維護民主，就要領會它的原則。在民主社會，反對意見不只是《憲法》規定，而且是客觀上不可或缺。一個優秀政治家從對手學到的，總是多於從狂熱支持者學到的。除非反對者向他指出危險所在，否則支持者將把他推向災難。」台灣有越來越多批判性知識份子，社會願意接納並傾聽他們，這是台灣的進步，是公民社會日趨成熟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