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4日 星期三

陳水扁懲罰蔣介石

2007年12月31日
教育部以10公尺高鋼架「禁錮蔣介石」的行動雖被總統府緊急喊卡,但陳水扁「懲罰蔣介石」初衷顯然沒有改變。他周六(29日)說,台灣民主紀念館蔣介石銅像四周貼上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就是要蔣介石面對他批准殺害的人。這是「另類報復」,把自己的仇恨投射到死者身上,以此懲罰死者,恐嚇生者,並且凝聚(而非化解)社會仇恨。 這種另類報復,中國人稱「冥報」,生前拿你沒辦法,死後要你受罪,美其名為「報應」或「陰譴」。孔子說得好:「天道遠,人道邇。」歷史上越是積弱不振的朝代,才越需要假借鬼神,推卸政府無能及失職。似乎城隍廟勝過警察局,因果報應說勝過民主法治。最重要的,裝神弄鬼可讓社會大眾及受害家屬轉移目標,忘記政府失職。 把社會仇恨凝聚在死者身上,並不符合民間「人死不記仇」常理。因此,所謂「報應」及「陰譴」云云,還是古代統治者的發明,屬於「恐嚇政治」一環。西方「恐嚇政治」以十七世紀思想家霍布斯開其先河。
當時叛亂四起,革命風氣興盛,霍布斯生逢亂世,主張君主應善用「恐懼政治」,讓百姓畏刑畏威,不敢隨意作亂。他的用意是「防範」,而非「報復」。「恐懼政治」在西方實施多年,民主時代才被打破。美國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事是恐懼本身。」亦即應面對已被(君主統治)內化的恐懼,從莫名的恐懼中解放。民主政治絕對不能依靠恐懼統治,活在恐懼中的人民不是懦夫,就是烈士,這二者都非民主時代所需。民主政治是講道理的政治,是公議的政治,煽動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族群)恐懼或仇恨,或將社會仇恨凝聚在死身上,皆對民主有害。誠然,共產極權及納粹法西斯是現代民主的變種,比古代君主更會運用「恐懼政治」,而且恐懼被巧妙轉化為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一個族群對另一族群(如猶太人)的仇恨。但希特勒敗亡、史達林猝死後,這種惡化至「恐怖政治」的羅伯斯比式統治已式微,只剩蔣介石、佛朗哥及中國、東德、羅馬尼亞等共產國家繼續奉行。到1989年「蘇東坡」變革之後,幾乎世界所有民主國家及新興民主國家都放棄這種統治。連中共都停止鬥爭蔣介石,並把杭州西湖岳王墓前的秦檜夫妻像移除,象徵「誅九族」及「鞭死」時代的結束。沒想到扁政府卻在此時拾取中國封建及現代法西斯牙慧,突然將慈湖撤哨關閉,拒絕移交桃園縣政府,且對台灣民主紀念館的蔣介石銅像死後鞭屍,要「懲罰蔣介石」。這種扁式「恐嚇」,對極少數病態的人或許有快意恩仇效果,但對台灣大多數人卻是尷尬多於適意。因為這未必是在羞辱蔣介石,倒像是在羞辱台灣全體國民的文明素質,重新喚回巫術時代。 2000年陳水扁就職演說曾剴切談道:「政黨輪替並不代表對過去的全盤否定。歷來的執政者為國家人民的付出,我們都應給予公正評價。」言猶在耳,7年後扁政府竟已成為鞭屍兩蔣的急先鋒,不但懲罰死者,還要恐嚇生者。蔣家第四代蔣友柏日前指出,國、民兩黨都不習慣以正面方式操作選舉,無法帶給選民「希望」,只會散播「恐懼」,來驚嚇選民投票。蔣友柏的話不正一語道破扁式「恐嚇」的實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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