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替國民黨解套

2013/10/12 馬王政爭未解，但國慶日二人同台，唱作俱佳，王金平尤見表演功力，不只有逾半致詞時間推崇馬，最後還祝馬政躬康泰，讓很多政治火候不足者跌破眼鏡。當王被記者問及兩人是否已破冰時，他甚至說「兩人沒有冰，要怎麽破？」意思是全國人都瞎操心了，九月政爭是不存在的！ 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馬王如此高來高去，竟然還有一群民進黨高層在蘇貞昌率領下，於國慶日宣布倒閣，理由是「不計輸贏，要做對的事。」「在歷史時刻，該做的如果不做，歷史不會原諒我們，我們也不會原諒自己。」選擇馬王奇異的和解時刻（也是國民黨的大喜日）發動倒閣，相對弱勢的民進黨若不是太有恃無恐，就是太白目了！ 什麼是「不計輸贏，要做對的事」？政黨是算計功利的團體，所做所為有自認錯誤的嗎？有不計輸贏的嗎？而在歷史時刻，民進黨固執、愚頑、怠惰而不做或缺席逃避的事，未曾少過，民進黨什麼時候畏懼歷史譴責了？什麼時候反省過了？連反省都沒有，又奢談什麼自責？ 孔子誅少正卯，正由於對方偽飾巧辯，足以惑亂黑白。蘇貞昌的話和少正卯差不多。其實他哪裡是做對的事，從他擔任黨主席以來，重大時刻決策幾乎全是蠢事。他的蠢事讓很多綠營支持者扼腕嘆息，但他依然故我，「頻頻長考，下出爛棋」。九月政爭時，蘇若提出彈劾、罷免，未必能過，卻能贏得社會名聲，這就是對的事。國慶日馬王和解，不論真假，「假做真時真亦假」，國人盼望和解（政局安定）猶恐不及，民進黨來亂什麼？而實力不足，又是記名表決，倒閣案適足以幫馬江解套，蘇貞昌莫非想當馬江貴人？ 「歷史時刻」包括實力及時機，當二者皆不對時，就無所謂對的事。蘇軾《留侯論》說得好：「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指抱負）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劉邦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蘇貞昌不該忍的時候忍，該忍的時候不忍，每每輕動躁進，這和2008年前扁游（總統加黨主席）聯手大搞極獨，把社會搞亂、把民進黨搞垮，卻自命在做對的事，有何不同？ 而搞亂社會、搞垮民進黨的歷史罪人游錫堃，現在又要選新北市長，且自命要做民進黨明年大選的領頭羊，黨內居然不聞任何撻伐之聲。這樣欠缺道德勇氣的政黨，有何顏面指摘別人違憲亂政、製造憲政危機？ 民進黨最大的錯誤還不是關鍵時候做蠢事，而是始終弄不清國民黨體質，以至有種種錯覺。國民黨是家父長式政黨，凡屬於「正統」的黨主席一定具有家父長權威。王金平之必須「尊馬」，不只是個性使然，主要還是不敢挑戰黨主席。此一傳統根深蒂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毀棄承諾，不放張學良，張說：「我沒有爸爸，你就是我爸爸，這件事我做錯了，你打我也好，罵我也好，我都無話可說。」蔣又問楊虎城：「你到國外，如有人提到西安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釋？」楊答：「頂好不提。如非提不可，我一定把委員長的偉大人格和為國為民苦心，向國際友人做充分說明。」楊後來被殺，正與他違反對領袖承諾有關。孫立人被迫辭參軍長，接受軟禁，蔣介石也要他寫感謝狀：「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賜予免職，聽候查處。倘蒙保全，俾閉門思過，痛悔自新。」 針對以上國民黨「家務事」，黨內的異議之聲幾乎聽不到。馬英九要開除王金平黨籍，在黨主席權威久積下，又有誰敢不「尊馬」？想要國民黨黨員起來造反、倒閣、罷免，民進黨就不要作夢了！民進黨氣候未成前，倒閣、罷免云云，也不過是在幫國民黨解套而已！

馬英九立足點「不正」大輸收場

2013/10/05 馬王「九月政爭」鬧到現在，國民黨撤回抗告，馬堪稱一敗塗地。不只是王金平黨籍案，國民黨在地院及高院先後抗告失敗，關說案及監聽案也大火燒身，馬由振振有詞的原告變千夫所指的「被告」，馬所謂的「大是大非」更成了全國笑柄。這一切不利處境正是馬的立足點不正造成。不正的立足點導出不正的結論，馬的輸到脫底早已註定！ 先說大是大非。不涉刑責的關說案與涉及刑責的非法竊聽，究竟何者關乎大是大非？當然是後者。而馬執意扳倒王金平，不顧全國人心惶惶、政經秩序大亂，更是蔑視大是大非。和馬所涉及的違法失職相比，王金平情節已算輕微的了。如果王該像馬指控的那樣被追究，那馬又該當何罪？這個「大是大非比例原則」是非常重要的。民眾之大力譴責馬，正因馬的處置太不符比例原則，口說大是大非，行動上卻對王重重打死，對自己輕輕放過。馬的自私及偏執完全逃不過民眾法眼。 再說關說及監聽。關說可能是事實，但依據「毒樹毒果理論」，透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來源已經汙染，證據即使真實，也不得被採納。換言之，王金平關說案在法律上是很難成立的。相反，監聽案卻是人所共知的惡行，而且是違法監聽，由甲案跳到乙案，再到丙案，甚至擴及檢查官、家人及國會總機，還膽敢宣稱是對「行政不法」監聽，而非「刑事不法」。 試問，行政只有「缺失」，哪來「不法」項目？特偵組只有刑事監聽權，哪來行政監聽權？特偵組顯然自創監聽項目，任意擴權，這是法所不容的。何況特偵組負責刑事貪瀆，行政疏失及王金平道德缺失與他們何關？他們狗拿耗子，撈過界，不為司法服務，不保持官僚系統中立，反而甘為政爭工具、做政爭打手殺手，這是民主法治淪落的重要一步。人民（法院、媒體、輿論）若不嚴正對待，台灣很快又要回到專制獨裁及白色恐怖時代了！ 馬英九立足點不正，由黃世銘半夜赴馬官邸報告，不走正門，就可看出。這證明馬黃互動密切，而且偷偷摸摸，不是「公事公辦」（李登輝及阿扁時代我去過總統官邸不下三十次，從未走側門，賓客也從未聽過走側門）。黃世銘陸續爆的料，更證明不是馬被動聽取報告，而是馬主動要求報告。也就是說，馬做的是明朝皇帝要東廠「密報」百官的事，而黄則類似東廠特務。黃還好意思說他是「為國為民，問心無愧」，國家的臉都被他和馬丟盡了！ 馬不聽民意及藍綠各方呼求的「以和為貴」，堅持一棒打死王金平、堅持抗告到底，自稱「訴訟照打，政務照推」，事實上什麼政務也推不動。這也是馬在一敗塗地後不得不撤回抗告的主因。全世界有哪一個民主國家元首會和國會為敵，痛批國會議長不適任，又監聽國會，還奢望政務照推的？馬肆意侮辱國會尊嚴，國會找他算帳，只能怪馬一人。馬在走投無路下撤回抗告，堪稱「見了棺材才掉淚」！ 可悲亦復可鄙的是，在馬最後頑抗階段，馬竟然「關說」統派媒體，要他們重打王金平關說，又動員自己家人，要他們救馬打王。統媒重關說而輕監聽，對民眾當然不具說服力。馬大姐痛批王「不知廉恥」，但她自己前科累累，又有多少廉恥？馬的急病亂投醫，再度證明他立足點不正，孤立到無人奧援，只剩下統媒、家人、四人幫（馬、江、羅、黃）。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一夫正是指馬這種人。 一個已變成「一夫」的人，在眾人「避之惟恐不及」下，不得不撤回抗告，也算是默認自己失敗了！而縱然馬英九「假和解，真再戰」，要繼續追打王金平的關說案，他也已經是強弩之末，威脅不了什麼人了！

馬英九讓民進黨參選爆炸

2013/09/29 在民生問題上推拖拉撒的馬英九，在政治鬥爭上倒是快狠穏凖，讓民眾驚覺原來馬只是施政無能，搞權力鬥爭卻大有能耐，對黨內老同志下手尤其不手軟；「馬王共治」原來是假象，真相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亦即時機不對時暫拿連、吳、王等用用，時機有利時再迅雷不及掩耳逐走（他奪連、吳的黨主席之位也都是說幹就幹，不容分說），留下清一色馬系人馬。 然而民眾這個「驚覺」，代價是昂貴的，馬的溫良恭儉讓及淸廉形象都破功了，道德高度下墜了，大家看到一個從未真正關心關說（否則哪有身邊人如林益世、賴素如等先後涉及關說索賄之理）的領導人，突然無比嚴厲的關心黨内政敵王金平的關說来，也看到他為了抓住某些人把柄，竟然膽大妄為下令監聽（其實是竊聽）民意最高殿堂國會，視立法權如無物。王金平的回應相當典型：「民主國家中監聽國會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在台灣極平常不過的國會議員關說可以被馬誇張為「民主政治發展最恥辱的一天」、「傷害國民黨形象」，那非法監聽國會、監聽檢查官及其家人之白色恐怖惡行又是什麼？何況王金平的關說是馬講出來的，所用的是特務刻意取得的黑資料，相較之下，馬的行為比王更可恥、更讓國家及國民黨蒙羞，馬有什麼资格、立場指控王金平？ 馬的民調跌到政治領導人前所未見的9%，證明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更要譴責及罷黜的是馬英九，如果暫時罷黜𣎴了，代他受過的就是明年國民黨的七合一選舉。這也是民進黨本次選舉，特別是五都選舉參選爆炸的主因。 五都選舉行情，民進黨本來只算持平，坐二（台南、高雄）望三（台中），雙北市長甚至乏人問津。沒想到拜馬英九惡搞之賜，不但民心思變，國民黨也有分裂之虞，民進黨一下子聲勢看漲、形勢大好，於是人人爭先恐後跳出參選，連不可能或不應該岀現的人都出現了。 不可能出現的是顧立雄。他是當年扁案的辯護律師，號稱「扁家御用律師」，人們想到他就想到扁家貪腐。奇怪的是，他對民進黨、對台灣民主有何貢獻？竟需勞動蘇貞昌兩度找他懇談、蔡英文多次勸進，要他代表民進黨選北市？這又置躍躍欲試的柯文哲醫師及有意投入北市長選舉的呂秀蓮於何地？蘇蔡二人有何權力決定顅代表民進黨？ 不應該出現的是游錫堃。他是扁政府墮落的重要共犯結構，政績毫無特色，卻因屈從扁意而榮任三年八個月行政院長，扁家的倒行逆施主要發生於此時期。而游行政院長下來後，靠扁提拔，擔任民進黨主席，又與扁沆瀣一氣，大搞台獨，通過對民進黨禍患無窮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讓民進黨至今猶在付出代價。這樣一個備受爭議的人不去閉門思過，還敢出來選新北市長，不知他的政治良知何在？ 馬英九亂政，天下群雄並起勢所必然，民進黨機會極大。但該黨推出的人選如果不能一新耳目，讓選民可以與扁馬二人區隔，而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戲，只會見獵心喜、見利忘義、舊人當道，那和人民唾棄的扁馬政府又有什麼不同？選民支持你們有何意義？

由「馬王共治」到「馬王斷，天下亂」

2013/9/22 公元三世紀，晉元帝司馬睿渡江建立東晉，倚重王氏兄弟，特別是王導的人和，以調和鼎鼐，風雨飄搖的晉室為之大定，時人稱為「王與馬，共天下」。近年馬英九當政，借重王金平在立院中的人和及台籍人脈，府院互補，也被稱為「馬王共治」，象徵馬政府的省籍融合。 然而，只因為王處理立院法案，速度及方式不合馬口味（導火線是服貿協議），馬便趁王出國機會，迅雷不及掩耳，將之撤銷黨簎、不分區立委及立院院長，並多次親上火線，痛斥王已涉及關說（秘密監聽得來），是民主法治最恥辱的一天，對國民黨形象傷害至巨。 顯然，馬的口脗及跡近無限上綱的「道德十字軍」，是存心一刀兩斷，讓馬王關係無法修復。馬甚至在王成功提請台北地院裁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後，做了更多與王劃清界限的動作，以示覆水難收。馬之態度如此絕決，意味「馬王共治」已經結束，今後國民黨將面對的是「沒有王金平的立院」及「沒有㠪金平的國民黨」。那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馬英九當政，最大特色就是「小圈圈政治」，用人的同質性極高，被他重用的幾乎個個是小馬英九，個個自我感覺良好。馬民調會跌至13%，且低靡不振，與此密切相關。現在再處理掉他一向看不順眼、只是不得不容忍的王金平，不但基層已喊出「外省總統欺負本省人」，而且馬的民調也再跌至11%至9%不等。對一個國家元首而言，這才是民主法治史上最恥辱的一天！因為馬已破了歷任總統的民調記錄，比阿扁貪瀆遭起訴及激起紅衫軍運動時更低 ！ 東方國家元首一般具有某種神奇魅力，無論如何不得民心，都有一定比例盲目支持者，會掉到10%以下，堪稱不可思議，只有如傳說中桀紂的暴虐：「天怒人怨」、「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才可能出現這種數字。在非民主國家，這個數字已經是「革命前夜」了！ 而可笑的是，馬鄭重其事、敲鑼打鼔的「道德十字軍」，亦即不涉及犯罪的關說指控，根本是台灣民俗（若涉及犯罪，則是法律問題，而非民俗），各級議會議員最擅長也最被民眾要求的，正是這類問題，例如逢年過節代買火車票、代替註銷違規罰單、代向官府打交道等，越是大咖民代，此類「選民服務」請託越多。這已經不是個案關說，而是關說文化。馬英九容忍及視而不見關說文化數十年，現在才突然「後知後覺」的大喊關說是民主法治最大恥辱，未免虛偽過度了吧？而且王、柯的關說訊息是違法監聽得到，馬竟拿來大肆炒作，未免太膽大妄為、目無法紀了吧？ 最嚴重的是，馬批判關說文化，那關說耍不要禁？如果不禁，就是只想借題發揮，整肅王金平；如果要禁，一定要雷厲風行，徹底改變台灣民俗，這不但得罪選民，而且是馬政府不想辦也辦不到的。試看軍公教退休年金及18%改革，馬政府連半點魄力都沒有，遑論更不急之務的關說文化！ 馬借關說罪名整肅王金平，這是「馬鬥王」，不是媒體習稱的「馬王鬥」。但如果馬不設法緩和僵局，而是準備硬幹到底，未來不是沒有可能變為「馬王鬥」，惡化成幾大家族聯合對抗馬英九，那就是「馬王斷，天下亂」了！

禁絕關說文化談何容易.

3013/09/15 馬英九以撤銷黨籍、立委及立法院長職位對付涉及關說的㠪金平，並強迫疑似被關說的法務部長辭職，動作之大、處罰之重、責備之嚴厲，前所未見，堪稱現代版的「道德十字軍」。結果不只絕大多數民眾沒稱讚，馬的民調數字還從長期低迷的13%，再跌到歷史新低的11%。為什麼？過猶不及也！ 明代洪自誠＜菜根譚＞道出了答案：「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太高，當使其可從。」 馬正是犯了太嚴、太高的毛病，讓民眾無法接受。他以一已之力，無視程序正義、憲政體制、職場紀律，各在一天之內，逼無意辭職的曾勇夫去職，逼國民黨考紀會及中選會完成「滅王計劃」，看似雷厲風行，實則不是快刀斬亂麻，而是治絲益棼，留下太多憲政及司法官司待打。難怪很多人訝異標榜「依法行政」的馬完全變了一個人！ 而馬所謂罪大惡極的關說，其實是官場陳年惡習，如同阿婆裹腳布，「蓋有年矣」！他取得的關說電文尤其來自三年不間斷的特偵組監聽，被監聽的各當事人都不知情。他指控王金平關說對國家的危害、對國民黨形象的傷害，更是直接來自竊聽，而且是他個人片面解讀，「危害」「傷害」云云，都過度抽象，沒有客觀事證。 最重要的，與原本案情不相干的其他竊聽內容，依法能做為指控他人新罪的證據嗎？何況王金平的關說並未涉及犯罪，屬於「民代服務」陋習，馬口誅筆伐一番可矣，需要無限上綱到開除黨籍，甚至公然把行政權黑手伸入立法院、凌駕立法權嗎？ 行政權負責執政，是古代君權的轉型，立法權負責監督及立法，是主權在民的象徵。換言之，國會才是人民真正的代表，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民主，看國會對行政權是否有尊嚴就清楚了。過去總統府把立法院當行政權的橡皮圖章，立委在「黨意」（統治者之意）與「民意」之間經常屈從黨意，久而久之，立法院就變成行政院立法局了。這是越來越多學者支持修憲改為內閣制的重要原因。 可悲的是，這次馬之怨怒王金平，以致急於趕走他，背後理由也是王金平不夠屈從馬意！ 以關說理由撤除王金平黨簎，之難以說服人心（包括承審法官），因為關說無論在官場或民間都不算罪大惡極（除非涉及不法），頂多是道德瑕疵，不值得「小題大作」。像馬如此反應過當，難免被一般人視為是借題發揮，把關說罪名當藉口，目的是剷除異己。而剷除異己的手法如此粗糙、凶殘，當然引起「白色恐怖」、「特務統治」恐慌，杜會大反彈就不在話下了！ 事實上，關說風氣在中國歷史悠久，要禁絕關說文化談何容易！各級民代服務選民，一項任務就是關說。各公私營企業訂有特別預算，以「公關」打通政府官員及各級民代，這也是關說。政府機關逢年過節送禮，什麼月餅、茶葉、酒等，這不是關說文化一環嗎？更別說行政權責成立院通過法案，經常不與協商，只要求屈從、配合，並以提名權相威脅，或應允其他甜頭，這不也是關說嗎？ 關說就是人情請託，意圖透過終南捷徑辦事，習慣人情義理及私相授受的中國社會，特別少不了關說這潤滑劑。包公之所以偉大，之被捧成神話人物包青天，無他，「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也。試問，兩岸歷史上又有幾位青天？馬英九是嗎？如果不是，他為何對更嚴重的賴素如、林益世貪凟（其中當然也有關說）不予譴責，對王金平關說卻如此深惡痛絕？

蔡英文未必適合再選總統.

2013/09/07 小英基金會董事張景森臉書上接連呼籲，要蘇貞昌16日馬蘇服貿協議辯論後，退出2016，投入台北市長遠舉，帶動七合一大勝，助蔡取得政權；他並說，蔡代表民進黨出征已成定局，蘇卻被選總統的企圖所困，若能捨棄爭大位之心，就能大開大闔，找到歷史定位。以上用意，可能是怕蘇辯論後聲勢看漲（馬蘇有可能雙贏），先出手打壓，挫蘇鋭氣，最好心浮氣躁，輸了辯論，和蔡當年輸掉ECFA辯論扯平。 民進黨「兩個太陽」之爭，早已殺得難分難解。最新導火線是親蘇民調公司得出蔡最適合選北市長數據。䕓方認為這是蘇拱小英選北市，去掉2016競爭封手之計，因此展開反撀。然而幾乎所有媒體民調都得出相同結果，不獨親蘇民調公司為然。蔡選北市長確是最具勝算，有希望讓民進黨在睽違多年後，再度入主號稱「新中國城」的北市。蔡若能贏得北市，不僅沒有九二共識表不表態的困擾，而且替民進黨立下奪回北市的大功一件，政治前途無量，政治生命更其久遠。 事實上，迄今為止，有哪一屈民選總統不曾當過台北市長的？ 蔡方認為蔡代表民進黨出征大位已成定局。不知這是誰定的局？民意嗎？民意如流水，焉知2016蔡還能獨擅勝場，沒有其他人鵲起？而且蔡的一切條件不變，連2012馬英九如此弱勢都選不過，2016馬好不容易下台了（國民黨已去掉票房毒藥），蔡還有機會嗎？需知蔡當年脫穎而出，是民進黨新遭大亂，黨內菁英全遭波及，蔡「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選黨主席及總統初選一路過關。一旦民進黨客觀環境改善，以蔡的「非典型」、更像生意人而非政治人的見識，她會比其他人更適合選總統嗎？ 說蔡像生意人一點都不為過。她的出身是生意人家庭，她在阿扁執政前有選擇性的交友及仕途主要是國民黨（安全穩妥），她在挑選副總統搭檔時優先考慮王金平、彭淮南。而生意人是賠本的生意沒人做，蔡把自己保護得密不透風，精算再精算、不冒風險，正像生意人。她那「A是A，A又不是A」的慣用政治語言，以及取代九二共識的「台灣共識」，沒有人知道她在說什麼，這就是生意人的妙招：寜願讓大家不懂，不願得罪顧客（尤其是極獨）；選舉是一時的，個人利益卻是永久的。 可惜的是，政治決定一定有風險，必須在ABC各種選項中擇一，不可能是生意人式的兩邊通吃。而蔡不冒風險，即使她明知九二共識是2012大選通關語，由於她不願得罪極獨，她只好「貪小失大」，得罪美中二大國了。蔡訪美期間，任憑美國好說歹說，中共極盡善意（任何一中架構都好，模稜兩可也行），蔡在九二共識上就是不為所動，照樣大打閃躲牌。 一個敢同時得罪世界兩大國的小國總統候選人，究竟是阿扁式的蠻勇？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幼童？答案顯然是後者。 蔡英文完全把政治當𠒇戱，就這樣玩掉了（應該說浪費了）那場極近勝利的大選！ 美國在蔡前腳離開美國，後腳馬上派國家安全顧問開砲批蔡：「她給我們留下很大疑問，即她是否願意並有能力繼續台灣近年兩岸的穩定關係。」美國已經說這麼重的話了，蔡還沒有自覺，還在選前兩天重要無比的國際記者會上選擇缺席（怕國際記者問話而躲避），由蕭美琴代打，而國民黨則是馬英九親自出埸。像蔡這樣沒擔當的候選人確實舉世罕見！ 更扯的是，蔡逃避面對政治決定，美國派前AIT處長包道格來台，再補上一槍：「蔡訪美時，對兩岸關係提出的保証過於空泛，以致華盛頓無法安心。」蔡方竟阿Q的回應說，包道格的話不代表美方，因為他沒有公職身分。 蔡的政治見識如此，自我感覺良好如此，如果民進黨再推她選總統，恐怕要讓政治內行人笑話民進黨無人了，而就算蔡選上，也不過是「另一個馬英九」接手當政而已。台灣能經得起再空耗四年、八年嗎？

李顯龍優於馬英九嗎？.

2013/09/01 由於年齡相當，又被認為出身背景及從政經歷類似，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常被拿來比較，最近更因李顯龍一席新加坡國慶中文講話廣受好評，讓台灣很多人生出「李顯龍能，馬英九為何不能」的感慨。李顯龍真的優於馬英九嗎？ 誠然，就魄力而言，馬不如李；就面對困局的勇於轉型，馬也不如李。但李的「生於憂患」及當上總理後年輕一代對家長式統治的不滿（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聲望逐年下降，出現信任危機），卻是他更加奮發有為的重大激勵。這些挑戰馬都不曾經歷。更何況馬還超級「自我感覺良好」，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這是面對國家困局時的大忌。馬之碌碌無為與李之奮發有為，主要分野在此。 馬、李二人都被歸類為權貴第二代，有父親一路栽培，比別人仕途幸運。事實上，李父李光耀是新加坡國父，馬父馬鶴凌只是國民黨中階黨官，說馬是權貴第二代並不恰當，說他有父親一路栽培則很恰當。馬大學時期，馬鶴凌任國民黨市黨部書記長，在學生社團資歷上給予馬甚大助力，使馬能在大學脫頴而出並獲蔣經國注意。當時馬鶴凌還曾驕傲的對一些台大學生社團領袖預言，馬英九將會是中華民國第幾屆國家元首！ 馬英九一生平順，沒吃過苦頭，在黨國時代是典型的「黨國青年」。相較之下，李顯龍「生於憂患」，不只李光耀組黨歷盡波折，由左到右，由與共產黨合作到左右分裂，在建國道路上更幾經分合，最後被馬來西亞逐出，一度前途茫茫，李光耀還留下流淚畫面，憂慮沒有馬來亞支持，新加坡在經濟上不能自立，國家生存異常困窘。這些波譎雲詭、凶險萬狀，全發生在李顯龍成長過程，他們父子二代先後執政，之能承受各種政治變局，並且勇於轉型，顯然與此刻骨銘心經歷有關。 比較難能可貴的是，李顯龍願意改變統治方式。李光耀在統治上強硬而不寬容，對反對派極盡打壓迫害限制之能事，他的名言「秩序先於民主」、「我需要媒體䡗固政府施政，而非削弱」、「我不必向世界交代，我只向新加坡負責」，使他在人權及民主記錄上飽受責難。雖然他的確把新加坡建立成「花園城市」，李光耀父子的治績有目共睹，但家長式統治無法說服年輕一代，201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降至六成，若不及早改弦易轍，人民行動黨執政恐怕難以為繼。就在此一轉折時刻，李顯龍做出了調整。他今年的國慶講話之接近人民脈搏，堪稱是轉型經典之作。

果真是「不確定的友誼」？

2013/08/24 本月19日，美、中國防部長會談。次日中方向中國媒體簡報，稱美方同意成立對台軍售議題處理小組。雖然美國防部於21日否認此事，並表示美對台軍售根據＜台灣關係法＞，美信守此一法律各項承諾，迄未改變。但空穴顯然不會來風。 因為，美方沒有循往例，事前消風，聲言「不將對台軍售當成美中談判籌碼」，而是破例讓此事進入實質討論；等到台灣群疑滿腹之際（台北時間22日上午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會見二位美聯邦眾議員，還曾表達嚴重關切），才出面否認。這種態度不得不令人想到：美台之間果真是「不確定的友誼」？ 美國學者唐耐心的著作＜不確定的友誼＞及＜1949年後海峽風雲實錄＞二書，指出美台關係最大困擾就是不確定，而不確定來自雙方互信不足，從兩蔣到李、扁時代都如此。即使馬英九自稱2008到2012年，美台關係「史上最佳」，也仍在這次他過境美國期間，發生對台軍售小組風波。 唐耐心從已解密的外交檔案及各種回憶錄解讀，認為美國處理台灣問題不透明，有太多總統與少數幕僚（例如尼克森與季辛吉）的一廂情願主張與做法，導致海峽兩岸都覺得自己被出賣，其結果是造成對美更大的不信任。 張憲義事件對台灣國際形象的傷害人所共知。美國中情局在台灣軍中堷植間諜，要張憲義參加美國聽證會，指證台灣核武已接近發展完成，然後美國會同國際原子能總署赴台，拆走中科院所有相關設備。這樣做當然是為維護美國利益。如同敘利亞阿塞德政府對反對陣營發動多次大屠殺，老弱婦孺皆不放過，國際要求美國干預聲浪日高，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竟說，軍事干預無法解決敘國內戰問題，因為敘國反對派不敢承諾執政後支持美國利益，因此美國無意介入。 「美國利益」就是美國大多數國際做為的答案。什麼時候台灣問題的美國利益改變了，什麼時候美國的對台關係也將跟著改變。美國國防部所謂信守對台各項承諾、「迄未改變」，絕不意指「絕不改變」或「不會改變」。 事實上，經歷過1972年美中＜上海聯合公報＞衝擊的台灣，對美國利益應該體會最深了。尼克森的大轉彎及季辛吉的翻雲覆雨，何志立及格林的回憶錄就直指他們「出賣台灣」。艾薩克森的＜季辛吉＞一書也談到：「華盛頓曾向東京莊嚴承諾，不經兩國密切協商，美國不會和北京單獨改善關係。但出於祕密外交的狂熱，急於拋開國務院的季辛吉，對日方關切不屑一顧，最終悲慘的踐踏了這一承諾。」 尼克森、季辛吉開啓了㺯國斷絕台灣外交關係的「一中政策」，接下來美台關係只剩＜台灣關係法＞的法律依據。如果美國對台軍售的政策改變，＜台灣關係法＞的核心價值及承諾也會跟著改變，再一次證實美台之間果真是「不確定的友誼」。

公民運動促進公民社會成長.

2013/08/16 白衫軍成功的網路動員，使公民運動大受鼔舞，為弱勢爭取權益及為普遍正義立法的聯盟有可能一波波成立，仿效「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有人甚至已預言「台灣茉莉花革命」。其實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並非台灣良好借鏡，台灣由多年前民主運動奠定民主，發展到現在新公民運動，公民文化早已超越阿拉伯世界太多，與其說茉莉花革命是台灣公民運動目的，不如說促進公民社會成長才是目的。 民主法治必須建立在公民社會上。公民文化不成熟地區，臣民意識大於公民意識，民主法治難上軌道，享受特權的舊勢力及換湯不換藥的新勢力不會自動讓渡權力，憑藉特權及過時法律壓迫的狀況永遠存在（因為居社會多數的臣民不知反對這種狀況）。必須到公民意識覺醒，人民從臣民的依附角色解脫出來，認識到自己是國家主人、國家治理是全體公民的共同事業、「公民」意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公民社會才會開始成長，並透過一次次民主運動及公民運動繼續成長。 台灣的民主運動帶來言論、結社、辦報自由及政黨政治，政治參與面的公平基本獲得解決。但民主運動未解決的問題仍多，二00六年紅衫軍就是為解決扁家貪腐問題而興起。雖然紅衫軍具備群眾運動色彩（如克里斯瑪領導人及倒扁訴求），但公民運動特質已出現，參與者的自覺、自主、自制意識鮮明，並有極多人超越藍綠，主要關心政府領導人的犯罪問題，如同尼克森水門事件。 等到這一、二年來反烏龍司法辦案、反核四、苗栗大埔案、洪仲丘事件等，公民運動更是如火如筡，連克里斯瑪領導人及倒誰反誰訴求都不見了，素未謀面的人在網路上都可以動員，政治及政黨也被邊緣化了，參與者關心的都是人民身家性命及普遍正義問題。新公民運動時代於焉來到。 公民社會是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公民、市民的字義都源自古代城邦一詞。亞里斯多德就把城邦視為「公民的組合」，意即公民遵守共同法律、參與共同公共事務、分享共同權利義務的「公民自治共同體」。這種公民意識曾在中世紀被切斷，並在近代飽嚐盧梭、黑格爾式的「強國家弱社會」之苦（包括極權、法西斯及幾次歐洲大戰、世界大戰），之後開始復興 ，洛克、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式的「強社會弱國家」觀念席捲全球，成為維護民主及法治的必備條件：公民必須對政府及政黨牢牢監控，才能避免少數人假借國家、政黨、軍法、「依法行政」之名濫權，侵害公眾利益、人權、人命，甚至造成無可挽回的社會大災難。 「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的成功絕非倖致，他們是一步步恪守公民社會規則、把握普遍正義原則（即自然法或良心法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才贏得廣大社會信賴的。該聯盟發起者之一接受媒體訪問，就強調洪仲丘事件是悲劇，因此不能有英雄、不能收割，發起者若有必要對外說明，不可露全名；他們並強調希望喚起公民精神，不分顏色、族群，每個人都可以、也必須出來扮演角色，而不是把希望放在「公民一九八五」身上，否則就表示公民社會還不夠成熟。 同時因發起人中藍綠傾向都有，他們最後以「公民」這二字形成核心價值，也超越了藍綠；「為什麼我們要叫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最重要的就是公民二字。」「我們最不希望的是，公民參與後，從此回家看電視，又再度冷漠了。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而出捍衞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工作的人。這不是很帥嗎？」 的確很帥。正是要這種淡泊、良心、熱心追求公益的精神，公民運動才能促進公民社會健康成長。

台灣新公民運動時代的來臨.

2013/08/08 幾乎所有參與或觀看＜公民1985行動聯盟＞連續兩次抗議行動的人都同意，台灣新公民運動時代正在來臨。這種透過網路號召，發起者出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社會有力人士、有力團體（如政黨）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 公民與群眾的最大分別就是自覺性、自主性、自制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普遍正義」；他們已經不是運動的追隨者，而是運動共同的發起者及普遍正義的立法者。可以說，公民立法者第一次站上了台灣歷史舞台！ 為什麼要公民立法？因為公民對必須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完全失去信賴，「真相」及「人權」構成這次洪仲丘事件的核心目標，他們以公民集體行動要求政府實現這兩項目標，視之為自己在履行公民責任，也是道德責任。一般運動追隨者只有你的、我的真理，公民立法者卻專注共同的真理，有些事適合單槍匹馬進行（如毒物專家林杰梁的行俠仗義），有些事則必須以普遍正義進行，就像＜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訴求：「還洪仲丘公道，找回失落的公平正義」。 阿拉伯茉莉花革命與台灣版茉莉花革命層次其實不同。前者主要關注政治改革，鮮少公民社會特質；後者關注社會正義（因政治改革已大半完成），公民社會開始成熟。後者更像漢娜•鄂蘭說的，要從「公共領域衰落」（即代議制取代了公共協商、經濟取代了政治、政黨只關心選票、個人陷入無能為力而對公共事務冷漠麻痹）中，通過「革命行動」來復興公共領域，承繼古希臘伯里克里斯的民主社會理想：「雅典公民不會因為忙於家事而忽略國事。對於公共事務無興趣者，我們不認為他們是由於懶惰，而是由於無用。即使我們之中少有創見者，我們卻都是政策的可靠評判者。」 洪仲丘事件會激起空前浩大「公民之怒」，顯然由於人人都是可靠的評判者。盲從及非理性的群眾運動正在退位，具有台灣中產階級特色的新公民運動正在興起。超越藍綠、更關注普遍正義及制度㢢病，近年原已蔚為公民思想主流，伴隨對政黨、藍綠惡鬥的厭惡，可惜政治舊勢力仍然迷信衝突對抗，在他們的蓄意操作下，「第三勢力」始終無法出頭，發揮「第三方平衡」力量，台灣也一直無法擺脫內耗命運。 如今＜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成功，不只讓大家看到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長，也看到第三勢力的一綫曙光，甚至情勢的發展有可能非常快，新公民運動思維很快即將改變舊群眾運動思維，維持舊思維的政黨很快即將沒落，如同湯瑪斯•庫恩指出的：「典範的轉移」不是逐漸發生的，是突然出現的！ 葛蘭西曾先知性的預言，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西方則因有了獨立的市民社會，政治的強制性開始弱化，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開始凸顯，革命的重心也從暴力奪權轉向競爭社會的同意和擁護，哪一方能確立「文化革命觀」，掌握文化領導權，哪一方就能掌握社會。從「反核四大遊行」到「萬人送仲丘」活動，大家看到的正是這種文化領導權橫掃一切、所向批靡的現象。

改變軍中人權惡習時機到了.

2013/07/23 洪仲丘事件經洪家、媒體、退伍士官兵及公民運動鍥而不捨的追究、反駁、爆料、包圍國防部，一個眼看又將被輕易掩蓋的軍中命案，迅速成為社會焦點，引發全民憤慨，連馬總統都不得不出面探視洪家人，並再三保證這件事他「管定了」。改變軍中人權惡習時機終於到了！ 對於每年上百件枉死、虐死卻大多以自殺或意外結案的軍中命案，洪仲丘之死不過是另一段微小插曲而已。國防部萬萬沒料到，小事居然演為驚天動地大事，而且許多當過兵役男都勾起被凌虐及𣎴公不義往事，一剎時全民都成了「感同身受的洪仲丘」。 這種變化奇怪嗎？一點也不。 一個埃及小市民之死激起「阿拉伯之春」運動。一個黑人在公車上拒絕讓坐白人被捕，激起美國空前浩大民權運動。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是歷史及心理累積到一定程度的全面爆發。威廉•詹姆士說這是共同的「時代感受性」。康德說「這種突發性歷史事件永遠不能忽略，因為它表露了人性中有求取改變和掙脫現狀的需求。」針對當時法國大革命，他還讚嘆道：「我要說，這個革命在所有目擊者心中都產生一種近似熱情的同情（因為這是在為爭取被踐踏的人權而奮鬥）。」孫中山談辛亥革命也說：「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 為什麼有這種「久蟄之人心」？因為軍中人權問題太嚴重了，民怨太深了。士兵是要訓練來打仗的，要打仗一定要愛護士兵，這是所有兵法如中國＜武經七書＞的基本要求。但中華民國部隊卻流行虐兵、整兵，以踐踏人性尊嚴為樂（違反立憲主義必須建立在「人之尊嚴」上），封閉的軍法系統更往往淪為看長官顏色行事的權力附庸。洪仲丘該旅上下長官會沆瀣一氣，不惜違法亂紀，連只剩幾天退伍也不放過，堅持把握最後權限私設刑堂，出了人命還集體掩飾及湮滅罪證，如果不是認定軍法系統宛如獨立王國，他們敢這樣有恃無恐嗎？ 軍法系統絶對不是、也不能是獨立王國，民主時代不容有正常司法制度的死角，軍法系統照樣受憲法規範，尤其涉及人命及湮滅罪證時，軍法系統沒有脫離正常司法要求的特權，亦即必須受最高司法權管轄，並不得違背憲法第八0條要求的公正及獨立辦案。當軍法系統無法符合上述要求，為民間及受害家屬廣泛質疑時，正常司法系統就必須介入，否則軍中人權將無望改善，軍法系統將永遠是軍中人權沈痾的幫兇及黑暗勢力護身符。台灣已經實行民主廿年了，軍中還像戒嚴時代，這說得通嗎？ 老一輩將領都讀過唐代李華的＜吊古戰場文＞，該文末段說：「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句句血淚，字字含悲。你們軍中長官對兵士的生養長大有何功勞？被長官害死的兵士又有何過錯？你們想過父母兄弟妻子喪失親人的巨慟及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嗎？ 義務役男不是職業軍人，他們更該受寬容對待，而不是相反，被職業軍人視為異類，強加折磨。什麼樣的國軍不懂愛護士兵，什麼樣的國軍就沒有戰力。＜黃石公兵法＞說：「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在洪仲丘，江國慶案頻頻發生的國家，能指望有民心、戰力嗎？

「成為男人」：洪仲丘跨不過的門檻

2013•7•15 中華民國幾乎每一位體檢合格的役男都服過兵役。當兵不只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還被視為「成為男人」的門檻，當完兵回來就是「男人」了。因為軍中的諸多考驗，容易使未經世事的年輕人迅速長大，體會人情冷暖、世道艱辛，以肉體及精神的磨練（或熬練）作為成熟的代價。只是「成為男人」若要痛苦到像洪仲丘、江國慶那樣，被不當懲罰致死或蒙寃被殺，代價也未免太大了。 軍中比起家庭、學校，是大社會，比起真正外面社會，又是封閉的小社會。預備役（即義務役）入伍的年輕人，大多把這裡當暫時過渡，以「數饅頭」稱呼在軍中的日子。他們和職業軍人形同兩個世界的人，留營的士官長對天之驕子的高等學府畢業生，尤其難免有羨嫉心理。而不幸在封閉體系中，「不怕官，只怕管」，後者對前者的權力無比巨大，一個入伍的年輕人，除了體能、技術、耐性等考驗，還要適應封建專制的級別關係及垂直單向的服從要求，一旦被鎖定為「磨練」對象，往往「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洪仲丘就是碰上了這種狀況。 很多人喜歡從人權角度談軍中問題，其實人權是普世價值，軍中法規未必不隨人權而進步。問題是軍中奉服從為軍人天職，「服從，服從，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像羅蘭夫人對法國大革命濫用自由的評語一樣，服從使一切懲罰合理化，甚至將人權完全踐踏腳下，把「不當懲罰」（如報復）做為不服從或違犯規定的合理管教，上級長官不只絕少干涉或過問，還處處予以配合、維護。於是，在極度封閉的軍中，規定因人而異、法令會轉彎、事情可大可小等「人治潛規則」就出現了。 我個人也當過下士充員兵，入新兵訓練中心時正逢九至十一月，中華民國重大節日都在此時；出操了兩週，我就被派去做壁報、繪畫，都是全中心性質比賽，結果教師節、國慶、光復節、蔣公華誕等都拿了冠軍，為連、營贏得多面榮譽獎牌，而全連打靶全中心第一，也不過一面獎牌。所以連長高興的對我說，他從沒看過這麼多獎牌。營長、營輔導長也驚動了，多次來看我工作。但勞苦功高的代價卻是被「補磨練」。 教育班長們說我是「死老百姓」、「要好好磨練」，除單獨出操外，結訓前最後一整週還安排我站中午十二到二點、晚上十二到二點的衞兵，而且是站訓練中心正門，走路既遠，又必須從頭到尾站直，又錯過大家午休及夜晚好夢方甜時光，站完衛兵各哨逐一整隊回營，幾乎就不能睡覺了。這就是「人治潛規則」之一。 印象更深的是工兵學校每一梯次卒業成績前二名，照例保送國防部，我畢業時符合條件，但大隊長臨時宣布金門缺兵，我們必須全員調往金門（而且分散編入步兵），我的保送就沒了。但一位我熟識的學員（家世似乎極好，母親常來學校），成績遠遠在後，居然告訴我，他不必去金門，將直接去憲兵連報到，毎天上下班。這也是「人治潛規則」之一。 「成為男人」的代價就是忍耐、適應各種年輕人認為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包括某類人在軍中較易被整、好學校學生較易遭忌、國民黨黨員待遇較優、質疑長官或對他們禮貌不周必定惹禍、不可看不慣長官行事為人。這當然痛苦，但成長本來就是痛苦的，沒有痛苦就沒有成長，「成為男人」意味著必須行過死蔭的幽谷而不遭害。像洪仲丘、江國慶那樣遭害，跨不過男人門檻，不只是忍耐問題，主要還是長官權力過大並濫用（如私設刑堂，釀出人命還阻撓司法介入）的問題。

民進黨何不試試贏得對岸友誼.

2013.7.7 民進黨舉辦第一場華山會議後，接連發生幾則感人新聞，一是兩岸謝、彭合作贏得溫布頓雙打冠軍，二是上海姑娘李婭莎榮獲金曲獎台語歌后，三是台北動物園貓熊圓圓產子。這些新聞宛如茫茫大海航行中遇見陸地，不由令人想到：政黨與其千方百計防範「一中陷阱」，搞到舉國舉黨不寧，何不試試去贏得對岸友誼？ 謝淑薇與彭帥分屬兩岸，但同年同月生，同時轉入職業，交情好默契好，球技又高度互補，堪稱絕配。當兩岸正為「一邊一國」劍拔弩張之際，她們的友誼早已突破國界，達到「增進相互了解，增強友誼團結」的奧運精神，兩人為兩岸合作共創雙贏開創了新頁。而李婭莎用羅馬拼音學台語，以其努力贏得評審肯定，得獎雖出乎太多人意外，卻證明台灣藝術界的包容及大氣，並令人反思藝術界能如此，政界是否也該如此？至於圓圓產子，其友誼的象徵意義更不待言了。 民進黨華山會議，是為尋求兩岸政策新共識，與會者都強調主權沒有妥協餘地，大家的立場就像蘇貞昌說的「面對中國，沒有人是正方、反方，因為我們同在台灣，都是同一方」。既然是同一方，那為何還要區分中華民國的主權（主體意識）與台灣的主權（主體意識）？中華民國的為什麼不能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統轄台澎金馬，為什麼中華民國一中不能是台灣的一中？可以「一中各表」、「憲法各表」的「中華民國一中」，何來「一中陷阱」？ 民進黨或許忘了，他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通過時，兩岸還沒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說，國際上的「一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防範「一中陷阱」是對的。但當對岸已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甚至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若不存在，哪來可以各表的一中）時，民進黨還要指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中華民國一中也當陷阱看，就太膠柱鼔瑟且明知故犯了。如果國民黨可以用中華民國一中贏得對岸友誼，自認比國民黨更不會出賣台灣主權及主體性的在野黨，為何不敢用中華民國一中（一中各表、憲法各表等）也去贏得對岸友誼？ 誠然，國家不是個人，兩岸政黨的友誼不可能用謝淑薇、彭帥的友誼去比喻。但對群體道德太悲觀了（如同華盛頓總統的名言：「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時，民族才是可以信賴的」）也不必要，全球化時代不同於民族國家時代，現在兩岸互動的國際氛圍也遠遠優於一、二十年前。更重要的，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乃至物種與物種間的互助共生，不只在全球化時代被高度期許，而且地球的「生存鏈」、「生物鏈」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自然淘汰說，被史賓塞誤導成殘酷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達爾文更注重也更強調生物間、物種間、人類社群間廣泛的互助合作。不只達爾文，所有無政府主義者、重農（放任）主義者，理論背後都相信人類的合作、自治、和諧及平衡本能。若沒有這種「自然秩序」信仰，倡導道德情操的亞當•斯密是不會也不敢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規律的 ！ 政黨組織的目的就是執政，民眾期待的政黨政治也是輪替執政。而要輪替執政，政黨必須有足夠國際眼光、足夠進步勇氣，也就是吸引選民支持的魄力及視野。「一中陷阱」既已證明是落後指標，是民進黨信心不足、集體恐懼的幻影，民進黨就該效法謝淑薇、金曲獎評審，以包容及大氣去贏得對岸友誼。

就欠「中華民國一中」這個藥方.

2013/07/05 民進黨為期三個月的華山會議，目標如主席蘇貞昌所說，要「提出更符合台灣未來利益的中國政策」。但他又說＜台灣前途決議文＞仍是民進黨核心價值，黨的對中政策必須和國民黨有所區隔，不必和國民黨競爭北京支持。對此，沈富雄直言，要人民能接受、對岸能忍受，又要與國民黨有區隔，這樣的新中國政策根本不存在。 問題正在這裡，民進黨如果不像謝長廷那樣走出艱難的第一步，只想面面俱到，新中國政策絕不可能誕生。首場討論中，原則派與權宜派的發言不是太僵化，就是太權謀；什麼目前的論述就很好，大同電鍋再老還是最好用，或什麼發展出一套論述去週旋，讓對方願意坐下來談，對民進黨重返執政不失為權宜措施。這些說法才真是把人民及對岸當白痴。民進黨既要重擬中國政策、尋求突破，就應誠懇務實，切忌「不誠無物」。 事實上，不必改變太大又最務實的方式，無過從＜台灣前途決議文＞的解釋下手。決議文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就用這個「中華民國」面對人民及對岸，台獨的疑慮不是解開了嗎？「憲法各表」、「一中各表」不就有了相同立足點了嗎？決議文又說應揚棄「一個中國」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認知混淆；那採用「憲法各表」、「一中各表」應沒有混淆問題了，因為國際會混淆，是因一中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一中也有中華民國版本，而且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有效管轄台澎金馬時，一中又何必揚棄？ 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制憲正名）在阿扁喊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並經歷多次選舉挫敗（選舉挫敗代表多數選民反對或害怕）後，已經面臨窮變變通關口，更符合台灣或民進黨未來利益的應是中華民國的台灣主體意識而非台獨的台灣主體意識。台獨與台灣雖只一字之差，意義卻大不相同，前者意指民進黨已替人民做了前途選擇，後者則尊重兩千三百萬人選擇，前者不必要的區隔台灣與中國，後者則融二者於一爐。「中華民國台灣」原已於九0年代代表台灣藍綠和解及國家最大公約數，不幸卻在阿扁執政後期被越來越偏激的「一邊一國」論調破壞了！ 解鈴還需繫鈴人，民進黨回歸「中華民國台灣」，緊緊守護好中華民國的台灣主體意識，是人民對該黨最大的期待。民進黨要重返榮耀，要重新執政，要民共交流，一定不能缺乏「中華民國一中」這個葯方。中華民國一中看似矛盾，但政治上矛盾的東西太多了，矛盾不是重點，有沒有誠意才是重點。沈富雄建議民進黨對中政策不妨「向國民黨靠攏」，這絕不是玩笑話，朝野在對外政策上不是本來就該力求一致嗎？

民主機制失靈 極獨召喚極統.

2013/07/01 被通緝的白狼張安樂高調返台，臨行前表示此行除了投案，就是宣揚他的政治理念。返國前席開數十桌的送行盛況，抵台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浩大接機，現場千名警力鄭重其事的部署，以及白狼一路上手捧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冊子，在在說明了這是一趟不同尋常的旅程。很顯然，白狼此行是成功的，而隨著他的英雄式入境，統一勢力的再度崛起已可預卜。 事實上，用常識想都知道，中國崛起，統一勢力必然跟著崛起。問題僅在於，哪種方案最能為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市場認同度低，偏偏這是中共官方的政策。「一中兩府」是最佳方案，偏偏民進黨不接受一中。民進黨喜愛最多民眾支持的「民主獨立現狀」，偏偏這現狀是指中華民國，不是民進黨口中的台灣。 正因民進黨不接受一中（對他們而言，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幾乎不是該黨選項，中華民國的正當性遂被極度削弱，台灣也在開國鎖國的議論未定中持續內耗，不只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以來良好的和平發展機遇錯失（國共二00五年才正式交流，民共交流則尚在摸索），最能對統獨僵局起調節作用的民主機制也跟著失靈，「中華民國」（台灣民主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失去了緩衝器及安全瓣功能。到最後，僵局長期無解，極獨就會召喚極統，類似白狼這種角色就會應運而生。 台灣的「一國兩制」相對於「一邊一國」，堪稱旗鼓相當，位列光譜兩極，說前者是被後者激出來的亦不為過。因為第一，獨派割裂了中國（中華民國）認同，失落的心靈必須重新尋求安頓，越是「愛國人士」越是如此。第二，民主機制原被期待最能包容異質、超越對立，政黨尤其被賦予輪替執政及整合社會兩種權責（有執政權利就有整合社會義務），當政黨政治無法提供上述安定保障，反而因意識形態對抗而成為最大亂源時，失望或受挫者即有可能接受「一國兩制」，以期「結束亂源」。 成功的民主透過和解，能轉化對抗、分裂，讓國家力量向上提升。失敗的民主則相反，原本和諧的變成分裂、對抗，全國向下沉淪。台灣目前的情況接近後者，以致大陸人以一句順口溜「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形容台灣政治。而民主機制失靈，「中華民國」失去緩衝器及安全瓣功能，結果將是統獨各逞其能，只剩此消彼長的「非此即彼」一途。 阿扁執政後期是極獨衝到最高峰並急轉直下的統獨消長分水嶺。中國的＜反分裂法＞出爐，美國由小布希總統脫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到國務卿鮑爾鄭重宣示「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標示了極獨的榮景不再 。等到紅衫軍興起，民心轉移，0八年馬英九大勝，統獨雙方的消長更已確定。馬英九做得再差，一個九二共識就能使蔡英文二0一二年功敗垂成，兩岸關係甚且成為民進黨重返執政的最大罩門，獨派還有多少光環已不待言。 在民主機制失靈下，獨派之消自然意味統派之長，白狼這次英雄式的入境在過去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反觀民進黨，至今僵化態度依舊，謝長廷「民共交流」的努力儘管獲得社會普遍認同，黨內仍不予以祝福，民進黨各天王為了追逐二0一六門票，已經「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這樣的領導 民眾怎麼辦

2013/06/20 馬英九執政五年多，國內外一致的共識是笨、無能。此等資質如果安分守己，不擾民、不妄為，也許還不致造成大害。不幸，馬是一肚子改革又即興而為、漫無章法的人。同時他又極度好面子且自我感覺良好，即使政策錯誤窒礙難行，也要留個尾巴貽害後人，每項改革都成為後任及全民的負擔。而他仍振振有詞以公平正義自居，還要連任黨主席、要領導全民三年。面對這樣的領導人，現在已不是馬要怎麼辦，而是民眾要怎麼辦的問題了！ 回顧馬的政策，幾乎都在和民眾作對。馬主動替富人減稅，搞到國家稅收不足，許多政策無錢推動，馬竟把脳筋動到一般民眾頭上，如油電雙漲、證所稅、健保附加費、十月電價再漲等。這都是「富狗偷食，窮狗當災」，加重民眾負擔、降低資本市場流通、刺激物價飛滁、打擊民間消費力，與08年以來世界性的擴張財政、刺激消費趨勢背道而馳。如此和全民作對的結果，當然是景氣恢復無期，經濟數字不斷下修，在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表現亮眼之際，只有台灣「斯人獨憔悴」。 12年國教入學方案及排富條款最近亦弄得全國家長及學生莫知所從。改革最怕不確定，偏偏馬政府經常翻來覆去、極度折騰人民。12年國教改革、募兵制及軍公教勞年金改革等無不如此。試問，沒有財源為何急著推議論未定的12年國教上路？馬政府究竟視全國家長及學生為何物？而國教本是國民權利及義務，理應一律平等，有幾個國家是排富的？募兵制一樣，美國已警告會造成預算排擠，嚴重弱化台灣國防，馬卻一意孤行。更別提年金改革的虎頭蛇尾、為德不卒、只知剝削勞工了！ 更荒唐的是，標榜清廉的馬，身邊親信一一貪污，貪污又不判貪污罪，並且變本加厲下令＜會計法＞偷渡修法，要為貪污的民代們除罪，馬的虛偽及毀壞法治暴露無遺。此外，倡議東海和平的馬，竟為廣大興事件輕動干戈，前往菲國門口軍演，搞得台灣和平形象大壞；聲稱贊同非核家園的馬，也「瘋狂」推銷核四，與絕大多數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作對，違反國家元首職責。以上等等，已不只是笨及無能，而涉及國家元首最需要的穩健及「了解民間疾苦」。讓這種人再領導三年，政策錯誤不知要伊於胡底！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可怕，馬團隊卻兩者都是累犯。一個沒有核心價值、沒有方向感、沒有領導力，執行又一蹋糊塗的國家元首，絕對是人民及國家的沈重負擔。許信良新著＜台灣現在怎麼辦＞指出，如果總統、國會、政黨都不能回應這階段台灣的迫切需求，就只能寄希望於人民，因為「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活在不安中嗎？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活在無助中嗎？」現在真是民眾自問要怎麼辦的時候了。

要注重的是中華民國的存在

2013/06/16 兩岸一埸吳習會，吳伯雄宣稱雙方達成很多共識、消除很多誤解、他的很多意見都得到善意回應。民進黨蘇蔡兩位前後任主席則或大呼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請中國「不要逼人到絕地」；或指控馬政府向中國提出一中框架，卻未公開表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等於變相接受北京一中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沒有各表，「中華民國究竟還剩下什麼？」很顯然，兩岸問題是朝野各表依然，分歧依然。 吳伯雄自認成就的事，當然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及國家現狀，他的三段論式「馬是中華民國總統，忠於中華民國憲法，根據該憲法，兩岸非國與國關係」，就論述而言無懈可擊。何況他還附了注腳：大陸方面也了解，有些事一定要得到台灣內部共識、民意支持。綠營「賣台」之說不能成立。 那綠謍錯了嗎？也未必，很多在論述上無懈可擊的東西，實質上未必行得通，要看雙方良心。這是綠營振振有詞的根源，他們甚至在某程度上扮演了兩岸關係的守門人角色。只是這角色若逾越適當界限，成為「去中華民國」的台獨，它就對守門職責無益，並對自己執政之路有損。台灣需要的民進黨絕不是拿台獨來弱化、消耗中華民國存在合法性的敵對性政黨，而是讓台灣與中華民國相輔相成的競爭性政黨。 綠營常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不只實質上行不通，論述上也行不通，比中華民國不如。以蘇蔡這次對吳習會的批評看，蘇是批中國，蔡是批馬政府，二者都只看到台灣主權，沒有看到中華民國主權。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及＜國統綱領＞，台灣確是中國一部分，台方的一中是指中華民國，而馬政府不必當面表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中華民國早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道理相同。 一國政府若必須每天說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它的信心或認知一定是有問題的。而吊詭的是，不斷要求政府表態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人，往往是否認或懷疑中華民國存在的人。 國家先於主權而存在，主權依附國家而非國家依附主權。國家不只不等於主權，還高於主權；主權的內涵及主權者可以因時代及政體變化而不同、分割、分享，國家卻只有一個。例如有議會主權、人民主權、三權分立等並存，卻不會有台灣與中華民國兩個國家並存。因此所有注重主權而不斷強調主權被出賣的人，最好記住，只要國家及民主健在，主權既不會因幾次連胡會、吳習會而被出賣，也不怕被出賣。 要注重的是中華民國的存在。沒有了中華民國，什麼人民、領土、主權都沒有了。換言之，只知保護台灣而不知保護中華民國，或只注重台灣主權而不注重中華民國的人，是弄錯兩岸問題方向的人。

忘掉「界限」，只會帶來自毀.

2013/06/06

工業原料長期混充正常食品添加物，造成台灣黑心起雲劑、黑心粘著劑、黑心醬油、黑心香料泛濫，假的美食竟比真的美食鮮美可口，台灣也因此浪得美食王國虛名。然而清水變雞湯的奇蹟畢竟像青蛙變王子，童話真相一旦揭穿，台灣的美食地位立告動搖，留下大批信用破產、載浮載沉的食品相關業者，以及食不安心、「吃這也癢，吃那也癢」的廣大消費者。問題出在哪裡？出在我們急功近利，政府不把關，商人不自律，忘掉了沒有「界限」的進步只會帶來自毀。

人類飲食的進步何等緩慢！14世紀初西方家庭烘烤麵包才得免稅，16世紀中期准許民間使用牛油，1570年宫廷開始使用餐具，17世紀中期法國第一次出現咖啡及簡單食譜，1691年首次有文獻提到餐廳，1746年現代第一本烹調食譜問世，1818年首次出現蔬菜牛肉濃湯食譜，1823年發明沙丁魚罐頭，1925年乳酪搬上餐桌，1929年發明冷凍食品。而台灣牛肉麵也經歷50年以上才成為美食，台灣夜市（如圓環）美食更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和近年聲名鵲起的珍珠奶茶、鳯梨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更別說迅速竄紅夜市的炸雞排、滷味了！

迅速竄紅的代價自然是犧牲品質和安全，只講究口感口味。而沒有比化學調味更能欺騙人類味覺了。於是，在政府不盡責把關，源頭廠商紀律隨之廢弛下，台灣製造出大批假名廚、假美食，民眾的健康及食品業的誠信也跟著賠掉。做為報應，台灣成為世界洗腎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台灣黑心食品大國的惡名最近更是不脛而走。當然，在整個事件中，人民是無辜的，食品供應鏈末端的大多數小店攤販也是無辜的，可惡的是政府及極少數源頭廠商。政府如此放任黑心商品毒害人民，按啓蒙時代標準，就該被推翻治罪！

想要進步速成，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為了達成夢想，人們甚至不惜破壞自然、超出人類（生物和道德）極限。有了車船，就要飛機；有了火砲，就要飛彈導彈核彈；有了科技，就要人定勝天。同理，烹調、烘焙無法成為阿基師、吳寶春，就用化學手段讓人人是阿基師、吳寶春。這裡面包含著一種現代性的傲慢及美德的踐踏，也就是對「界限」敬畏（或稱尊祟）的消失。

「敬天畏民」是中國傳統的「界限」，深信逾越了這道界限就有報應。古代西方也把這種敬畏尊祟當成美德，感恩意指感謝比人類更高外力的祝福，忘恩意指拒絕承認人類能力的極限，後者也成了美德的對立面及原罪的來源。除了亞當和夏娃這個眾所周知的故事外，阿波羅𠒇子駕著父親太陽車，脫出日夜循行軌道，而遭宙斯天雷擊毀，是另一個故事（文學家卡繆說得好：「太陽神阿坡羅逾了矩，也難逃正義婢女的制裁」）。兩個故事無寧都是先民智慧的寓言化，在告訴我們：沒有界限，一味追求不擇手段的前進，只會帶來自毀。

民進黨竟有這樣的主席及總召.

2013/06/02




對政治黑暗及人情冷暖體會甚深的杜甫，曾留下「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及「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變幻為蒼狗」的感慨。他甚至說「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把政治比擬為下棋。最近哄鬧一時的民進黨黑道入黨案，以及後續的阿扁返黨案，正是蘇貞昌與柯建銘的聯手弈棋，為明年黨主席連任及二0一六大位預為綢繆，其翻雲覆雨、白雲蒼狗之狀，杜甫亦將嘆為觀止。

柯建銘是黨內「永遠的主流派」，阿扁掌權，他就聽扁，蔡英文掌權，他就聽蔡，現在蘇掌權，他馬上聽蘇，並向報社發表＜歷史無法切割，只能承擔＞一文，替蘇打蔡。有這樣好用的人（如同當年扁系喜用金紀九），難怪民進黨不思長進，柯也穩坐立院總召，成為扁及後扁時期該黨「特色」景觀之一。

而蘇、柯挺扁入黨的言論更令人匪夷所思，無法相信這是當年為了救黨而執意讓扁退黨的同一批人。柯的＜歷史無法切割＞一文，全盤扭曲歷史，如稱扁聽他勸解後，「二話不說，主動退黨」。事實上柯只是黨的傳話人而已，扁是迫於黨內公議而退黨，黨的廉政會聲明稿且清楚指出：扁已違背民進黨清廉、愛鄉土價值，導致公私領域不分，有負對選民承諾，構成違反廉政行為。

柯還一再說扁案是「政治迫害」，說扁移監培德是「二度傷害」。這是和民眾（尤其是紅衫軍）的認知標準及常識打對台？還是和當年廉政會的聲明唱反調？柯為了蘇貞昌連任黨主席，連基本的歷史良心及廉恥心都不要了嗎？柯難道沒有看到，扁入培德後如魚得水，又開始插手民進黨家務事，指令某人選這某人選那，彷彿民進黨大家長嗎？蘇貞昌也敏銳嗅出扁及挺扁黨員的行情，而急著拉攏扁嗎？

柯最翻雲覆雨的是這段話：「執政八年早已是民進黨歷史的一部分，試問歷史又如何切割？切割其實是政治上的投機。」歷史不能切割嗎？蔣經國要為蔣介石在大陸時的行為負責嗎？清廉的大多數民進黨政務官要為扁家的貪腐負責嗎？如果歷史不能切割，人類就沒有反省歷史及「記取歷史教訓」這回事，扁家犯過的錯，蘇、柯等人都會繼續再犯。

反對切割歷史就是拒絕反省錯誤，一起走向沈淪。蘇貞昌針對黨內質疑阿扁返黨會影響二0一四、一六選情，一副悲天憫人狀，要大家「少點算計，多點人性」。然而，憂慮影響全黨是算計嗎？這是黨的切身利害及價值崩毀問題，怎能說是算計？反而蘇為自己「私利戰勝黨利」拉攏阿扁，才是算計太多，不顧黨的沈淪。至於蘇為扁緩頰，指稱扁0八年已表達認錯。實情真是這樣嗎？那為何社會還一直要民進黨反省、要扁道歉？為何扁家自始至終口徑一致，說是政治迫害？連蘇最近也改口稱扁案是政治迫害？

蘇、柯上述言行都是「翻手為雲覆手雨」。一個打橄欖球的人在主席任上專打躲避球，已是怠忽職守，現在竟連救黨都不如救自己重要。而一個黨內永遠的主流派，為了貫徹毎一仼黨主席意志，竟不惜全盤扭曲歷史及黨的基本價值。有這樣的主席及立院總召，民進黨還有救嗎？

莫把阿扁當病貓看

2013•5•28

不久前，一位名醫曾公開保證扁已是「政治廢人」，不會再惹麻煩。言猶在耳，扁爭得台中培德安頓後，麻煩馬上再起，一個恢復黨籍案及重新申請入黨案，就讓民進黨上下人仰馬翻，眼看阿扁即將光榮返黨。那將是貪污定讞的人帶案入黨，更是受刑人成為黨員及當然黨代表。誰說阿扁是病貓？他只是老虎不發威被當病貓看而已！

民進黨當年對貪污定義何等分明、黨紀何等嚴厲。但扁任總統兼黨主席後，民進黨享受權力滋味，標準改變了，像進入北京城的李自成部，不只此後司法定罪才需除名，而且阿扁被勸退黨，還可免去除名手續，民進黨並為他合演了一齣戲，指控扁案是「司法不公」、「踐踏人權」，最後是「政治迫害」。既然連民進黨現任主席都說扁遭政治迫害，扁不要求恢復黨籍又待何時？同時在該黨幾乎全體立委連署要求恢復扁黨籍下，還有誰敢說扁是貪污犯？

民進黨這齣戱源自扁家扁辦的反撲，亦即阿扁出手（如同這次返黨案）。扁顯然看出了拖住民進黨才是自救之道，因此威脅要公布14億給黨內的捐款名單，陳幸妤及吳淑珍還說有意與扁切割的人「誰沒拿過我家的錢」。從此民進黨乖乖就範了。扁案共犯的陳致中近日甚至義正詞嚴反駁蔡英文的「扁要努力爭取社會諒解」說，怒斥扁是遭政治迫害，要努力什麼！

假裝不看問題，問題卻在那裡；假裝傷害已過，傷害仍在蔓延。這是民進黨的困境，不越過這道阿扁障礙，困境始終無解。台灣選民縱然認定國民黨更貪腐，卻不認為不認錯、不與阿扁切割（至少該為扁的功過定調）的民進黨適於返回執政，因為過錯不檢討，永遠可能再犯。這也是中共為開國30年路線錯誤及毛澤東文革罪惡定性定調的主因。沒有全黨徹底檢討，歷史永遠跨不過那一頁，人民永遠無法原諒該黨。

民進黨屈從扁威脅，其實是不必要的。別說扁作風形同勒索，而且提拔四大天王及蔡英文，都是共和政治常態，主人是人民，不是阿扁，如果被扁提拔的人就該回報，那選民提抜扁當總統，扁又回報了什麼？其次，14億捐款並不是阿扁的錢，黨主席統籌統分捐款是民進黨慣例，當年黃信介、許信良等也這樣做，這些錢本是捐給民進黨，從未聽過有人威脅公布名單，阿扁膽敢這樣做，就該受到群起指摘。

民進黨不必要的心虛造成阿扁一家食髓知味，重新申請入黨案就是如此。仍在㘴牢的扁返黨並不是個案，它涉及黨的價值觀，而黨是集體的，一旦通過扁入黨，整個黨就需集體承受民眾反彈後果。阿扁絕對不是病貓，他是一頭虎視眈眈、步步進逼的老虎。接下來要看黨內群鼠如何為集體生存，去給這頭大貓掛上鈴鐺了。

台灣的外交智慧在哪裡？.

2013/05/23

馬政府處理廣大興事件，儘管獲得國內一致支持，過程卻離離落落，該硬時不硬，不該太硬時太硬，搞到原告變被告、受害一方變逼迫一方，被菲國耍得團團轉，國際形象大損。孫子兵法說的「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正是我方寫照。而不知己又不知彼的關鍵在放棄外交。一般人常說「弱國無外交」，其實放棄外交更易變成弱國。

菲律賓的外交及國際宣傳明顯優於我國，處處掌握先機。駐台代表白熙禮未獲道歉賠償調查授權，卻讓我方誤以為獲得授權，成功達成緩兵欺敵之計，包括可能故意激怒我方制裁。等到我方犯了「主不可怒而興師」大忌，大軍壓境，菲方正好裝可憐，把我方打成欺凌者。而我方卻在制裁啓動後，還未對廣大興事件有清楚說明，平白把吸引國際同情的優勢送給打人喊救人的一方。

弱國之不一定無外交，菲律賓這次對台外交大勝是證明。自從近代民族國家興起，孫子兵法開章明義標舉的「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更適用於外交，西方各國名臣如梅特湼、塔利朗、俾斯麥等，無一不在外交立下赫赫戰功，西方軍事思想家從克勞塞維茨到李德哈特，更是強調外交（政治）為主，戰爭或準戰爭（如最後通牒）為輔。甚至兩千多年前中國＜戰國策＞及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對外交重要性描述得栩栩如生。

沒有外交，就不易知己知彼。以廣大興事件為例，我們對阿奎諾三世意向有否亊先設法了解？處理事情時有否經過直接或間接（透過第三國）折衝？馬政府宣布72小時通牒前是否先已成竹在胸，有助事件解決？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是盲人騎瞎馬，只憑誤打誤撞。

好的外交不只能掌握先機，還能化不利處境為有利。維也納會議處置戰敗的法國，該國眼看任人宰割，㙮列朗的一席話「敵人拿破崙已在厄爾巴島，現在的法王是和平保障」及針對列強矛盾多方折衝，卻轉移了焦點，拯救了法國。晚年他自我辯護：「有人認為我對拿破崙忘恩負義，他們都忘了，戰敗的皇帝只會給法蘭西帶來災難。政體及政權是可變的，法蘭西卻是我的祖國，我必須為祖國效命。」

十七世紀威斯特法里亞和會時，各國還認為俄羅斯不配參加，到維也納會議時，俄羅斯已是歐陸第一強權，只有法國駐聖彼得堡代辦及早看出了俄國潛力，他在外交報告說：「一個得以適應大自然嚴酷考驗的國家，再加上奴隸式的服從，人民需求不多，因而戰爭所費極少，此種國家極可能走向對外征服。」類似上述真知灼見的外交報告，在近代西方汗牛充楝，構成了＜製作路易十四＞及＜凱撒琳大帝＞種種當代名著的精髓。

看看西方，再看看主張外交休兵的台灣，不禁令人要問台灣的外交智慧在哪裡？

維護主權就是維護國家存在.

2013/05/18

國家紀律廢弛、貧困及失業率居高不下、親貴政治及腐敗當道的菲律賓，幾十年來被世界視為「亞洲病夫」，菲勞菲傭的大舉外出說明了這個國家上層的無可救藥及人民的悲慘。直到近年，該國在阿奎諾三世主政下，經濟略有起色，「抓大魚」打貪的行動開始啓動（抓的其實還是政敵），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指數排名也稍稍前移。

沒想到，就在各國刮目相看之際，菲國官方竟然膽大妄為，不顧國際法規範，亂槍射殺了在台菲重疊經濟海域合法作業的台灣漁民，事後又對台方要求的道歉賠償拖延耍詐、答非所問、全盤否定犯罪，甚至倒打一耙，玩起惡人先告狀、被告變原告的國際宣傳遊戲。

很顯然，擅長在兩岸玩「一中原則」的菲國，根本不把台方國格放在眼𥚃。加上以往台灣政府對漁船的被欺凌、綁架、勒贖，任其自生自滅，以致菲方看準台灣方面膽小怕事的弱點，暴行變本加厲，最後升高為海盜行刑式槍殺。

什麼樣的國家才會在公海上以海盜行徑槍殺另一國漁民？當然是強盜國家。菲律賓連強盜國家的資格都夠不上，又非索馬里亞的無政府狀況，卻對台灣漁民採取官方海盗行為，只有一種解釋，就是認為台灣漁民是國際孤兒，沒有國家保護，可以任意生殺。看到菲國公務船在公海上肆無忌憚追獵台灣漁船，宛如捕捉野貓野狗，有人會想到這是有國家保護的漁民嗎？有人會相信台灣海巡署船隻可能就在附近巡邏嗎？

大家千萬不要忘了，菲律賓並不是好戰國家，該國久經西班牙、美國統治，殖民地性格濃厚，貪生怕死、出爾反爾、見風轉舵是其特色。馬可仕獨裁，把國家搞到極度沈淪，人民也不敢起來反抗，最後還是因為槍殺了政敵阿奎諾，引發世家分贜政治失𧗽，美國不得已介入，才有所謂的「人民力量」、「鮮花革命」發生，連分贜有分的其他世家代表性人物（如前後任國防部長）都站出來表態要他走。這是革命嗎？不是，這是表演，馬可仕上下台不過就憑美國一句話罷了。

革命如此，政變也一樣。後馬可仕時代，該國經常政變，每次政變都像官兵示威，政變發動者也沒有什麼可怕後果，有一次甚至只罰集體交互蹲跳三十六下。不論革命或政變，該國都是在表演，更像拉丁美洲國家，而不像亞洲國家。這樣的國家竟會下令槍殺無武裝的台灣漁民，如果不是台灣自動放棄主權、亳無原則的息事寧人，國力不堪一擊的菲律賓敢如此囂張嗎？

台灣確實有主權困擾。但那是定義上的困擾，實質上的國家主權一直存在，而且運作良好。即使主張擱置主權爭議的「治權互不隸屬」論者，也不能否認，治權是主權表達的一種形式，主權與治權並不是兩件事。既然如此，主權就不能隨便放棄。放棄維護主權就形同放棄國家，維護主權就是維護國家。

超越威斯特法里亞、超越國家主權的呼聲，在全球化時代繼起不絕。但即使最積極的主權放棄論者，也是針對「國家」與「主權」之間的矛盾而發，尤其是在內政上及國內外各級政府的垂直關係上，至於國際關係上，主權是萬萬不能放棄的，國家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其主權，例如未獲他國承認的國家，仍然擁有主權，主權存在，國家就存在，一旦對外自動放棄主權，國家也將時日無多了。

台灣海空齊發，遠赴南疆經濟海域宣示主權，是正確的行為 ；國內朝野各黨各界一致對外，也是正確的行為。一個國家絕不能讓別人無視於你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護漁必須持之以恆，如同國防部承諾的，只要漁民合法作業，「漁船在哪裡，海巡署的艦艇就在那裡」。中華民國要證明自己的存在，首先要讓海上漁民看到政府的存在，看到他們不是任人欺凌的國際孤兒。

瘋狂與邪惡只有一線之隔.

2013/05/07

貪污的林益世被法官判決不是貪污，不貪污的柯文哲卻被調查局列為貪污，以致柯文哲驚呼「國家瘋了」。國家當然沒有瘋，人民都很正常，只能說是政府瘋了。而瘋狂與邪惡之間只有一線之隔，猶如柏拉圖稱天才與瘋狂不可分割、喬治桑指天才與瘋狂只有一線之隔。某些人誤認是瘋狂的政府行為，其實可能只是邪惡。

戒嚴期間台灣叛亂案接連不斷。有那麼多叛亂嗎？當然沒有，是政府邪惡，存心亂判，製造寃獄。政府為何能隨心所欲製造寃獄？因為司法不獨立。那現在司法獨立了嗎？也𣎴。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都是總統提名，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立院同意形同虛設；司法官訓練所式的法官養成，更讓政黨及執政者有太大介入空間。馬英九掛不離口的司法獨立辦案及不干預司法，只能說是「客套話」，意思是我有很多途徑干預司法，只是我不做而已。

而馬真的不做、不干預司法嗎？李朝卿貪污案發前夕，法務部長及檢查總長齊下南投，他們去做什麼？地方貪污案干他們何事？當然有更優先的事必須處理。而能同時叫動部長及總長的只有總統。林益世案也一樣，法官不判林貪污，合理的推測是林為馬愛將，不能落人「借馬之寵貪瀆」的印象，於是否定了他的貪污及實質影響力，讓馬維持不沾鍋。甚至阿扁下台後一大堆政務官被以貪瀆起訴，「辦綠不辦藍」，疑問也在除了馬，誰有分割藍綠的通天本領？

爭辯司法獨不獨立或扁時期有否比馬司法獨立，是很無聊的事。無論扁馬時期，司法都不獨立。而最令綠營正派支持者不諒的是，扁是律師出身，居然知法犯法貪瀆，罪加一等；扁政府一大堆律師當道，居然對積弊已深的司法不思改革，從黨外時代就長期要求的司法（制度面）正義，扁政府律師團皆交了白券，辜負人民及前輩的付託莫此為甚。

扁馬都是學法出身，都不搞司法制度改革。號稱「陳青天」的陳定南，在法務部長任內投閒置散，幾成閒缺，因為阿扁不讓他改革。反對運動出身的阿扁尚且如此，全然黨國教育出身的馬可能更不干預司法？更重視司法改革？或更不破壞司法公正嗎？

季辛吉說權力是春藥。其實權力更是邪惡之源，所有掌權者無不喜好「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行什麼令？就是趁手的法條，既能對付異己，又能對付不聽話的同志。令這麼方便、這麼好用，為何掌權者要改？不但不改，他們還要曲解法律，讓法律隨他們的喜惡𠒇圈子。例如，以阿扁貪瀆被抓就是政治迫害的邏輯，阿扁可能道歉還錢、承認有罪嗎？同理，以馬不沾鍋及死不認錯的習性，林益世可能被判貪瀆嗎？

人頭黨員是假民主.

2013/05/04


民進黨爆發黑道集體介紹入黨事件，在黨內鬧得沸沸揚揚。外界以民進黨「染黑」看待此事，其實染黑不是重點，黑道也尚未影響該黨，重點是某一方要以人頭黨員當投票部隊，贏得明年黨主席選舉及七合一黨內初選。但為何黨內選舉要搞人頭？因為這是民進黨文化。

民主是現代政治基本運作形式，民主精神成熟的社會注重實質，不成熟社會注重程序。所謂「程序民主」，就是「投票民主」，選民的唯一功能就是投票。所以聰明的政客發明了投票部隊，用豢養人頭黨員，或一票若干元買票，或更高明的政策賄選（如軍公教退撫優惠、老農津貼），來贏得選舉。這樣的民主當然是假民主。而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歷次選舉都精於此道，民進黨則在「黨內民主」上青出於藍。

「黨內民主」是一個荒謬的名詞。黨與國家不同，國家涉及主權、被治者同意，屬非自願結合，成員不論願與不願都需接受統治，因此民主程序及司法保障特別重要；黨卻是自願結合，黨員間無統治與被治關係，民主程序不需如此講求，許多最民主的國家，尤其是內閣制國家，政黨內部往往不民主（剛過世的柴契爾夫人就很獨裁）。

偏偏這種「黨內民主」民進黨最擅長。該黨派系互不信賴，民主政黨習用的黨內協商不適用該黨，只好乞靈於「黨內民主」，形成獨特的民進黨風格：民主一層一層下降，防弊一層一層上升。也就是，認定黨員比黨代表民主，黨代表比中執委民主，中執委比中常委民主，中常委又比黨主席民主；當某一層（如主席）決策遭派系質疑，就改為下降一嫑（中常會）決策，再不妥，再下降一層，最後全部重大事項都要黨代表大會或黨員直選決定。

以當年台獨黨綱為例，獨派在中常會鬥不過，就拿到中執會鬥，中執會鬥不過，就拿到黨大會鬥，一年一年一次一次鬥下來，台獨黨綱終於通過。黨主席則原由中常委選，為了「更民主」，改由黨大會選，黨大會仍不行，再改為黨員直選。立委、國代情況相同。

逐層下降的黨內民主是民主的走火入魔，等於不相信代議精神，只相信最基層黨員。這終於逼出人頭黨員這一終極武器，「人頭一出，誰與爭鋒？」每次黨內初選，遊覽車、中小巴、計程車載人蔚為奇觀，許多優秀人才亦因不願或無力經營人頭而被反淘汰出局，人頭大戶及人頭派系成為民進黨的「金氏奇蹟」，不公平的投票制度莫此為甚。最後人頭黨員攻陷民進黨，該黨終極防㢢被迫出爐，以提高民調比例，甚至變成全民調，來扭轉「選富與強」而非「選賢與能」亂象。唯有黨主席仍需黨員直選，因此人頭黨員亂象依然，一些食髓知味的派系最近甚至喊出恢復黨員直選各項公職人員。

民進黨的人頭黨員泛濫是假民主，說明了政治文化沒有陪養法蘭西斯•福山所謂的「誠信」，光靠層層下降的黨內民主是沒用的，道高一尺永遠魔高一丈。民進黨必須根除自欺欺人的假民主，人頭黨員才能真正絕跡，類似黑道集體入黨事件才不會再發生。

反對黨不能以反對為職志

2013/04/23

施明德針對扁鬧自殺指出，哪個囚犯沒有憂鬱症？就算扁自認遭政治迫害，也該有個政治犯樣子，不能一直抱怨不放他或尋死覓活，「要有異議份子的尊嚴」、「請留給我們一點前總統的尊嚴」。針對法務部臨時將扁移監，他也說難道要預先通告，讓大家來刼囚嗎？

施明德這些話說得太好了，既像一條漢子，又有令人懷念的1970年代黨外風骨。這點骨氣現在民進黨快要絕跡了。身為反對黨，他們除了理直氣壯反對（而且是表演性質的反對）、做錯事振振有詞強辯、黨職越高越精於算計個人得失外，幾乎看不到任何高度及深度。這使原本對反對運動充滿期待的人已經不敢再抱期待。

阿扁一年來的軟弱，與一向自豪「比氣長」的他簡直判若二人。總統大選期間，他還對民進黨發號施令、比手畫腳，怎麼蔡英文剛落敗，他就變得病體支離了？而民進黨明明全黨被扁害慘，馬政府「完全執政」是扁幫忙，民進黨卻從不檢討扁，也不促扁道歉還錢，只一味要馬放扁，一聽到扁移監而不是保外就醫，更是全黨震動，不惜放開緊要的核四攻防，殺去法務部興師問罪。

這種「反對使賴皮合理」的行為，正是70年代黨外所厭惡的。不只無端被捕、酷刑的楊金海、顏明聖、白雅璨堅持風骨，美麗島志士也具備這種風骨。當年施明德被關到憂鬱，經常情不自禁流淚，卻從不示弱。鄭南榕、林義雄等更是可歌可泣。即使爭議頗多的呂秀蓮也是鐵骨錚錚。誰想到阿扁居然要靠裝病及公投綁大選來贏選舉，貪污有罪還謊稱是政治迫害，最後連自殺這招也使出來了，而其他同志有樣學樣，踹破法務部長門竟說是在執行立委職責，看到阿扁手腳不抖的影帶竟惱羞成怒，指控法務部長洩漏個資。

反對真的能使一切賴皮合理嗎？絕非如此。反對或反抗者如果沒有比壓迫者更祟高的品格，反對將只是以暴易暴，明天不會變得更好。那些以為反對就是反對黨職業或志業的人，有必要記住馬克斯•韋伯的話：「政治做為一種志業必須對政治感受到使命與召喚」、「我所謂的職業政治家是兼備了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的真正的人」。政治過去並非人人皆可從事的行業，它在古代主要是世襲權利，治人與被治之間截然有別。在民主時代，雖然廢除了世襲制，但今日的反對黨仍然可能是明日的執政黨，因此反對黨不能以反對為職志，尤其是不負責任的反對。

二次大戰期間敗於羅斯福手下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留下了語重心長的＜忠誠的反對黨＞一文，呼籲反對黨只是選票稍少而落敗，它該擔負的責任還是一樣，黨員該像故總統威爾遜說的「寧願在必勝的成功中遭遇失敗，不願在必敗的事業裡享受成功」。民進黨上述的賴皮行為就是「必敗的事業」。

問馬政府「一隻羊要剝幾層皮」

2013/04/21

許信良大膽斷言「馬英九末日現象已經來臨」，乍聽似乎聳人聽聞。但問過不少藍綠朋友，居然大家所見略同，而且認為馬跳不出第二任魔咒，施政只會越搞越糟。觀乎近日馬政府的陸續作為，如核四安檢小組被請吃龍蝦宴、監委吳豐山等調查證所稅案指出「錯誤決策比貪污可怕」、國家公園擬全面收費等，「末日現象」確已浮現；種種打擊經濟、刺激通膨及讓民眾荷包不斷縮水的政策，讓人想到西周厲王的「民不堪命」故事。這句成語用現代話說，就是一隻羊要剝幾層皮？

油電雙漲、民生品跟漲、證所稅不顧各界反對堅持實施，導致近乎災難性後果。在社會財富M型化日趨嚴重下，馬不聽各界勸止，執意於不當時機推出上述政策，對經濟發展及升斗小民傷害匪淺。光看監委報告，証所稅造成股市市值蒸發二點二兆、證券交易稅全年短收五五0億、股市資金外流四五三億美元，就知道對投資及國家財政打擊有多大了。而萬物齊漲，民生用品及日常衣食漲幅最大（更不必談房價），以四、五成勞動者普遍低薪的情形看，社會也已經有「民不堪命」感覺。

想不到這個政府在這時候，不只不思與民休息，還要電價續漲，還要國家公園全面收費（以景點計，一處一百元）等等，把自己的無能損失再轉嫁到人民頭上，這當然還是阮囊羞澀的升斗小民受害最大。馬政府不對富人增稅，永遠打一般民眾主意（對一般小民負擔沈重的，對富者卻是九牛一毛），如此一樣一樣收費、加價下來，一隻羊究竟要剝幾層皮？馬政府真的不知道人民忍耐已到極限嗎？

許信良說馬的各項重大政策都站在人民對立面。就不斷收費、加價而言，馬確是如此。台灣經濟日漸邊緣化，通膨卻越來越加劇，大多數人民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果實，主要是馬政府不當政策所致。現在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向國人收費，顯示馬政府對人民的惡劣感覺全然無感，今後施政恐怕仍將站在人民對立面。

國家公園是用人民納稅錢維持，如何可因陸客過多即巧立名目向全民收費，讓貧窮的「國家主人」連去國家公園資格都沒有？當升斗小民視去國家公園為奢侈行為，許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時，人民還算國家主人嗎？台灣是不是會變成「富者所治，富者所享」的社會？

核四龍蝦宴也一樣，當全國焦點都關注核安問題時，只見政府空口白話「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實際作為卻是核四安檢小組採閉門指派，近日更傳出小組人員集體被請吃龍蝦宴醜聞。馬政府及台電未免太不把人民的焦慮不安當一回事了吧！心中沒有人民的政府還能不站在人民對立面嗎？

西周厲王在位時，不斷加重人民攤派，又壟斷國家山林川澤之利（變成向人民收「買路錢」的山大王），人民紛紛指摘他。召公告訴厲王：「人民受不了了」。厲王堅持不改，還要「以殺止謗」。最後「民不堪命」，一起動手把厲王趕走，中國出現了史上第一個「共和」，也留下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典故。馬政府有從中國歷史上眾多「民不堪命」的故事學到教訓嗎？

監委窮極無聊翻陳年爛帳.

2013/04/14

監委公布228調查報告，引述某學者看法，說「李登輝應是日本人私生子」。此舉引起軒然大波，該學者立即說他只是疑問（因為李太愛日本），不是肯定，是監院記錄錯了。但公報私仇的兩位監委仍聲明他們是「基於學術專業詳細記載」。王建煊也加入圍剿，說監委們是「大砲打小鳥」、「但鳥不好，要打！」而且李與蔣緯國一樣「身世敏感」，有必要澄清。

整飭官箴、職司風憲的監院，自王建煊入主後，鳥人鳥事一籮筐，丟盡馬政府的臉。現在居然連蓄意毀人清白也自認是職權所在了。李登輝愛日本，就是日本人私生子，那中華民國國民愛其他國家，也是他國私生子了？同時把蓄意毀人清白叫做「學術專業」，學術良心哪裡去了？而王建煊說李是小鳥、壞鳥，那他自己比起來又是什麼鳥？他說蔣緯國身世敏感要澄清，這是歷史家之事，干監院何事？何況李登輝身世從不敏感，私生子之說是1990「二月政爭」之後，國民黨非主流反李派掰出來的。造謠者把繼續造謠叫做澄清，世界上還有公理沒有？

我見過李登輝尊翁李金龍二次，他身材雖比兒子小，但二人同坐，眉宇仍極相似，尤其待人風趣和善，沒有總統之父架子，真不知對李登輝「恨之欲其死」者何忍對與世無爭的老父造這種謠？而且不只是李登輝高大，他哥哥也同樣高大，難道兄弟都是私生子嗎？用身材來造謠的人，如同用愛日本來造謠一樣拙劣。李登輝那一輩愛日本的人太多了，他們主要不是基於族群或國家認同，而是文明與野蠻、法治與人治的比較。不要忘掉最初國軍來台接收，台灣人是何等充滿期待！

謠言學有一個重要定律：每一個政治優勢者一旦威脅到別人，就必然引起嫉妒、驚恐，成為謠言攻擊對象。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及繼任總統之初，說他是共產黨員最有市場，因為中共還是國民黨頭號敵人。「二月政爭」之後，謠言轉向「二獨」（獨裁、台獨），要引中共打他。事實上，當時國民黨中常會仍極有力，李的獨裁遠不及後來扁馬二人，李任內也始終堅守中華民國立場，上百次發言反對台獨。

1993李權勢鞏固，謠言隨之升級為李是「黑金政治」、「刻意挑起兩岸對立」、「民進黨幕後主席」等。94年台北市長選舉，王建煊第一個造謠說李「棄黄（大洲）保陳」，多數國民黨人居然信以為真。2000總統大選，謠言說李「棄連（戰）保扁」，連戰居然相信。而許多人卻親見李輔選愛徒黄大洲不遺餘力（當時李扁之間根本談不上認識），對連戰更是盡心，不少獨派及民進黨要角都被李摸頭，要求支持連戰。

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之爭俱往矣，李也早已下台多年，當年雙方畢竟不是你死我活之爭，政治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及敵人。誰想到昔日鬥人者至今還在翻陳年爛帳，把官方報告當造謠工具。如此窮追不捨，當真是窮極無聊了。

黨員也要慎選黨主席.

2013/04.04

先是施政能力及識人之明遭詬病，繼之是馬團隊的清廉形相破功，一場長久以來構築的馬英九神話終於崩潰，「黨主席讓黨蒙羞」的評語開始流行。但奇怪的是，馬英九仍堅持要選黨主席，挺馬者也仍發動連署要他續任。挺馬者不知有沒有想過，如果人民要慎選國家元首，難道黨員不該慎選黨主席嗎？

台灣人民有必要了解，內閣制國家黨揆兼閣揆是制度需要，非內閣制民主國家元首兼黨揆則不符憲政常軌（以黨領政有破壞體制之嫌），只能說是一黨統治䅪習。所以中華民國總統民選後，李登輝仍兼國民黨主席，算是䅪習一時難改。到扁馬仍兼黨主席，就是不想告別黨政不分，存心「以政制黨」或「以黨擾政」，拖著「黨國」尾巴了。

民主國家拖著黨國尾巴，黨及黨員沒有不被敗壞的。阿扁「以政制黨」，用高官厚祿牽制黨，致民進黨百花齊放的黨內民主中斷，黨變成一言堂，不只有利扁家貪腐，扁家貪腐爆發後民進黨還不容內省之聲，整個黨從此墮落。馬「以黨擾政」，通過黨高層箝制黨籍立委行動及發言，黨權公然侵犯人民主權及民選公職代議權，若非還有媒體第四權供部分黨員發聲，國民黨內部簡直就剩下「馬英九們」一個聲音，馬家軍弊案連連不是偶然的。

總統兼黨主席不但會造成獨裁、貪腐或縱容親信貪贓枉法，還會延續「一身繄天下安危」的慣性及盲從。明明馬英九已證明「搞錢的不要來國民黨，來國民黨就不要想搞錢」這句話是有口無心，如同他的許多改革承諾，但就是有黨員相信他能使「改革清廉列車繼續往前開」。明明國民黨的能量已在馬的「領導」下極度耗弱，國民黨中常會功能只剩聊備一格，但就是沒有人敢公然站出來和他競爭黨主席，大家都害怕他「國民黨沒有分裂本錢」的指控。請想，把民主競爭說成分裂，黨主席非某人莫屬，黨內還要民主嗎？這不是「一身繄天下安危」是什麼？

熊彼得的菁英民主論以看不起人民而著名。他說：「人民從來沒有統治過，只是被說成像是在統治。」他甚至否定人民有參與決策的能力，人民在他眼中與「群眾」無異，「民主不過是指人民有接受或拒絕誰來統治的機會而已。」熊彼得確實說中了一黨統治下的人民情況，也說中了黨國體制及黨國遺習下的黨員情況。

民主從來就是爭來的，不是恩賜的。台灣由於民主得來太速，因此黨國尾巴在民主時代仍脫之不去，國民兩黨選主席都太多意識形態包袱，也太容易被「分裂」、「背叛」這些帽子壓倒。在黨政分離的時代，難道朝野政黨黨員竟沒有人想到，人民要慎選國家元首，黨員也要慎選黨主席嗎？

安全是核四問題關鍵.

2013/03/30

核四爭議繼停建一方攻勢凌厲後，續建一方力道也逐漸釋出，如約見反核四地方指標首長、放話停建將損害台美關係、某立委爆料台電「收買」富邦、揚言停建將造成電價上漲及經濟成長下降，等等，幾乎王牌盡出，軟硬兼施。

問題是，這些訴諸社會或個人利弊得失，試圖「曉以利害」的做法，看似針對人性，其實都沒有觸及要害。核四關鍵要害在「安全」，而不是擁核或反核的「價值」選擇，不是堅決反核或穩健減核的「快慢」差異，也不是電價及經濟數字的「價格」問題。安全無法確保，再多「曉以利害」都沒用，反核四公民運動的壯大說明了民心的焦慮不安；反之，安全如果確保，一切都將迎刄而解，反核四公民運動也將翕然而止。

核四停建為什麼聲音越來越大，支持停建的民意越來越高？日本福島核災固然是誘因，但對安全的焦慮不安才是背後真正推手。沒有比出於人性恐懼更能產生巨大力量了。近代政治學兩大鼻祖霍布斯及馬基維利都訴諸「安全」，前者認為對自然狀態的恐懼催生了國家（以保護大家安全），後者認為人類對失去安全的恐懼有利於君王控制人民、軍隊。洛克則以焦慮取代恐懼，認為焦慮是社會行動背後動力。

反核四公民運動亦是如此。如果核四資訊足夠透明，台電足夠讓民眾放心，政府的續建決議又建立在可靠安全（包括核四工程及周邊環境）上，民眾是不會那麼恐懼焦慮的，反核四運動是不會興起的。換言之，反核四運動與原本的反核運動基本上是兩回事，很多反核四者並不反核一、核二，至少是穩健減核派。

低估民眾對安全的顧慮，造成停建民意的暴升。美國開國＜聯邦黨人文集＞論消弭黨爭時說：「沒有一個人被允許審理自己的案件，因為他的利益肯定會使他的判斷發生偏差。同理，人的團體不宜同時既做法官又做當事人。」不幸，政府及台電即是在核四續建案扮演球員兼裁判的角色，這加重了民眾的不信不安。而且未來如果不是由真正有國際公信力的專家及團體來檢測核四，這種不信不安恐怕亦難挽回，紛爭將永無止境。「公平」停止紛爭的方法剩下了公投一途。

公投之能公平停止紛爭，因為它符合＜聯邦黨人文集＞所提醫治黨爭的辦法，也就是「共和」。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大家採民主方式決定，公投是最佳辦法。馬英九在這裡頭腦特別清楚，他說「若不用公投，問題會永遠僵持下去。」公投絕不是走進民進黨人單方擅長的遊戲（陷阱），它是民主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碰觸的面向，既然人民及社會都要長大，公民必須學習成長，用最不具政治性的核四公投教育人民總比用阿扁式防禦性公投好。

同時，對許多人來說，核四關乎身家性命、子孫未來，甚至國家存滅，睡在核四周邊形同抱著核彈睡覺。這種憂慮及恐懼是真實的，是現代風險社會的特色。當黨派或團體的個別智慧已經無法說服或取信大多數人時，有比公投這個集體智慧更高的解決辦法嗎？

風險意識有古代與現代之分。十八世紀的約翰生博士說「冒小風險得大機會」，冒險在當時是令人欽羨的行業，＜魯濱孫漂流記＞鼓舞西方冒險精神數百年。但隨現代工業過度擴展而來的不測風險（科學及法律的風險計算方式已難估算）及災害全球化，卻使人類喪失了冒工業風險的勇氣，安全的顧慮於是高於歷史上任何時期。核四恐懼症會在台灣蔓延也就理所當然了。

核四公投不能機關算盡.

2013/03/25

馬政府提出核四公投，一度搶得核四議題主導權，綠營措手不及，一度兵慌馬亂。沒想到程咬金三斧頭過後，馬政府居然徘徊瞻顧，不但核四公投可能延期，連公不公投都充滿變數，有意推給核安。而核安的重點在安檢，馬政府有可能再虛晃一招，聲稱經過國內及國際專家檢測，安全無虞，然後推給立院表決，以立院多數暴力通過核四續建，甚至連公投這關也免了。

如果情形真是這樣，馬政府就是「機關算盡太聰明」，以為核能專家及立院表決是萬靈丹，可以兵不血刄解決公投難局，不致影響江之去留及2014、2016兩埸大選。事實可能剛好相反，這種作法會被民眾看穿是「機關算盡怕擔當」。最近不是也傳言軍公教年金改革可能拖到2017實施嗎？拖過馬英九任期，馬就什麼都不必負責了，2014、2016的選舉結果也與他無關了！

馬政府和綠營都有一個心理誤區，以為公民運動和群眾運動相同，可予誤導或收割利用。他們忘了，公民運動主要是為生活，而非政治。政治與政客切身相關，生活卻與人民切身相關。生活問題只能用生活方式解決，政客千萬不要以為靠政治方式，就能解消人民核四焦慮，如同當年扁政府及民進黨以為靠激起統獨對抗，就能解消人民對扁家貪腐義憤一樣。2006以後民進黨的一蹶不振，馬政府務宜引以為戒。

公投確實是為核四難局解套的「善政」。309反核遊行之後，民意既已明白展現，接下去就該靜待公投出爐（鳥䶬公投必然對反方有利，如果不利，那就表示這是民心所向，執政者只能順勢而為）。如果「核四難局」居然變成「公投難局」，難局之上另加難局，那只顯示執政者算太多，核四公技提議不是相信人民智慧，或真心想交公民決定。如此，馬政府很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既不能收割核四公投善政果實，又添增人民憤怒。

國民黨高層強調，「先確保核安，再舉辦公投，是馬江底線。」又說，「國民黨不能主動停建核四，讓民進黨坐收反核果實。」確保核安是對的，但若找一群自家人或國際利益相關者背書安檢，試圖唬哢人民，執政者將為過度低估人民智慧（過度低估公民運動感染力）付出昂貴代價。至於停建核四的果實由誰收割，道理清楚無比，誰能體恤民心、解決人民焦慮，誰就是果實收割者，執政黨在這方面有莫大優勢，未必是在野黨得利。

核四是歷史共業，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科學日新月異，也沒有過去對就必須永遠對的問題。既然核安及核廢料難以處理，舉國皆覺今是而昨非，馬政府就該因民之所惡而惡之，解除人民身邊炸彈，這不但是偉大歷史功業，停建的果實也將由執政者收割。

公民運動成功 預告公民時代來臨

2013/03/13

三0九反核遊行足堪列入歷史記錄。這是沒有政黨動員或政治動員的最大一場逰行，陣容雖不及當年紅衫軍「百萬人圍城」浩大，嘉年華氣氛及參與多元化卻有過之。而這二者正是公民運動特色，紅衫軍及反核四也都是公民運動。

加上名人、藝人紛紛表態反核四續建，公民運動「是生活，不是政治」的主題更為明顯。其結果就是民意支持度一路攀升，連支持核四續建的一方都自動消音，幾乎形成「全民反核」。無論就勒邦＜群眾＞或賀佛爾＜真實信徒＞書中的定義而言，反核四公民運動都有別於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的特徵是對決、參與者充滿激情及偏執、只對同一類人具吸引力、要求完全服從及一致行動。對決一定不求公平，只求你的或我的正義（沒有雙方的共同正義），刻意在參與者身上培養挫折感，製造正反雙方零和對立。激情及偏執一定缺乏嘉年華氣氛。只對同一類人具吸引力一定不會出現參與多元化。要求服從一致一定不容忍異己。

以上正是我們多年來從朝野對抗或藍綠對決看到的景象。

對於群眾運動，群眾心理學鼻祖勒邦說，群眾「否定真理只能在討論中成長」，「個人可以接受矛盾、互相討論，群眾卻不如此。在群眾場合，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反駁，立刻會招來怒吼叫罵。如果現場約束力不足，反駁者往往被打死。」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更在其＜群眾的反叛＞一書說：「何謂群眾？群眾就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他們為所欲為，不曉得責任與義務為何物。」

而公民運動大抵無以上缺陷，它歡迎各行各業及各種各樣人加入，沒有門戶之見；它力求對事不對人，解決事情最重要；它的力量在民意的多寡，而不在悲情或衝突的大小；它代表的是選票，而不是威脅或杯葛。簡而言之，它所表現的是公民素質，而非群眾素質。它之易於說服人心不難想見。

古羅馬西塞羅最早提出「城市文明共同體」與「野蠻（混亂）社會」的區別。「城邦自由民」導出「市民」，市民導出「公民」，同樣的字根又導出「文明」。因此，文明共同體就是公民共同體。公民的本質及舉止應該是文明的。

奧德嘉對公民與群眾也有如下區分：「克制、標準、有禮、正義、誠信、理性。人類為何創造這些？因為這些就是文明---城市賴以建造，市民賴以營生。」與此相反的是，「不與政敵共存，不與反對者共同治理公共事務，不理解仁慈與寬容的德性。」奧德嘉認為前後二者正是公民與群眾的不同寫照。

公民運動是公民社會的產物。什麼國家公民社會成熟，什麼國家就有像樣公民運動；什麼國家公民運動成功，什麼國家才能期待成熟公民社會。就此而言，三0九反核遊行成功是可喜可賀的事，它預兆了台灣擺脫藍綠對決的希望，預告了公民時代的來臨，也預告了選民升格為公民，選民將不再是政黨利用動員的工具，政治不再只有藍綠及統獨之分，超越藍綠及統獨的第三勢力有可能崛起。

畢竟，離開了成熟公民社會土壤，在台灣空談第三勢力制衡藍綠，是不切實際的。

全民公決無關不信任投票.

2013/03/07

馬政府拋出核四公投後，民進黨一陣錯愕，一時會不過意來，把它當做藍綠對決處理。蔡英文說，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一些民進黨人亦稱這是對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以上雙方發言都不恰當，因為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既不屬於信任投票範圍，也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心中多數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此外，把核四公投視為藍綠對決也不恰當。國民黨並非「非核家園」的反對者，包括馬英九在內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核災是全民性議題，核災（核汚染同）的風險人所共知，沒有某一方是反核的死硬派。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曾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有核電廠安全還不夠（何況拼裝車的核四有安全疑慮），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有高地震風險，台北周邊人口又過度稠密，是全國政經中心，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三月九日近廿萬人的反核大遊行就是各行各業人民關心自己及下一代的公民運動。民進黨也終於會過意來了，蘇貞昌及蔡英文都從公民運動角度去參與這場遊行及核四公投，不再執著於藍綠對決及不信任投票了。

沒有人需為核四公投下台.

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處於嚴重「蘇蔡對決」的蔡英文，居然連核四公投也要對決。她日前表示，執政者為政策負責而提出核四公投，應視為信任投票，若民意支持停建，政府就該自行倒閣。江宜樺對此表示，若公投結果違反行政院續建立場，他會辭職負責。兩人以上發言都不恰當。核四公投是就核四續建與否提請全民公決，不是憲法層次的全民複決，不屬信任投票範圍，沒有人需為公投結果下台！

法律人一般心中沒有人民，只有對決及輸贏。不幸全民公決是超越對決及輸贏之上的公共決策，是直接民權，也是「主權在民」的最佳實踐，它的主角正是人民。盧梭把主權與政府區分開來，主權者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從屬於主權者的機構，為人民（主權者）服務。豈有在主權者依執政者之請，做出續建或停建的選擇後，執政者要為此下台的？正確的做法是朝野各黨都聽從民意，遵照投票結果執行才對。

不要忘了，國民黨也是非核家園的擁護者，包括馬英九在內的不少藍營重量級人士都主張「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國民黨之所以不得不採續建立場，主要是因執政的連續性，其中涉及李、扁、馬政府的層層歷史共業，在砸下天文數字的錢（由於台電不斷追加預算，還可能再砸千億以上）後，不宜由執政者宣布停建，所以提請全民公決。全民公決正是最民主也最明智的解套辦法。全世界有想出正確解套辦法的人，不獲嘉獎，反被懲罰的嗎？那恐怕只有法律人才會如此思考！

很多人不曉得，民主與法治是互補而又互相制衡的。法治過度就會造成苛政，「苛政猛於虎」，酷吏（某種法律人）泯滅人性。民主過度就會在人民及黨派權力無限擴張下，走向民主自我毀滅。民主與法治的互補互制，不但抑制了民主權力的擴張無度，也保證了法制體系的適時更新。立法院經過朝野協商，決定核四公投前，不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盡速協商公投法修法（把防堵「變更國體」的鳥籠公投改為憲政公投與社會性公投分途，亦即全民複決與全民公投分途），就是民主促使法制體系適時更新的例子。

事實上，把國民黨一方視為不顧人民死活的死硬派是不必要的，核災的風險人所共知。核災人民會怕，國民黨難道不怕嗎？人民遭刼，難道國民黨不遭刼嗎？在核災下，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兩頭的蚱蜢。原能會報告有兩句話：「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特別發人深省。這兩句話強調的正是風險意識，也就是光是核電廠安全還不夠，必須環境足夠安全。而環境安全與否，是可以估算的，如台灣處身斷層帶，又有高地震風險，非常不適於蓋大核電廠。偏偏核四正是奇異公司號稱全球最大的核電廒。

核四公投是一場直接民權的歷練，是台灣深化民主必經的途徑，是超越藍綠對決之上的全民公決，是事關國脈民生的世紀決策，藍綠絕不能從黨派本位去思考，不能視為神主牌之爭，而該細思要如何對歷史及人民、尤其是下一代子孫交代，要從人民整體去思考，因為承受禍福的是整體人民。四五年前，幾乎很少人想過核災如此可怕，更沒有人看過福島核災，現在突然要一個執政只有四年的政府甚至只有一個月的閣揆為核四公投下台，真的扯太遠了。

期待不一樣的台灣政治.

作者：孫慶餘      2013/03/03



江宜樺上任閣揆後，以「政治人思考」做出與扁馬「法律人思考」相當不同的決策。一是注重朝野互動及行政立法溝通拹調；二是拋出核四公投，要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重視過程的公共決策，讓核四續建與否由全民承擔。這兩大思考，若照他的說法，是要「深化台灣民主，讓民主不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一個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問題在於，理論與實際或理想與現實間總有一些距離，正是該差距考驗政策的成敗及誠意的真假。朝野互動不能只是一聲禮貌招呼，它還包括鍥而不捨的追求及恆久的善意，國家利益必須超越黨派利益，「相忍為國」是政治人物最高也最困難的境界。而公投如果只是零和遊戲，尤其是不公平遊戲，它就不能達成公共決策最重要的「興利除㢢」；不公平的遊戲不只不能解決爭議，投票結果反而是更大鬥爭的開始。

以核四公投為例，台灣目前的公投法被視為鳥籠，因當初設計是要防堵「改變國體」，沒有想到憲政公投與一般社會性公投不同：前者必須慎重，門檻要高；後者必須務實，以簡單多數決為原則。若依現在鳥籠標準公投核四，不只過高門檻達不到，未投票者還被自動列為反方。這已嚴重違反民主參與（亦即反民主）。民主參與一定是出席者決定，沒有讓缺席者決定的道理。既然核四公投是要由全民承擔（超越藍綠對決），就該給全民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遊戲規則，弭平未來更大鬥爭。

最近不少人舉江宜樺2004年反民粹公投的文章，質疑他誠信問題。其實他反對的是政治操作下的公投，只有正反表決，沒有協商辯論餘地，選民被當成政治工具；他並未反對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投，也就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的公投，投票是公民協商辯論的一環，更是主權在民的實踐。他把核四續建與否這個重大爭議交由全民公決，結果並由全民承擔，就是將成熟公民社會的標準施用於台灣，這與他之前的論點並無矛盾。

重要的是，藍綠雙方（特別是官方力量）都不該動員或打壓，將核四公投做為己方政治工具，而該「把公投由重視結果的政治對決轉為注重過程的公共決策」。如果江宜樺不這樣做，他才有誠信問題。

針對超越藍綠對抗的政治，江宜樺早期＜政治是什麼＞一文，曾借分析亞里斯多值觀點，發抒自己共鳴，認為政治就是「群居共利」，平等互利的共和制最符政治生活型態，權術雖在實際政治具有份量，但政治真義不在鬥爭，而在理性溝通與說服，專搞權術鬥爭的人是政治末流，甚至提倡權術最露骨的馬基維利也是為了拯救義大利。江宜樺既然如此讚佩亞氏觀點，民眾就有必要期待在他閣揆任上有不一樣的政治，而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核四公投。

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作者：孫慶餘    2013/02/21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紮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的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蠃。」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費力把事拖」（拖延議事、議案）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一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歩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出了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城市與鄉村 水泥與泥土.

 作者：孫慶餘     2013/02/14



春節期間受邀赴鄕間作客，享受濃郁的人情味，品嚐獨有的雞鴨飯菜香，白天徜徉於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目送飛鳥投向遠方地平線，腦中泛起蘇東坡海南詩句「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髪是中原」，夜晚走在闃寂無人的小徑，兒時熟悉的泥土青草味又回來了。那種遼闊、自由、令人積鬱全開的鄉村經驗，城市是體會不到的。城市與鄉村、水泥與泥土的對比，再度呈現於眼前。

農民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鄉村是人類文明的來處。文明在城市發展，但文化的母體永遠在鄉村。那裡有城市遺忘的禮俗與純樸人情味，有住不慣城市水泥叢林的父母，有一個留守家園的兄長，有一棟祖厝或老家，老家是根的象徵，父母或兄長是家族團結的中心，在外奮鬥的子女依例年節回家團聚，完成「鮭魚返鄉」儀式。這就是社會學家杜尼斯所謂的鄉村「共同體」與「禮俗社會」，不同於城市的「法理社會」。城市是拼鬥、賺錢的地方，是「陌生人社會」，鄉村才是費孝通說的「熟人社會」，是遊子心心念念的故土與家園。鄕村的泥土芬芳尤其是都會人永恆的誘惑及嚮往。

涂爾幹以「有機連帶」描述城市的分工分化及工作的相互依賴，而把定型化與低分化的鄕村描述為「機械連帶」。事實上，分工的依賴怎能算是有機？感情的依賴及對家人、故土的依戀才算有機。城市的極度算計及工具理性讓人想到人性的「異化」，雖然進步，但失落了最真實純樸之物，也就是共同體意識。諸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共同體意識的替代物或仿冒品，總是充滿算計利用、引人入歧。

城市與鄉村對比最深刻的詮釋當屬＜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認為所有偉大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高級文化必須以「母土」為根，文化春天期的偉大宗教無不深植於泥土，「任何脫離了土地的文化，終必僵化硬化，無復生機」。當高級文化發展由文化階段走向文明階段，亦即物質取代精神時，最終將出現「世界城市」。它帶來的不是文化的繁盛，而是偉大文化的終結：文化人在精神上原是鄉村塑造的，現在卻反過來被他們的創造物大城市掌控、吞噬。

文化生命來自鄉村家園，都會水泥的堆積儘管宏偉壯麗，卻是死亡的象徵，因為家的古老意義已消失，房屋只剩房客及過客，建造房屋是出於功能需要，出於商業因素而非感情因素。在生活違反自然節奏、城市規劃不適人居、「城市病」惡化、生命力衰退、出生率鋭減下，世界城市將走向毀滅。

台北無疑是世界城市，所有的「城市病」台北都有。而明明是盆地，有熱島效應及空氣流動問題，20幾層摩天巨廈卻越蓋越多，除李登輝當市長時搶建6、70座社區公園（他怕這些地被後任市長賣予建商，台北居住環境更差）、黃大洲闢建大安森林公園外，歷任市長都拼命砍樹賣地，「台北之肺」越砍越小，「水泥長城」越堆越高。史賓格勒預言的毀滅看來是要成真了。

「罷馬」讓民進黨灰頭土臉.

作者：孫慶餘     2013/02/07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以來，諸事不順，不只他大力推動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有雷聲無雨點」，他上月提出的「罷馬」、「罷藍委」更讓民進黨灰頭土臉。1月26日台中立委補選及2月2日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連吃敗仗。在馬英九支持度只剩13%，國民黨聲勢空前低迷之際，民進黨去年4次（花壇、鹿港、礁溪、三星）參與補選，毎次大勝，堪稱勢如破竹。沒想到「罷馬」竟使形勢急轉直下，台中補選該贏未贏，竹南鎮長補選則得票僅一成五，跌破所有人眼鏡。

竹南鎮長補選號稱有「康世儒現象」，民進黨敗選不是意外，意外的是得票遠低於該黨四成左右支持度。而台中立委補選更是民調一路領先，黨內普遍看好，最後居然在蘇貞昌的「罷馬第一戰」訴求下，不勝反敗。由於台中補選是藍綠形勢逆轉的「第一戰」，其消長特別值得分析。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其實，不如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還更恰當。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成為雙方成敗關鍵。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一旦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頭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對立。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的失敗教訓。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這次台中立委補選又像去年幾次補選一樣，是民進黨獲勝了，竹南鎮長補選民進黨也不會得票奇慘了。

解決歷史共業要將心比心.

作者：孫慶餘    2013/01/31



馬總統由立法、行政、考試三長共同背書推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堪稱大醇小疵，整體原則、方向正確，軍公教勞通通有砍也有痛，不是無感改革。同時這確是在年金制度瀕臨破產，有如行駛中火車掉下懸崖前，及時「搭建跨越懸崖的大橋」。改革如果成功，不只這代受益，下代也受益，解決了棘手的「世代正義」問題；被批「吃乾抹盡」的嬰兒潮世代，總算為子孫未來做了份內該做的事。

誠然，改革不可能完美無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例如據稱仍有一萬多名退休高官及將領坐享高額18%，光是馬英九、關中少數人宣示不領並不夠，18%本是用於照顧弱勢，強勢者不宜貪得無饜。又如軍公教與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應縮短，高所得者向下遞減，低所得者向上提升，以追求職業類別正義。而軍公教所得替代率降到上限80%，雖屬難能可貴，未來仍宜與世界各國比率拉近，才能再領百年，而非僅30年。

此外，各國年金設計是基於「老有所依」原則，提供「最低生活費」，退休者的價值應被一視同仁，現在我國勞工卻將越領越少，國民年金更只月領三千多，完全不符「公共年金」精神。

改革總有遺珠或疏漏之處，有待大家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對社會各界如此，對朝野政黨也如此。只要改革原則及方向正確，未來進一步檢討就有所本、就更好改。遺憾的是，不只部分國民黨立委無理取鬧，說軍公教砍太多，純依個人本位主義或選票來源說話，不顧社會正義及國家財政死活。連與國民黨有歷史共業的民進黨主席及重量級人物也發言欠妥，如蘇貞昌說馬「放棄18%，就是馬政府根本不想改18%」，柯建銘說馬是「空話、騙局，要防止520被罷免」等等。

18%逐年降為9%政策已定，與馬英九放不放棄18%無關。馬也主要是為回應中低階公務員呼籲「以身作則」，才提放棄18%，不是空話。至於防止被罷免更是扯太遠，別說罷免門檻太高，贊成罷免的更是少數，馬需要防什麼？曾經執政過，還貴為行政院長及立院黨團總召的反對黨重量級人物說這種話，徒然顯示高度與氣度不足，缺乏與人為善胸襟，讓民眾看到黨同伐異及見不得人好。

馬英九不是說年金改革不涉藍綠統獨，是我們這代、也是子孫的年金嗎？馬政府不是在解決包括扁政府八年都未解決的歷史共業嗎？民進黨不是稱讚並贊同關中的改革之議嗎？民進黨自己的版本不是也所差不多，而且年金改革本應循序漸進，所得替代率一次降到6、70%或18%直接併入年金衝擊太大嗎？既然如此，民進黨就該與人為善，樂見馬政府任內解決年金懸崖，總比拖到下一任政府好。

解決歷史共業一定要不分黨派，將心比心，以國家人民重大利益為依歸。否則選民選一些只懂黨同伐異的政黨，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是什麼？

台中立委補選與「罷馬第一戰」.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顏寬恆驚險贏得台中立委補選，有人說是顏家基本盤未鬆動，或國民黨鐵票倉生鏽，或民進黨雖敗猶榮，卻很少人說是「罷馬第一戰」出師未捷，蘇貞昌幫馬英九解套。事實上，在綠營朋友一片興沖沖，以為勝券在握之際，我就認為顏家會勝，因為綠營不只是與顏家基本盤對決，還與不同意罷馬（也就是反對社會動蕩）的民意對決。超過五成反罷馬的民意應是雙方成敗關鍵因素。

很難想像光靠顏家基本盤，沒有國民黨傳統票源挹注，顏寬恆能在民進黨對手陳世凱聲勢快速上漲、民調超前下，仍然力挽狂瀾。就七成以上民意反馬的大環境（中彰投更超過八成）而言，民進黨確是民氣可用，國民黨鐵票倉一定生鏽。但只要藍綠對決之勢形成，藍綠鐵票必定回籠，「罷馬第一戰」或「罷馬前哨戰」既能催出綠營基本盤，也能激出相當比例藍營基本盤。「罷馬戰」可說是選戰訴求的兩面刄。

什麼是民氣可用？就是民心的向背是什麼，就提出什麼訴求，以順應民意。民心現在最渴求教訓馬政府，「表達憤怒，選票教訓」正是最符合民意、最無反彈之虞、對民進黨最有正面效用的訴求。可惜蘇貞昌卻捨此不為，推出大多數民意仍不贊同的罷馬戰。當台中立委補選打成「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罷馬風向球」，單純教訓馬政府的目標就模糊了，民氣就不那麼可用了，中間選民及想倒戈投民進黨的人就會擔心新的藍綠對抗再啓，民進黨又走回「利用人民不幸，製造社會對立」的老路了。

經過政黨輪替及再輪替，吃過那麼多次苦頭的民進黨始終學不會，民眾關心的早已是社會安定、發展及個人職業、退休、物價等議題，而非政黨輸贏或徒然製造動蕩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台灣政治已走向後意識形態時代，無可改變的政治現實與過度不食人間煙火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馬政府是因無能及無感而大失民心，扁政府則是因頻繁的意識形態與藍綠對抗而讓民眾厭棄。如今民進黨明知罷免案門檻太高，社會成本太大，還㔼備「遍地烽火」，把罷馬案與罷藍委案一起推動，顯然完全沒有記取扁政府失敗教訓。

台中立委補選教訓了誰？民進黨一定說是選民教訓了國民黨及馬政府，並認兩黨得票差距由六四比拉到五五比，民進黨雖敗猶榮，對民進黨提罷免案尤其大有可為。但從另一角度看，顏寬恆的過關未始不可解釋為選民教訓了民進黨，讓「罷馬第一戰」出師不力，警告民進黨不要製造無謂對立、增加社會不安。從民進黨此次實際得票並未超越該黨基本盤來看，罷免案絕非大有可為，反而可能是朝野兩黨聲勢消長的轉捩點。蘇貞昌很有可能成為馬政府大貴人，如同當年阿扁成為馬的大貴人。

民意如流水，民心既需要安撫，也需要爭取，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常識。但民進黨似乎還停留在政黨對抗層次，以為國民黨執政失敗是自己「弔民伐罪」、提出罷免案的良機，不知道台灣民心厭亂，近年社會更講究「正能量」（這是宗教及心靈學的影響），要求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如果蘇貞昌不提「罷馬第一戰」，也許今天台中立委補選的勝利者已像過去一年幾次補選一樣，又是民進黨了。

民進黨「罷馬戰」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2013.1.27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隊伍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戰」，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該贏的仗不羸（如被拉高為「罷馬第一戰」的台中立委補選），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火大遊行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否則仍有五成多民意反對罷馬，就會成為民進黨邁向「政黨再輪替」的阻力。上周六台中立委補選，民進黨主訴求如果是「表現民眾憤怒，教訓無能政府」，而不是「罷馬第一戰、罷馬前哨戰」，或許就會造成藍營倒戈、中間選民大舉投綠結果，一舉突破傳統藍綠對決格局。畢竟，「罷馬第一戰」只會強化藍綠對決，「教訓馬政府」卻能蔚為全民風潮。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罷馬，民進黨當然不能以罷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民進黨想要獲勝，在目前情況下也只能寄望「馬英九打敗國民黨」，而不是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剩下國民黨打敗自己一途。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貿然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獲得民心，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獲勝門檻太高（如台灣的罷免案就是）、自己又力量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打罷免戰，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民進黨提罷免案不宜躁進.

作者：孫慶餘 1.21.13



民進黨1月13日火大遊行相當成功，該黨辦遊行已有多年未見如此風光了。成功原因在於民怨成熟，20萬人嗆馬過半以上是主動參加，主辦者只需順水推舟。同理，蘇貞昌在該晚拋出罷免案，也需待時機成熟，不宜輕動躁進，否則以兩黨不相上下的民眾信任度，民進黨有可能偷雞不著蝕把米，被打成挑起藍綠大戰（社會動蕩）的罪魁禍首，不但原告變被告，還可能輕易替內外交困的馬英九解套。

民進黨當晚最有力演出是借馬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人民不信任、不支持的國家領導人，就該自己下台。全國人民都看到也聽到了這幕。問題卻在，這必須是人民要馬下台，而不是與馬及國民黨有千絲萬縷歷史共業的民進黨趕馬下台。蘇貞昌訴求「換政策，換政權」，意思也該是民進黨要推出更佳政策，證明比馬政府更得民心，以此贏得政權，而不是民進黨要強力奪取政權。

2005年以來，民進黨每逢大選必敗，因該黨失去的民心從未恢復。民進黨從哪裡跌倒，就須從哪裡站起來，累積聲望而不是再添民眾疑慮。這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像蘇貞昌及蔡英文不在主席任上說的做的是一套，在主席仼上又是另一套，民眾是無法放心的。民心反馬政府而未支持民進黨，民進黨當然不能以反馬的全民代表自居。馬搞到內外交困，如果民進黨僥倖獲勝，也只能說是「馬英九打敗國民黨」，不能說民進黨打敗國民黨。

民進黨打敗不了國民黨，除非該黨聲望力爭上游，就只能靠國民黨自己打敗自己。而馬是打敗國民黨的不二人選，馬繼續兼黨主席，國民黨將繼續弱化、去功能化，如同馬在總統職位上之所為。此時民進黨啓動罷馬案，無異讓馬得以轉移焦點，在全國尚未超過6、7成民意贊同罷馬下，罷免案很快會成廻力球，反身打向民進黨。同時當藍綠大戰愈演愈烈時，國民兩黨也將重演2006年以後戱碼，兩黨基教派當道，這對基本盤更大的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反而不利。

季辛吉在1961年提出戰略威懾理論，指出戰爭為眾所厭惡，備戰必須是為維護和平，因此威懾比實際戰爭更能保護和平，又能達成逼迫對方讓步效果。這很像寶劍作勢欲拔而未出鞘，出鞘後就成你死我活之爭，沒有妥協餘地。這也像希臘傳說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劍懸於頭頂，隨時可掉可不掉，讓人提心吊膽，美國甘迺迪總統就說核武威懾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戰爭可備而非必戰不可，重要的是不能打沒把握、自己力量又不及的戰爭。

民進黨要提罷免案，最好先掂掂自己力量夠不夠，人民支持不支持，國民黨陣營是會因此分裂還是更團結，既罷免馬又罷免藍委會不會兩面作戰，讓國民黨上下更同仇敵愾。民進黨若有人想搞「遍地烽火」，小心重蹈當年扁政府失敗覆轍。

公僕要懂珍惜「民脂民膏」.

作者：孫慶餘 2013.1.11


為了立院刪去國營事業一點多月績效獎金，各工會群情激憤，廿多家企業已準備一月底上街抗議，連馬英九也表示他反對這種「齊頭式平等」。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公務員（國營事業員工亦屬之）是國家公僕，代表國家服務人民並對人民負責，其薪資及退休皆有保障，與民營企業不同，其年終自亦無法比照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虧損就無年終）。齊頭式平等是國營事業年終特有模式，這次立院未刪前，各國營事業年終普遍四點六個月，同樣是齊頭式平等。

其次，他們被刪的不是薪水，只是小部分年終，刪減後還有三個多月，尚不包括各種巧立名目的獎金，其公開及隱藏福利比其他各業近半數無年終好太多了。身為公僕，在國家財政短絀、債台高築、各類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破產下，難道不該共體時艱、苦民所苦嗎？中國傳統衙門極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告誡公僕珍惜人民血汗納稅錢，難道公僕不知道現在物價高漲、人民收入銳減嗎？當全國有半數勞工整年收入比不上公務員一次年終，失業者更比比皆是，公務員還能領三個多月年終，能不對他們的幸運、對「奉養」他們的人民心存感激嗎？

一般人好談正義，台灣公僕們朗朗上口的「政府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皆是。但近代正義最重視的卻是公共制度及政治權利的公平，尤其是分配正義。啓蒙思想家強調的都是這類正義，如休姆訴諸同情，亞當斯密訴諸同理心，皆在補救分配的不公。亞當斯密甚至警告：「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正義才是。社會或可在不太愉快中存在，但不義的盛行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果不其然，正因分配的極度不公，逼出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啓蒙思想家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中國更早有分配正義的呼聲，就是孔子著名的談話：「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段話被後代各朝奉為最高統治哲學，亦被當代學者誤認成平均主義。其實孔子是封建及正名擁護者，豈會有平均主義思想？他不過是主張更公正的分配而已：當百姓大多所得無幾，公僕們卻福利優渥，這是典型的制度性分配不公，百姓當然不平，不平就易引發動亂、傾覆！

儒家是非常反對公僕富有、不恤百姓的。季氏已夠富有，冉有還替他聚斂錢財，孔子說冉有不配當他徒弟了，「小子鳴鼔而攻之可也」。孟子也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公僕）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立院在勞工及一般納稅人普遍窮困之際，通過刪減國營事業部分年終，堪稱是順天應人，既合乎儒家優秀面哲學，又合乎分配正義，又不傷及公僕元氣的作法，一大批公僕們究竟不平什麼？

這些公僕們最振振有詞的理由是政府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政府是屬於全民的，對公僕誠信也需對其他國民及國家財政誠信，否則就無法避免希臘「公務員吃垮國家」的慘狀。同時，當公僕們過多的福利及年金是來自恩給而非提撥，也就是慷人民納稅錢之慨（即他們的福利是其他人的損失）時，這已經超出信賴保護原則。

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弗格森的劃時代著作＜道德哲學原理＞，針對契約行為闡析：「若條件缺乏或不適當或不可能達到，所有條件的契約便屬無效。」「在交互契約中，若一方未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沒有權利要求他方履行承諾。」公僕們認為政府與他們有契約行為，但問題是：當國家負債累累時，國家讓公僕富有的條件還存在嗎？同時他們要求政府履行承諾，那他們履行了什麼承諾？全世界有只是一方承諾另方受益的契約嗎？歸根結柢一句話：「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公僕們不是民營企業員工，沒有條件跳脫其他納稅百姓，只想自己利益。

「不義而富且貴」的公僕們.

作者：孫慶餘2013•1•09


當考試院為拯救國家財政而大聲疾呼公務員福利暨退休制度改革時，行政院卻繼續維護黑官漂白及國營事業不當福利。無獨有偶，立院刪除部分國營事業績效奬金（約佔全部獎金4分之1），被刪者也憤憤不平，揚言罷工、上街，彷彿刪的是養家餬口的活命錢，而不是不當福利。行政院高官及這些在職、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反應，讓人想到「與虎謀皮」這句成語，想到孔子說的「不義而富且貴」。

國民黨是標榜儒家思想立國的黨，同時又是軍公教人員的黨。做為軍公教黨，國民黨為自家人通過優渥無比的在職及退休福利，國民黨也以「鈔票換選票」，擁有超大基本盤。但國民黨忘了，它的鈔票是人民納稅錢，不是黨產。當非公務體系的就業人口有3百多萬人月領2、3萬，而全國今年有48%人沒有年終獎金時，全無績效及談不上績效（公營事業沒有競爭，談績效無異指「剝削人民有功」）的公僕們仍得年領3、40萬元年終，這等於政府「率獸食人」，儒家思想立國到哪裡去了？

軍公（包括公營事業）教的不當福利，不只涉及退撫基金及國家財政破產，更涉及制度性製造所得不公。孔子說：「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意思是國家貧窮還不是大患，制度性分配不公才是大患，分配若公平，得少的就不會嫌少，分配不公平，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傾覆。兩千多年來，這個思想主宰中國歷朝興滅，屢試不爽。設若軍公教薪水是一般勞工好幾倍，年終獎金比半數勞工一年所得還多，退休後其他福利更是肥滋滋，社會不平之聲沸反盈天，國家能免於動亂傾覆嗎？

同樣是儒家社會，日本及新加坡公務員「共體時艱」，減薪10餘%到4、50%不等，沒有聽到造反之聲，以浪費公帑（最會貴買賤賣、追加預算、蓋蚊子館）著稱的台灣公僕卻氣勢洶洶。儒家主張的「百姓足，君（公僕）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公僕）孰與足？」在台灣居然倒過來了，人民可以飢欲死，公僕就是要「飽欲死」。

羅爾斯＜正義論＞的正義標準是「所有制度安排必須最有利於少數處於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如此社會才能確保全體公民公平實現基本權利。而馬政府的油電雙漲卻是將虧損轉嫁弱勢的一般民眾，二代健保補充費也對兼差而無正職（只靠微薄利息、獎金及不定收入）的弱勢者衝擊最大，二者皆未考慮社會正義問題。

如今當吃到飽餐廳充斥軍公教退休座上客，歐美及中國大陸一省一省分次旅遊也儘多這些人，台灣聞名風景區更有所謂「18%道路」，這些錢多到花不完的人，難道不該想想即將破產的國家財政及每人上百萬的國債負擔、想想他們與非公職階層收入的巨大落差嗎？亞里斯多德提倡「矯正的正義」，對不公正的分配結果進行矯正。如果台灣連「矯正的正義」也沒有，那就只能剩下「不義而富且貴」當道了。

台灣準備面對「中國因素」.

 作者：孫慶餘 12.21.12



從年初的總統大選到年尾的媒體購買事件，都看到台資企業紛紛擾擾，有人因此稱2012年是中國因素元年。其實一個國家崛起富強，向周邊乃至全世界輻射影響力，本是有機生命常態，無論保羅甘迺迪＜強權的興衰＞或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都點出大國向外擴張發展的同一命運，兩種論調差別只在「擴張過度必然盛極而衰」及「如何長保強盛不衰」而已。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必將持續加劇，台灣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事實上，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正面或負面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緩步走向民主法治社會，這是台灣人必須歡迎的正面因素。因為台灣無法自外於中國發展，中國好的或壞的發展，台灣都首當其衝。特別在兩岸民間往來已出現虹吸效應下，台灣更不能期待中國因素不及於台灣政治或其他。

舉例說，十幾年前，中共尚須以導彈介入台灣選舉，現在武力威嚇落伍了，大陸台商台企發揮的作用更大，百萬以上經濟選民更成為總統大選的決勝因素。也就是這個中國因素，讓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在總統一役上敗北；即使馬英九做得再差，未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仍比民進黨贏面大。

同時，也正是這個中國因素，使中國最新護照納入台灣景點，並使海協會宣稱台灣陸委會及海基會的抗議「不成立」。因為根據一中各表原則，台方既可把大陸列入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台方之表），中方自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納入台灣地圖及台灣景點（中方之表），治權分立並無礙於主權共有。

關鍵正在這裡，主權之爭是無效也無意義的，台灣更該擔心的是負面的中國因素。既然中華民國從1949年後在台灣繼續存在，且已實施民主（主權在民），法治雖遭詬病，卻非中國的人治及黨治可比。如果中國只想在杭廷頓所說的「市場共產主義」下統一台灣，不承認西方的民主普世主義（堅持東西方文化發展及國情不同），利用「以民逼官」「以商逼政」方式，逐次深入影響台灣，包括改變台灣的言論自由生態，那將是「自由」生死交關的時刻，對已經成為自由民的台灣人是一場大災難。

福山在蘇東波巨變後提出「歷史終結論」，引用康德的話，重申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人類自由，一部普遍世界史就是說服全人類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但中共專家學者卻不斷否定該一說法，還提出天下主義或天朝主義的另一說法，有意將古代中國的封貢制度重新施行於東亞。

所謂封貢制度，就是你朝貢我、我冊封你（某一特定人士）的宗主國與被保護國關係，由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也是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充滿封建專制色彩，獨缺民主普世主義及聯合國式平等。如果這個負面中國因素會施加於香港，它也可能會如法炮製於台灣，台灣人要注意了。

悲觀主義與世界末日預言

 作者：孫慶餘 2012.12.21


媒體與網路炒作出來的瑪雅世界末日預言沒有應驗，人類又安渡了另一次「末日危機」。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閙劇。瑪雅曆法連自己㓕亡於西班牙帝國都不能預測，怎會有能力預言世界末日？即使有能力，當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只及於中美洲一隅，類似中國古代＜山海經＞的世界觀。

在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沒有打破地球中心說前，人類都活在有限的小世界中，世界末日不過是小世界的末日而已。小世界末日的預言會擴大為全球事件，讓全球各地受到驚擾，全部拜資訊全球化之賜。與以往傳播世界末日的主角多為宗教人士不同，這次瑪雅預言的傳播者主要是網路及媒體，網路謠言的影響及驚悚度也更大，以致連美國NASA都不得不公開闢謠，台灣天文學者也集體加以駁斥。

世界末日說由來久矣。巴斯卡說「人像脆弱的蘆葦，卻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做為一種對宇宙力量既恐懼又無助的生命，毀滅及末日無時不在腦海中。樂觀的人看到進步、永生，悲觀的人看到衰敗、毀滅。宗教是末日說最有力的提倡者，預言末日的不可避免，但也提供救贖的途徑：「天國近了，你要悔改」，地上的天國將誕生於大毀滅大審判之後。把最悲慘的人類末日轉化為最幸福的千禧年，這是宗教空前偉大的辯証發明。

有趣的是，宗教末日說似乎都來自同一源頭，基督教、回教上溯到猶太教，猶太教又上溯到波斯拜火教。瑣羅亞斯德（即尼采推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神魔二元、善惡兩種力量最終對決、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天堂與地獄等思想，皆為各種宗教承襲。

非宗教末日說同樣預言末日來到前，出現各種異象、亂象（天災、地變、人禍），繼之是可怕的毀滅，但救贖不在宗教，而在人類自己，如上天會降生聖人、超人，拯救將毀滅的世界、重建已毀滅的世界。這種非宗教末日說大都把人類最美好的黃金時代設定在上古，如中國三皇五帝的大同世界，如古希臘的金銀銅鐵時代分期，人類是處境越來越差，最後趨於衰敗毀滅。

而面臨毀滅的人類，最佳境況是「由剝而復」，展開世界另一波循環。循環論也是非宗教界的偉大辯證發明，仿效四時日夜的循環。例如中國鄒衍的五德（行）終始說，金木水火土依序生尅；希臘柏拉圖的城邦周期演進說，政體按君主、僭主、貴族、寡頭、民主、暴民、君主而循環，周而復始。

與末日說或循環說截然不同的是十七世紀的文明進步說，强調科學、理性、樂觀。到十六世紀為止，所有末日說的救贖必須在大毀滅後開始，暴力是舊終點及新起點的命定手段。十七世紀起卻相信科學及理性可以扭轉這種毀滅及循環，人類可以進入另一種向上（演化）途徑。可惜從馬克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必亡論到尼采、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沒落論，又重新喚醒了人類對宇宙力量或歷史力量的恐懼與無助。悲觀主義再度蔓延，而且是廿世紀到廿一世紀大合奏中的主旋律。

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壞事是壞事，好事也是壞事，全球暖化、生態災難、氣候失常、民主失衡、經濟失調、人心不古，都是末日徵象，一切顯示現代社會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連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瀕危的地球＞、＜不願面對的真相＞，都預言文明毀滅，更別說整個廿世紀後半期，以「危機」為名的著作無不大賣特賣了。

世界末日預言隨悲觀主義而盛行，雖然讓人害怕沮喪，但包括這次瑪雅曆法鬧劇，都可以視同＜聖經＞中先知的預言，或風暴來臨前風雨燕的鳴叫，其效用在促成人類永恆的警醒，有如卡繆＜瘟疫＞一書在全城倖脫末日刼難後的警語：威脅人類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桿菌永不死㓕。

馬英九與國家領導力衰敗.

 2012/12/19 作者：孫慶餘


馬總統接受電台專訪，把油電雙漲的失敗責任推給兩大公營事業；又說夫人周美青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談到漸進式終結18%，他刻意模稜兩可，說「在大方向上一定要處理，但具體方式上還有討論空間」。馬的軟弱及卸責，再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對正確的、具歷史高度的事憂讒畏議、躊躇不前；對錯誤的、必然禍延全民的事軽動躁進，出事後又諉過於人。這種領導風格對領導力的傷害莫此為甚。

彼得杜拉克定義領導是一種責任、領導者是擁有追隨者的人、有效領導者是擁有能正確做事團隊的人。馬英九把所有決策及用人錯誤諉過國際因素、前政府因素，無法諉過外界時則諉過陳冲、政府團隊、劉憶如、吳伯雄等，如今又諉過層級更低的公營事業，他如何會有追隨者？同時他不斷諉過他人，逃避杜魯門的「責任止於此處」，效法老子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他如何可能有領導？

既無領導又無追隨者，剩下的將是一批同質性極高的「大小馬英九」，整天挖空心思要讓人民日子更難過。如此無效領導，國家領導力如何會不迅速衰敗？

很難想像一個國家領導人整天在做微觀管理，跳過行政院、經濟部，歸咎公營事業；跳過教育部，指示學校要蓋多少游泳池。這些都是杜拉克認為國家領導人不該做的事，該做的是「只有總統必須對政府行為負起全責。一個有效能的總統在抗拒微觀管理誘惑時，必須確保政府所有事務受到妥善處理。因此他需要一個訓練有素的團隊，承擔各領域責任。」結果馬英九是反其道而行之。

但即使是微觀管理，馬都不能勝任。馬被獨派嗆聲、丟鞋子，當天成為全國熱點新聞，馬竟說他是看到晚報報導才知此事。這是非常不恰當的答覆，若非言不由衷，就是後知後覺。他每天有國安日報巨細靡遺呈閱大小事件，他竟說夫人對社會脈動的掌握比他精準。他是在譏笑國安人員的不盡責？還是譏笑自己的不用功？難怪他脫離民意及常識越來越遠。

他對18%的模稜兩可，更使民眾懷疑，他無意終結這個國家財政的沈重包袱，對逃無可逃的軍公教勞退保破產危機無動於衷，準備推卸給下一任總統。

尼克森的＜領導者＞一書提供我們成功與失敗領袖的活生生例子。「領袖既要有說服力，又要有感動力，能說服人民，也能感動人民。人民會愛戴也會憎恨偉大的領袖，但很少會對他無感。」「偉大的事變造就偉大的領袖。動蕩的年代既造就最優秀人物，也產生最低劣人物。」年金改革及政府改造對台灣都是偉大事變、偉大轉型，台灣卻看不到偉大領袖，看不到愛戴或憎恨，只看到人民對政治領袖冷到極點的無感及國家領導力無可奈何的衰敗。